名校旁水溝驚現碎尸，蔣介石追問進展，警方因石灰和狗毛誤抓四人

1996年發生的南京“1?19”碎尸案（即南大碎尸案），之所以在幾十年后依然令人背脊發涼、印象深刻，很大程度上在于尸體最后被呈現出的極端狀態。當時年僅20歲的受害人刁愛青的尸體被極其殘忍地切割成2000塊以上，并連同內臟、骨骼、衣物等分開包裝，拋至南京市區八個以上的地點。

當我們把目光從1996年的南京，推移回1961年的臺北，我們會發現一起驚人相似的恐怖案件。受害人同為年輕女性，拋尸地同樣緊鄰知名學府，死后同樣被分尸，但頭顱完整。這起案件便是當年轟動全臺灣的“瑠公圳分尸案”，也是戰后臺灣的第一起女性分尸案。

（1960年代臺北車站前方街景）

在1996年的南大碎尸案發生的若干年后，隨著互聯網的普及，這起駭人聽聞的懸案在網絡上迅速傳播。當年火熱的天涯論壇、百度貼吧等網絡社區關于此案的討論帖，隨便一個就高達上千頁。但海量的信息中充斥了太多罔顧事實的揣測和假“知情人”的爆料，以訛傳訛，嚴重干擾了公眾對案情的認知。

而在1961年的臺灣，雖然沒有互聯網，但各大報紙的瘋狂報道同樣制造了令人窒息的輿論亂象。在《聯合報》等媒體的連番轟炸下，這場命案變成了全臺灣民眾討論的話題。為了搶奪新聞版面，記者們將辦案過程寫得猶如偵探小說般精彩，甚至靠“編”來博取眼球。

這種捕風捉影的瘋狂報道產生了嚴重的后果，幾名無辜人士被牽涉其中。

這兩起案件還有一個不可思議的巧合，分尸的包裹袋中都發現了寵物毛發。南大碎尸案中發現了貓毛，而瑠公圳分尸案的包裹中則發現了狗毛，并因此草率地認定了嫌疑人。

南大碎尸案至今已經30年，尚未找到真兇。但幸好1961年的臺北“瑠公圳分尸案”最終真相大白，真兇伏誅。

現在，就讓我們回到1961年的那條名為“堀川”的臭水溝旁，重新審視那個被層層包裹的沉重謎團。

一、“堀川”下的包裹

1960年代的臺北新生南路是一片階層反差極大的地帶。當時的街道干道中央或一側，橫亙著一條巨大的露天明溝。它是日據時期開鑿的“特一號大排水溝”，俗稱“堀川”，但當時的臺北人習慣將這些露天排水溝通稱為清代時挖掘的灌溉水渠“瑠公圳”。

溝渠兩岸曾植有垂柳，水面上橫跨著簡易的木橋與水泥橋。高等學府臺灣大學，就在新生南路的“堀川”旁。

（瑠公圳（堀川）上蓋前的新生北路陸橋）

隨著戰后人口激增，龐大的眷村與棚戶區占據了溝渠兩岸。因為官方眷村不足以安置1949年后涌入的大量軍民，無數老兵與貧民只能用鐵皮和木板在兩岸搭蓋起密集的違建房，形成了擁擠潮濕的棚戶區。這條原本用于防洪排水的明溝逐漸被生活污水填滿，水質日益渾濁惡化。

于是，“堀川”兩岸不僅匯聚著多所名校，更是充斥著錯綜復雜的不同階級的居住地：一側是有著統一紅木門與竹籬笆的軍方眷村，另一側則是密密麻麻、終年不見陽光的貧民與勞工違建戶。

1961年2月26日的夜晚，春寒料峭。晚上9點多鐘，四名陸軍兵工學校的學生——趙德奎、馮國豐、羅琪和楊金池，正沿著新生南路那條被誤稱為“瑠公圳”的“堀川”邊散步。

在昏黃的路燈下，趙德奎不經意間瞥向水溝，發現一個體積龐大的灰白色包裹擱淺在水泥小橋的水閘邊。

出于好奇，趙德奎下到溝渠中，試圖將包裹撈上岸。然而，這個看似普通的包裹卻異常沉重，身強力壯的趙德奎竟無法輕易將其拖動。

就在此時，巡邏警員梁迪端恰好路過此地。在梁警員的協助下，幾名年輕力壯的軍校生合力才將這個沉重的包裹抬上岸。

包裹被密封得極為嚴實。最外層是一張草席，上面用鐵絲和麻繩緊緊捆扎。在梁迪端的指揮下，趙德奎掏出隨身的小刀割斷了繩索，揭開草席。草席內部，是一個用灰色棉毯包裹的物件；剝去棉毯，是一層白布；再去掉白布，里面還有一層防潮的油紙。

