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遍青山人未老”——江西與長征

文/韓洪泉

今年是紅軍長征勝利90周年。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長征在我們黨、國家、軍隊發展史上具有十分偉大的意義，對中華民族歷史進程具有十分深遠的影響。”長征這條“地球的紅飄帶”，飄拂過幾萬里山河壯闊，跨越了九十載歲月滄桑，深刻串連起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踏平坎坷成大道”的復興之路，鏗鏘演奏出人類理想與奉獻、意志與勇氣的精神樂章。長征的厚重意蘊和獨特價值在于，她既書寫下一部壯麗史詩，彪炳史冊，震撼世界；也熔鑄起一座精神豐碑，巍峨屹立，永放光芒；又積淀為一脈紅色文化，流光溢彩，厚重深沉；更開辟出一條新長征路，引領中國，啟航未來。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長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長征路。新時代新征程上，講好長征故事，銘記長征歷史，賡續長征精神，建設長征文化，是我們責無旁貸的任務。2019年以來，中央作出建設國家文化公園的戰略部署，并逐步形成了以長城、大運河、長征、黃河、長江五大國家文化公園為主體的國家文化公園體系。近年來，長征沿線各省區市以長征國家文化公園建設為牽引，有力推動了長征文化建設日趨繁榮，切實發揮了長征文化在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和推進中國式現代化事業中的重要作用。
為紀念紅軍長征勝利90周年，本刊特推出“飛揚的紅飄帶”系列主題文章，從長征文化的維度對紅軍長征沿線（也是長征國家文化公園主體建設范圍）的15個省區市逐一進行考察，較為系統地梳理歷史源流、挖掘長征故事、觸摸文化脈絡、賞析經典成果、瞻望發展前景、提出對策建議，以期使讀者對長征文化的豐富蘊涵有一總體感知，并能對各地長征文化的建設實踐有所啟發助益，為新時代新征程上增強歷史主動、堅定文化自信、激發磅礴力量，以清醒頭腦、昂揚斗志和奮發精神在中國式現代化的新長征路上勇毅前行，提供文化滋養和學術支撐。
長征永遠在路上。作為一個重大事件的長征，早已定格于時間的軸線上，隱現于歷史的煙云中，但是比時間更持久的是精神，比歷史更厚重的是文化。長征正是如此。讓我們穿越歷史的煙山云水，去領略長征文化的博大與精彩，去感觸萬水千山的長征路上所譜就的美妙華章。

“東方欲曉，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風景這邊獨好。會昌城外高峰，顛連直接東溟。戰士指看南粵，更加郁郁蔥蔥。”1934年夏天，毛澤東與幾名戰士一起登上會昌城外的嵐山嶺，他眺望南方，思緒萬千，寫下了這首《清平樂·會昌》。1958年12月，毛澤東曾對這首詞寫下這樣的批注：“一九三四年，形勢危急，準備長征，心情又是郁悶的。這一首《清平樂》，如前面那首《菩薩蠻》一樣，表露了同一的心境。”事實上，從1931年11月贛南會議到1934年10月隨隊長征，他在整整三年間一直身處逆境之中，甚至在不短的時間里還被剝奪了工作的權利，“心情又是郁悶的”自然不難理解。1934年10月18日傍晚，毛澤東正是帶著這樣的心境正式踏上長征之路。數載青山踏遍，一朝十送別離，被迫離開“風景獨好”之地，也即將迎來“東方欲曉”之時，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的歷史也都將由此揭開新的篇章。

◆《清平樂·會昌》

一

江西是一片神奇的紅土地。這是一個位于我國東南部的內陸省份，因唐代設江南西道而得省名“江西”，因省內最大河流為贛江而得簡稱“贛”，又因省內有我國最大的淡水湖鄱陽湖而得別稱“贛鄱大地”。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這里曾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革命的重心，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所在地瑞金（又稱瑞京），也被稱為“紅都”。1934年10月，中共中央率領中央紅軍由此出發進行戰略轉移，江西也就成為中央紅軍長征最主要的出發地，并因而奠定了其在長征史上的重要地位。