當最后一層油紙被揭開時，一股刺鼻的異味撲面而來，伴隨著一撮女性的長發，映入眼簾的赫然是一具年輕女性的頭顱與上半身（頭顱、軀干及右臂部分）。

突如其來的駭人景象讓在場的幾人不由自主地驚呼出聲，其中一名軍校生甚至因極度的視覺沖擊和氣味差點暈厥。驚恐的叫聲迅速引來了附近的夜歸路人圍觀。經驗豐富的梁警員當機立斷，指示這四名學生立刻前往最近的第四分局報案，自己則留在原地，在夜色中竭力維持現場秩序，阻擋越聚越多的人群破壞物證。

案件的嚴重性立刻引起了警方高層的重視。當晚，臺灣省警務處刑事警察大隊（相當于現在的臺灣刑事警察局）的大批刑偵警員迅速趕赴現場，其中就有后來被譽為“臺灣法醫之父”的楊日松。

晚上10點左右，警方在水閘的左側溝邊又起獲了另一個同樣被草席和白布層層包裹的重物，里面裝的是受害女性的胳膊和下半身（左臂、雙腿）。至此，一具被殘忍切割為六大塊的女性遺體全部被找到。

當天凌晨，尸塊被火速運送至驗尸房，由法醫楊日松連夜展開解剖與拼湊工作。經過一個半小時的細致檢驗，一份初步的驗尸報告勾勒出了受害者的基本輪廓：

“尸體皮膚白嫩，相貌清秀，身高約165公分，年齡約廿五、六歲，為一女性。 死者胃中殘留有泡菜、茶葉、蘿卜、蕃茄之類的蔬菜 ，腹中懷有四個月大的男胎。從脖子的傷痕及嘴部積血可以驗出，死者曾被勒住脖子。死亡時間大概在吃飯不久，距離發現尸包不會超過三天。 入水浸泡的時間，不會超過九小時。”

“這兩只尸包是用草席、大張油皮紙、灰色棉毯、國豐牌面粉袋、蚊帳、白色被單等物包扎；尸體上身穿斯麥脫棉毛衣，下身赤裸，在切斷處敷有大量石灰、棉絮、稻草，兇手的用意是拿來止血，防止血水滲出，其中還夾有一片尤加利葉子，稻草里雜有狗毛。”

盡管現場遺留了大量的包裝物，但包裹中以及受害人的尸身上卻找不到任何能夠直接證明其身份的線索。她沒有涂抹指甲油，發型普通，衣著樸素，從外觀判斷，可能是一位出身中下階層的婦女。

二、媒體狂潮與三輪車夫的線索

案發次日，即1961年2月27日，這起駭人聽聞的命案便登上了《聯合報》的大版面。由于記者誤將案發地“堀川”當成了“瑠公圳”，這起案件自此被社會各界冠以“瑠公圳分尸案”的名稱，并迅速發酵為全臺灣民眾茶余飯后的核心話題。

各家民營報紙為了搶占新聞市場，紛紛派出精銳記者前往命案現場和警局，展開了前所未有的新聞追逐戰。即便是必須遵從黨意、以正面報道為主的黨營媒體《中央日報》，也不得不屈從于龐大的市場需求和民意，跟進報道這起極其血腥的刑事案件。

在當時的臺灣，新聞自由受到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四組（文工會前身）的嚴格管控。通常情況下，為了維護社會“和諧”與政權安定，此類充滿負能量的社會新聞會受到嚴格的限制和審查。然而，面對這場分尸案的輿論狂潮，第四組卻罕見地選擇了放任。

據傳，這種異樣的“報道自由”背后有著高層的關注，蔣介石對案情極感興趣，經常詢問辦案進度，高層的這種心態變相為媒體松了綁。

（報道此案的記者）

1961年2月27日上午，警方面對這起極其惡劣、全島矚目的命案，投入了空前的偵查力量。臺灣省警務處刑事警察大隊立即成立了由多部門組成的高規格專案組，由省警務處刑事科長馮文堯與刑警大隊隊長王魯翹（曾經是國民黨軍統王牌殺手，千里追殺過汪精衛未遂）領導。

（王魯翹）

專案組兵分兩路：一部分警員前往崛川，在拋尸水域的上下游繼續尋找線索。他們溯流而上，到達崛川的源頭新店溪，再從新店溪順流而下，一路搜索到拋尸處，試圖尋找第一案發現場，但沒有發現新的線索。

另一隊人馬則致力于查清受害者身份，通知臺北以及附近各個轄區，清查戶口，核查是否有符合受害者年齡及特征的失蹤女性。

通過對近日水流量的分析，警方排除了尸包從上游漂流而下的可能性，認定兇手拋尸的確切地點就在附近，即新生南路三段的發現尸體點和臺大之間。事后證明，警方的這個推斷是正確的。

擺在專案組面前最大的難題，是受害者的身份無從知曉。2月28日，警方在報紙上刊出了死者頭部及上半身的照片，以及部分裹尸體材料的特征，呼吁民眾提供線索。當晚8點，警方更是將女尸殘肢及包裹物拍成彩色幻燈片，在臺灣大學校門前的廣場上露天放映，希望借由民眾指認來確定死者身份。3月1日，專案組開始大量印發印有死者各項特征的尋人專刊。

隨著幻燈片的放映和照片的刊登，大量的報案電話從全臺各地涌入刑警大隊，無數聲稱妻子離家、女兒失蹤的家屬紛紛前來認尸。這起命案意外地揭開了當時社會潛藏的陰暗面，暴露了眾多婦女失蹤的現實問題。然而，盡管認尸者絡繹不絕，專案組卻始終無法確定死者身份。

就在偵查陷入僵局、社會輿論持續沸騰之際，一條關鍵線索浮出水面。3月1日，當刑警大隊隊長王魯翹正就此案召開專案會議時，一位名叫林萬而的30歲三輪車夫匆匆趕來報案。

林萬而向警方表示，自己在臺大門口廣場觀看了警方放映的幻燈片后，對裹尸用的草席和白布感到十分眼熟。他回憶起2月26日傍晚時分的一段經歷。當時，他正踩著三輪車經過和平東路二段107巷口，被一名操著外省口音的男子攔下。該男子雇傭他將兩個大包裹（一個用草席包著，另一個用白布巾裹著），運往臺大后門的瑠公圳附近。

（三輪車夫林萬而）

林萬而清楚地記得，那名男子帶著的包裹異常沉重。他感覺自己雖然只載了一名乘客，卻仿佛有兩個人的重量。

抵達新生南路三段臺大側門附近后，男子要求他將車停在靠近水溝的地方，隨后自行將兩個沉重的包裹搬下車，并嚴厲拒絕了林萬而幫忙搬運的舉動，付錢后便立即催促他離開。

林萬而提供的線索讓專案組精神大振。警方隨即拿出當時包裹尸體的草席和白布讓其指認，林萬而果斷確認這正是那名乘客攜帶的物品外包裝。

為了確保信息的準確性，王魯翹不僅仔細聆聽了林萬而的講述，還安排警官扮作乘客，將當晚的情景進行了現場重演。

（包裹尸體的草席和白布）

根據林萬而的記憶，嫌疑人上車的確切地點位于和平東路二段107巷，巷口有一根木制電線桿和一盞昏暗的小路燈。至此，警方終于確定了疑似拋尸者的活動軌跡，偵查的矛頭開始直指和平東路二段的這片巷弄。

（60年代臺北街景，當時有很多三輪車夫）

三、一號兇宅

警方開始籌備和平東路二段的搜索工作，并調查該區域的人員戶籍情況。為了避免走漏風聲驚動守候的記者，加上3月1日當晚正值元宵節，街頭人多眼雜，專案組決定將搜索行動暫緩至深夜。3月2日凌晨一點，在王魯翹的指令下，大批警員開始仔細搜查和平東路二段周圍巷弄的房舍，尋找命案現場的蹤跡。警方很快就鎖定了107巷35弄1號的民宅。

在這處民宅內，警方有了看似重大的發現：房屋內的墻壁上有隱約被石灰涂抹過的痕跡，水泥地上殘留著不明污點，前院還遺落了一截帶有黑色污痕、疑似殘留血跡的斷繩，其材質與捆綁尸塊的繩索極為相似。

當時屋內居住的是一對剛剛搬入僅兩天（2月28日搬入）的李姓夫婦，面對警方的突擊搜查和這些所謂的“物證”，兩人驚恐萬分。通過對夫婦倆的盤問，警方得知這棟房屋是由一位名叫吳武英的32歲福建籍男子轉租給他們的，吳武英一家現在居住在永康街（距離和平東路二段107巷只有1.3公里，步行20分鐘可達）。