我與江西的長征之緣遲至2024年才開始。2024年是中央紅軍長征出發90周年，下半年里我先后三次到江西參加學術會議，從而有機會零距離接觸這片向往已久的紅色土地，并獲得了長征文化研究中前所未有的真切體驗與豐富收獲。

第一次也是感受最深的一次，是10月到贛州于都參加2024年紅色基因傳承高端論壇。“十月里來秋風涼，中央紅軍遠征忙。星夜渡過于都河，古陂新田打勝仗。”這是陸定一和賈拓夫1935年10月在陜北吳起鎮合作完成的《長征歌》的第一段，以紀實的筆法描寫了中央紅軍從江西出發長征的歷史。會議第二天安排的現場學習，就是考察當年中央紅軍“星夜渡過于都河”的地方——中央紅軍長征集結出發地紀念園。90年前，中央紅軍主力部隊就是在貢水（即于都河）北岸完成集結，自10月17日起分別從于都、花橋、潭頭圩等渡口過河，開始了突圍轉戰的征程。在中央紅軍長征出發紀念館，大家跟隨講解員的解說認真觀看了主題展陳，聽取了感人至深的微黨課《總書記溫暖了她的一世離愁》。當天我們還參觀了位于縣城北門外的贛南省蘇維埃政府舊址暨長征前夕毛澤東同志舊居——何屋，這里與東門渡口一樣，都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中央紅軍長征出發地舊址所屬的主要文物點。

◆贛南省蘇維埃政府舊址暨長征前夕毛澤東同志舊居——何屋。

2024年11月和12月，我又先后到井岡山和贛州參加過兩次學術會議，不過由于時間匆忙，未及參觀和調研，都是在參加會議后即行返程。2025年11月，我利用再次到贛州參會的機會，就近到江西和福建進行了專題調研，其中在江西主要是到撫州的廣昌和贛州的瑞金進行了考察。

廣昌之行也是一次遲到的長征之行。2024年8月在廣昌召開的廣昌戰役與長征決策學術研討會，我曾作為獲獎論文作者受邀參會并作大會發言，但因故未能前往，心中一直抱撼。廣昌是中央蘇區的北大門，也是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的主要戰場之一，1934年廣昌保衛戰、高虎腦戰役先后在這里打響，對紅軍作出戰略轉移的決策具有重大影響。2025年11月22日，我來到長征國家文化公園廣昌段——甘竹鎮羅家村。村口以高大醒目的標識寫有“長征國家文化公園首站江西廣昌”14個大字，村中的公園主雕塑前則立有“中央紅軍長征故事從這里講起”13個大字，可謂開門見山、氣度不凡。由于時間關系，我這次沒有來得及到甘竹鎮羅家村以南約50公里的驛前鎮貫橋村考察（那里建有高虎腦紅軍烈士紀念碑和高虎腦戰役展覽館等），就匆忙趕往下一站了。

11月23日，我繼續前往瑞金考察。江西的瑞金、于都和福建的長汀、寧化，是中央紅軍長征的四個主要出發地，我因為去年已到過于都，所以這次特意來補上瑞金這一課。在瑞金，有廣為人知的長征第一山——云石山、長征第一站——麻地村、長征第一橋——武陽橋等，這也是我此行的主要目的地。

◆江西瑞金云石山革命舊址，云石山被稱為“長征第一山”。

大名鼎鼎的長征第一山云石山，在瑞金市以西約20公里。1934年7月至10月，為避敵機轟炸，原設在瑞金沙洲壩的各中央機關全部西遷至云石山、梅坑等地，其中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和人民委員會遷往云石山古寺，毛澤東、張聞天等領導人曾在這里辦公和住宿。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革軍委率領軍委第1、第2縱隊分別從云石山及周邊的田心、梅坑、九堡等地出發，開始進行戰略轉移，故而云石山就有了“長征第一山”的美譽。