警方立即趕往永康街。在深夜被驚醒的吳武英同樣驚恐萬分、茫然失措。據他說，他和妻子新婚不久，在三個月前，以一年6500元的價格租下107巷的房屋。因他們夫妻二人白天皆需上班，所以岳母會在白天前來看家。后來，岳母出現健康原因，無法再看管，于是夫妻倆便搬回岳母住的永康街家中，107巷的房屋空置，所以他在不久前轉租給了李姓夫婦。

警方沒有采信吳武英的話，而是迅速將107巷住宅認定為殺人分尸的犯罪現場，稱其為“一號兇宅”，并將吳武英連夜帶回審訊。

審訊后的專案組認定吳武英涉案，將他列為重大嫌疑人，他們認為吳武英有三個可疑之處：首先，吳武英將房屋空置了三個月，有可能是預謀將其作為犯罪現場，并且屋內發現了疑似血跡和斷繩；

其次，附近居民證實吳武英在2月26日中午曾逗留于此屋內，且其妻證實他當晚并沒有住在永康街的家中，這在警方看來恰好契合了傍晚七點三輪車夫搭載疑兇的時間線；

最后，當專案組向吳武英出示女尸照片時，其“臉色頗不正常”，警方以此斷定這是其犯案后心虛的表現。

吳武英在審訊中堅決否認與分尸案有任何牽連，面對警方的一再逼問，他始終表示一無所知。據警方之后的調查，和吳武英密切接觸的年輕女性也似乎只有他的新婚妻子，而她無疑還好好地活著。總之，除了幾處模糊的污跡以及幾乎每家都有的麻繩外，并沒有證據將身形瘦小的吳武英與命案直接聯系起來。

此外，最關鍵的目擊證人林萬而在進行嫌疑人指認時，也表示當晚天色昏暗，無法確認吳武英就是那名雇車的乘客。在被關押審查了三天之后，警方最終確定吳武英并非兇手，只得將其以交保候傳的身份釋放，但他依然被限制離開住所。

重獲自由的吳武英身心俱疲，在跨進家門前依風俗吃下鴨蛋、砍斷稻草解厄后，終于情緒崩潰，沖進房內痛哭失聲。他對采訪的記者悲嘆，這場無妄之災幾乎毀了他的前途。在這期間，警方為了掩護偵查方向，阻止記者與吳武英接觸；而在缺乏真實信息的情況下，媒體記者為了填補版面，完全依靠臆測，將辦案過程描寫得如同親眼目睹的偵探小說一般，進一步推高了輿論的狂熱。

（吃鴨蛋的吳武英）

四、柳宅

在吳武英這條線索被證明是死胡同后，專案組不得不重新審視林萬而的證詞。為了確認證詞的可靠性，警方將林萬而帶回和平東路現場重新指認，林萬而對嫌疑人上車的地點依然非常篤定。

面對107巷至安東街409巷一帶錯綜復雜的違章建筑和迂回巷弄，專案組改變了偵查思路，他們決定進行一次物理模擬實驗：以林萬而供述的乘車點為中心，提著與沉重尸塊等重的物品，測試在兩分鐘（林萬而等待乘客搬運包裹的時間）內能夠步行的最遠距離。

（107巷）

順著這個模擬的步行范圍，警方注意到了107巷末端的一片竹籬笆。這片竹籬笆與之前認定的“一號兇宅”相連，連接處還有一個可以讓人通過的缺口。并且此時，警方雖然基本排除了吳武英的嫌疑，但是由于可疑污跡和麻繩的原因，還是認定“一號兇宅”為案發現場，真兇必定是居住在“一號兇宅”附近的住戶之一。隨后，警方還在竹籬笆后面的公共廁所附近，搜查到了一些可疑的女性衣物。

于是，所有的線索、模擬路徑和地理位置，最終都指向了竹籬笆后方的那處宅邸——和平東村17號宅。當專案組查明這處住宅主人的身份時，案件的性質似乎發生了劇變：這棟宅邸的男主人并非尋常百姓，而是在抗日戰爭中立下赫赫戰功，中華民國空軍官方認可擊落敵機架數最高的王牌飛行員——空軍少將柳哲生。

（柳哲生）

由于柳哲生的特殊身份，專案組沒有貿然行事，辦案人員先行裝扮成電力公司工人潛入柳宅探勘。辦案人員發現柳宅內恰好飼養了一只大狗和數只小狗，這似乎就對應著法醫在包裹尸塊的草席中發現的幾根顏色各異的狗毛。此外，警方又打聽到柳家的男性仆人近期交了女友，便主觀揣測受害人可能就是這名女子。

盡管這些推論在缺乏證據支撐的情況下顯得極為脆弱，但在社會與高層急于破案的巨大壓力下，專案組將其視為突破口。

3月6日清晨5點40分左右，王魯翹會同軍法檢察官、司法檢察官等大批辦案人員，帶著搜索票突擊了位于和平東路107巷附近的柳宅。在睡夢中被驚醒的柳哲生面對警方的突然搜查，十分冷靜，從容地打開了家門。

搜查過程中，處于高度緊張與亢奮狀態的辦案人員，將屋內許多尋常的日用品都視作了“重大嫌疑物證”。他們在院內的狗窩里搜集了沾有狗毛和排泄物的稻草，在男傭房間翻出了粉紅色的女性內褲、束腹帶、旗袍及木屐，又在廚房和院落里找到了面粉袋、石灰、麻繩。另外，一棵尤加利樹也赫然屹立在庭院中（上文說過，尸體包裹袋中有尤加利的樹葉）。

（柳宅內的搜查）

隨后，警方又接到五金行和文具店老板的線報，稱曾有外省口音的男子購買石灰和四大張油皮紙；在隨后的指認環節中，這兩名老板錯誤地將柳家的司機陳世有認作了買主。

基于這些碎片化且草率的線索，警方當即將柳哲生的舊部李家僖、司機陳世有和廚工劉子玉三名男仆全部帶回審訊。

柳家男仆被帶走的消息一經傳出，立刻引發了媒體的狂歡與輿論的失控。各家報紙為了爭奪銷量，開始毫無底線地捕風捉影。有媒體在頭版大標題中公然暗示廚工劉子玉已經招供，繪聲繪色地描述這是一起因嫉妒引發、受人教唆的謀殺案。

社會上的謠言更是甚囂塵上，甚至流傳出一個極具戲劇性的故事版本：死者是柳家的女傭，因與男主人發生感情并懷有身孕，最終被嫉妒的女主人指使心腹殺害并分尸。臺北街頭甚至出現了一幅極具侮辱性的漫畫，畫中一名身穿軍裝的男子與妻子對一旁的女性指手畫腳，命令手下將其分尸，以此暗諷柳哲生夫婦就是幕后真兇。

大批刑警和記者日夜包圍柳宅，試圖探聽虛實。柳夫人雖然在應對記者時強作鎮定，但內心深感驚悸與不安。柳家的孩子們更是被殘忍的流言和進進出出的陌生人嚇得夜不能寐，甚至不敢前往學校上學，迫使柳哲生禁止孩子們閱讀報紙。

（柳哲生夫婦青年照）

這起因警方草率辦案和媒體推波助瀾而引發的鬧劇，不僅嚴重干擾了正常的偵查方向，最終也迫使柳哲生黯然提前退役。

五、物證疑云

雖然從柳家逮捕了三名嫌犯，但從柳家找到的物證卻疑點重重。一度被視為破案關鍵的狗毛，在法醫專家的顯微鏡下經過了清洗、脫色、染色與切片等復雜檢驗程序后，最終證實其顏色和特征，與柳家飼養的犬只并不相符。

盡管在柳宅仆人房搜獲的女性衣物上驗出了與死者相同的A型血跡，但這在缺乏核心證據的支撐下，依然無法構成完整的證據鏈。警方試圖從三名男下屬口中獲取破案線索的努力毫無進展，除了新聞報道，他們明顯對分尸案一無所知。專案組最初的判斷開始動搖。

（柳哲生夫婦祭奠死者）

到了三月上旬，眼看分尸案案發已經近十天了，卻連一點可靠的線索都沒有。之前所謂的“發現”一一地被推翻，辦案人員急得如同熱鍋上的螞蟻，只能回到案件最開始的核心問題：死者到底是誰？

到目前為止，這仍然是一件解不開的謎。雖然好幾次認尸中，家屬都言之鑿鑿地肯定是自己的家人，但結果都被排除了。

那具被法醫縫合回人形的殘骸，長期浸泡在福爾馬林缸中，隨著藥水日益渾濁，其面部特征越來越難以辨認。十多天來，全臺灣各地焦心的家屬跋山涉水前來認尸，解剖室接待了無數的探視者，卻無一人能給出確切的答案。此時，美國中情局派駐臺灣的克萊恩上尉主動表達協助意愿，蔣中正的日本軍事顧問白團總教官白鴻亮，也協助將物證送日本化驗，結果還是白忙了一場。

3月9日上午，幾名婦女在看過了死者的照片后，懷疑可能是認識的人，相約一起到省刑警大隊認尸。楊太太的一個小姐妹“阿妹”在2月末就不見了蹤影，楊太太在看到分尸案的照片后，就覺得死者有點像阿妹。她和與阿妹相熟的陳太太、李太太討論了此事，她們兩人也覺得死者的照片和阿妹相似，甚至李太太認定阿妹就是在分尸案那天失蹤的。

三人進入省刑警大隊后，雖然心里害怕，但在刑警的引導下還是仔細辨認了女尸。楊太太認為死者和阿妹有著相同的略粗的眉毛，但死者是短發，阿妹是長發。她們還一致認出死者那雙白細柔美的手也和阿妹相似。認完尸后，三人幾乎異口同聲向刑警答道：“除了少數地方之外，幾乎和阿妹一模一樣！”

但三人的指認并未引起警方重視，可能他們認為這幾名家庭婦女顯得并不完全肯定，便將她們草草打發了。

3月11日，專案組懸賞新臺幣兩萬元，尋找破案線索。

3月13日，因為負責偵破此案省刑警大隊的專案組將案情事無巨細地泄露給各大報社，記者在得到這些信息之后，加油添醋，甚至捏造情節進行報道，嚴重干擾了判案過程和社會輿論。于是，臺灣防務部門命令將案子移送到臺灣警備總司令部接辦。

新的專案組吸取教訓，保密起見，搬到位于北投區石牌的保一總隊，相關人員一律不準外出，門口也設了警衛看守，將任何非辦案人員一律擋在門外。

3月14日，新專案組將懸賞金額提高至新臺幣四萬元。

3月18日，為了查清死者身份的核心問題，專案組重新給出了巨額懸賞“凡能指證死者姓名、身份、關系等，提供線索，因而破案者，可以得到獎金新臺幣十萬元”。在1961年的臺灣，10萬元新臺幣絕非一般市井小民能夠擁有的財富。它足以讓一個普通家庭在臺北市買一棟很好的新屋定居，并過上極為優渥的生活。巨額懸賞下，提供線索的電話大量涌入，每日前來認尸的人也絡繹不絕。

除了巨額懸賞，專案組試圖從死者腹中的胎兒尋找突破口。他們檢驗了胎兒的血型，希望能借此反推生父即潛在嫌疑人的身份。更為關鍵的是，經過婦產科權威專家與法醫的聯合檢驗，警方最終確認了一項重要生理特征：受害人不僅年齡在25到30歲之間，而且生前曾有過生育史。這一發現終于為警方排查龐大的失蹤人口名單提供了一個相對精確的篩選條件。

雖然新專案組雙管齊下，希望解決尸體的身份之謎，但仍然徒勞無功，此時離案發已經近一個月。警方在絕望中，開始四處盲目出擊。他們曾在3月底盯上一對社會交往復雜的李姓夫婦，懷疑他們謀殺了丈夫的前女友，結果卻牽扯出一樁“匪諜”案，與分尸案毫無關聯。隨后，基隆一艘漁船上發生的船員槍殺船長案，也一度被媒體和警方懷疑是分尸案真兇意圖偷渡出海，最終亦被證明是無稽之談。遲遲等不到真相的公眾逐漸失去了耐心，報紙上關于命案的連載讀上去也顯得拖沓冗長。

六、水落石出

早在3月1日，警方在全臺灣發布大量印有死者照片的尋人專刊時，生活在嘉義的陳靜子就隱隱覺得這個面孔似曾相識，有點像自己的好姐妹陳富妹。等到一個多月都沒能聯系上陳富妹時，陳靜子的直覺告訴她，那個死去的女子可能真的就是陳富妹。

（陳富妹）

或許是因為不敢面對真相，也或許是出于對殘忍兇案的本能恐懼，陳靜子一度心生畏懼、不敢報警。直到她的另一位好友苗麗得知此事后，反復勸說并協助報警下，她才終于鼓起勇氣，從嘉義趕到臺北，在4月12日來到警局認尸。仔細辨認之下，陳靜子確定死者就是她的好友陳富妹。

根據陳靜子的指認，專案組立刻展開了深入的背景調查。他們發現，時年29歲的陳富妹以及她的居住地點、自2月24日后便音訊全無的失蹤時間點，與命案受害者的各項特征及案發時間線高度吻合。

為了做最終的確認，警方連夜南下嘉義找到陳富妹的親屬。隨后，陳母和陳富妹的妹妹在專案組人員的陪同下，強忍悲痛走進了陰冷刺鼻的解剖室，仔細端詳著福爾馬林缸中那張因久經浸泡而已然變形的面容，努力將其與記憶中的親人的五官（如八字眉、微凸的下顎等特征）拼湊比對。她們最終確認，死者正是陳富妹。

（陳母和妹妹認尸）

至此，無名女尸的身份終于大白于天下。

陳富妹，客家人，出生在1932年，家住在嘉義市芳草里，在家排行老大，下面有幾個弟妹，父親務農，但家庭條件尚可。陳富妹小學畢業后，不再上學，留在家中幫忙。十七歲時，她來到嘉義附近云林縣的一家幼兒園工作，也因此認識了在這里工作的陳靜子，兩人成為好友。

（陳富妹的嘉義老家）

1955年左右，陳富妹前往臺北謀生，兩人分別。1960年底，陳靜子來臺北旅游，在新生戲院看演出，散場時竟意外遇到了陳富妹，一別數年，兩人均分外驚喜。陳富妹當時告訴她，自己已經結了婚，且生了個小女孩，可是在1959年離婚了，現在在咖啡館、茶社做服務員。

之后，她們倆恢復了來往。從1960年底重逢，到1961年2月底陳富妹失蹤，陳靜子來臺北和陳富妹相聚過四次，陳富妹的身邊每次都有一位男子伴在左右。

陳富妹對陳靜子十分坦誠，她說自己雖然與前夫盧家祥已經辦理了離婚手續，但因為有女兒，兩人還保持著一種藕斷絲連的微妙同居狀態。與此同時，陳富妹結識了在防務部軍樂隊任職的已婚男子周君亮，也就是每次都陪伴在她左右的那名男子，并對其產生了強烈的感情。陳富妹還告訴陳靜子，自己懷上了周君亮的孩子，堅信對方會與妻子離婚并娶她為妻。

根據陳靜子的信息，專案組調查之后迅速排除了有明顯不在場證明的周君亮。另外，警方又找到3月9日那天前來認尸，并說死者和她們認識的“阿妹”十分相像的幾位太太，原來她們口中的“阿妹”也果真就是陳富妹。

幾位太太還說，陳富妹失蹤后，她的先生盧家祥也不見了。警方還發現盧家祥在陳富妹遇害后不久，曾經冒充陳富妹的名義給她的父母寫過一封辭別信，大意是自己最近要遠離家鄉，不方便聯系等等。

盧家祥比陳富妹大10歲，時年39歲，浙江寧波人。從大陸來臺灣后，曾在臺南的臺糖公司工作。離開臺糖公司后，開始經營小本生意，但以失敗告終。1960年夏，他在臺北市國際學舍餐廳部工作，之后餐廳部改組，他就離開了，之后估計是以打零工為業。據稱他給人的印象是“頭發稀疏，雙目斜視，臉孔呆板，一口寧波話，走起路來宛如女子。 ”

根據這些線索，警方確定，陳富妹的前夫盧家祥有著重大作案嫌疑。他們發現，盧家祥已經離開了臺北，回到了家鄉嘉義。

4月14日晚間，警方南下將盧家祥從嘉義押解至警備總部，一方面安排他辨認前妻的遺體，另一方面展開了密集的偵訊。面對警方的審問，盧家祥起初百般抵賴，甚至謊稱包裹尸體的毯子、白蚊帳等早就交給了前妻，自己家中并無這些物品。

（盧家祥歸案）

警方安排三輪車夫林萬而前來指證，這一次林萬而明確無誤地指證了盧家祥就是在2月26日傍晚帶著兩個大包裹前往崛川邊的人。接著，警方又向盧家祥展示了他們在他臺北的家中搜到的重要物證：其中有兩把用于分尸的菜刀，還有一件是他帶血的衣物。

在證據面前，盧家祥知道脫罪無望，向警方開了幾個條件，包括不做現場指證等等，才終于承認自己失手殺害陳富妹。

根據盧家祥的講述：1961年2月23日那天，陳富妹返回住處，向盧家祥明確表示自己要搬走，要去與周君亮共同生活。雖然兩人在法律上已無夫妻關系，但盧家祥依然強烈阻止她的離去。爭執中，盧家祥決定妥協，同意陳富妹搬走并將戶口遷出，但陳富妹隨后提出要帶走兩人的女兒，并試圖搶奪女兒戶口簿，這成為了壓垮盧家祥理智的最后一根稻草。

（陳富妹和女兒）

在激烈的肢體沖突中，又急又怒的陳富妹掐住了盧家祥的喉嚨。被徹底激怒的盧家祥隨即反擊，死死掐住陳富妹的頸部，直到陳富妹停止了呼吸，盧家祥的怒火才逐漸平息，取而代之的是極度的驚恐。面對逐漸發紫的遺體，盧家祥嘗試了各種搶救方法，但終究無力回天。

盧家祥聲稱，他是害怕年幼的女兒在自己被捕后，無人照顧，這才做出了毀尸滅跡的決定。他買來冥紙祭拜，向前妻的亡魂祈求原諒，隨后便著手將遺體殘忍地肢解為六大塊。雖然沒有毀壞面容，但他剪下了陳富妹的長發，這給之后的認尸的確也造成了困擾。

為了防止血水滲漏，他使用了石灰和稻草，并用被單、草席和油紙等家中物品將尸塊層層包裹。2月26日傍晚，他雇傭了三輪車夫林萬而，將這兩個沉重的包裹運至新生南路三段的堀川旁拋棄。

（犯罪現場室內和一部分證物）

而盧家祥與陳富妹當時的居住地，正是和平東路二段107巷36弄——這與三輪車夫林萬而最初向警方指認的嫌疑人上車地點完全一致。然而，由于盧家祥在殺害陳富妹后，迅速將其戶籍遷至桃園，導致警方在排查該巷弄的住戶背景時，完全忽略了這對曾經的夫妻。專案組雖然找對了案發的地理半徑，卻因為戶籍信息的偏差和先入為主的急躁，完美錯過了真正的案發現場，進而引發了后續對107巷35弄二房東吳武英以及空軍少將柳哲生一家的荒誕調查。

七、終章

隨著死者陳富妹的身份水落石出，真兇盧家祥被逮捕歸案并等待審判，這場喧鬧了將近兩個月的“瑠公圳分尸案”終于迎來了落幕的時刻。

殺害前妻并殘忍分尸的盧家祥最終被法院判處死刑。在審理過程中，盧家祥一直堅稱自己是向警方投案自首的，試圖以此換取減刑；但專案組方面則給出了截然不同的說法，堅稱盧家祥是在經過嚴格偵訊后才吐露了案情，因此不符合自首減刑的條件。一年后，隨著刑場上的一聲槍響，盧家祥伏法。

相較于兇手的伏誅，那些在警方草率辦案和媒體瘋狂炒作中被無辜牽連的普通人，卻再也無法找回原本平靜的生活。

直到真兇已經落網，劉子玉與司機陳世有才勉強獲得了不起訴處分書，而吳武英被限制住居的禁令甚至都沒有在第一時間被撤銷。被無辜羈押數十天的陳世有，憤懣之下，決定控告當初指認他購買包尸材料的文具店和建材行老板犯有偽證罪。然而，檢察官最終以證人只是提供可疑線索、不具備主觀惡意為由，對這些作出了錯誤指認的證人予以不起訴處分。

這些被輿論碾壓的小人物，在案件結束后便迅速被社會遺忘，再也沒有人關心他們后續的境遇。

身處社會高層的空軍少將柳哲生一家，同樣未能幸免于難。雖然案件真相大白讓他們徹底擺脫了命案的糾纏，但這場風波已然對他的軍旅生涯造成了不可逆的打擊。1963年，柳哲生黯然選擇提前退役，遠赴高雄經營“百樂乳品”（百樂雪糕），社會各界普遍認為，正是瑠公圳分尸案的無端牽連迫使他離開了軍界。

在調查過程中破綻百出、牽連無數的專案組，在案發后卻享受到了媒體與社會的極力頌揚。在官方舉辦的破案記者招待會上，參與調查的人員悉數出席，人人喜形于色。他們不僅在現場高聲暢談辦案經過，甚至還向公眾公開展示了從柳宅搜出的狗毛、繩索等曾經用來誣陷無辜者的所謂“證物”，以及受害人陳富妹的私人物品。

當時的媒體，尤其是此前推波助瀾的《聯合報》，更是長篇累牘地為警方的行動背書。報道中極力贊揚辦案人員采用了“科學的方法”搜集證據，甚至荒謬地稱頌警方在“保障人權”的原則下查證，強調警方對身居高位的柳哲生和身為平民的盧家祥“一視同仁”。媒體將警方的種種失誤包裝成了“樹立優良典范”的德政，全然無視了在缺乏確鑿證據前就恣意判定案發現場、隨意羈押民眾對無辜者造成的巨大傷害。

1961年轟動臺灣的瑠公圳分尸案，被改編成電影《搜查瑠公圳》，上周六上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