云石山是長征國家文化公園瑞金段重點建設的區域，已建成中央紅軍長征決策和出發重點展示園。展示園內最醒目的建筑是一座正面刻有“瑞金 中央紅軍長征出發地”大字的紀念碑，碑高19.34米，一側刻有“1934.10.10”字樣，寓意中央紅軍由此出發長征的時間。廣場上有四座主題雕塑，分別是長征準備、長征決策、長征出發和浴血堅守，依次反映了中央紅軍長征出發前后的重大事件。展示園內的中央紅軍長征決策和出發歷史展覽館，詳細反映了瑞金定都建政、戰略轉移決策、紅軍長征出發等內容。在展示園西側，被蔥蘢的林木所掩映的一座小山就是云石山，我沿著石頭臺階慢慢走上去，抬頭便能看到著名的云石山古寺，再繞過刻有楊尚昆“長征第一山”題詞的巨石，很快就到了寺門口。寺內空間不大、房間不多，有毛澤東同志辦公室兼住室、張聞天同志辦公室兼住室以及警衛員住房等。寺外的古樟樹下，有一處名為“促膝長談”的雕塑，反映了毛澤東和張聞天在云石山工作期間深入交流的場景。根據張聞天后來的回憶，正是云石山古寺的促膝長談，為后來遵義會議的勝利召開奠定了基礎。

云石山和麻地村的行程結束后，原計劃還想到武陽鎮武陽村的“長征第一橋”以及瑞金革命遺址考察，但時間已來不及，只得在茫茫夜色中離開瑞金，趕往此行的下一站福建省長汀縣，從而結束了這次略帶遺憾但收獲頗豐的江西長征之行。

二

我個人對于江西長征文化資源的現地考察，其實是非常不夠的，僅限于瑞金、于都、廣昌3個縣市的幾個點位而已。江西之于長征的意義，不言而喻且非同尋常，從多個維度對長征的歷史進程產生了深遠影響，這其中首當其沖的，就是江西蘇區作為當時中共中央、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中革軍委的主要駐地和中央紅軍的主要作戰地，順理成章地成為長征的主要決策地、主要出發地和重要轉戰地，“從瑞金到延安”也因此成為人們對長征地理空間轉換的一個生動說法。

作為長征主要決策地、主要出發地、重要轉戰地的江西，其實并不限于人們所熟知的中央紅軍的長征。以長征決策地而論，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在醞釀主力紅軍進行戰略轉移并與共產國際請示溝通的過程中，也先后作出紅7軍團北上和紅6軍團西征的決策，這兩支部隊的行動也成為長征的序幕。以長征出發地和轉戰地而論，江西既是中央紅軍長征的主要出發地，也是紅7軍團、紅6軍團戰略轉移的出發地，并因此成為這三支部隊的重要轉戰地。

紅7軍團的誓師出征地為江西瑞金。1934年7月，中共中央決定以紅7軍團組成抗日先遣隊，北上閩浙皖贛邊地區發展游擊戰爭。7月6日，紅7軍團在瑞金葉坪召開誓師大會，毛澤東、周恩來等領導人檢閱部隊，朱德發表誓師動員講話。當日晚，紅7軍團約6000人從瑞金出發挺進福建。經過艱苦轉戰，于11月初在江西德興重溪等地與方志敏領導的紅10軍會合，合編為紅10軍團，對外仍稱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1935年1月，紅10軍團在贛東北懷玉山地區陷入敵軍重圍而失敗，方志敏不幸被俘，在獄中威武不屈與敵斗爭，寫下《可愛的中國》《清貧》《獄中紀實》等，同年8月6日在南昌下沙窩英勇就義。

紅6軍團的西征出發地為江西遂川。1934年7月23日，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給紅6軍團和湘贛蘇區下達訓令，決定紅6軍團從湘贛蘇區轉移到湖南中部，發展游擊戰爭并建立新的蘇區。正如后來周恩來所說，當時派出紅6軍團和紅7軍團先遣出征，“一路是探路，一路是調敵”。8月7日，紅6軍團9700余人從遂川的橫石出發，由衙前、五斗江之間通過敵軍封鎖線啟程西征。

中央紅軍的長征出發地為江西瑞金、于都等地。1934年10月上旬開始，中共中央、中革軍委率領軍委第1、第2縱隊分別由瑞金的田心、梅坑、九堡等地區出發，并指揮中央紅軍各軍團從興國、石城以及福建的長汀、寧化等各駐地出發，向集結地域開進。至16日，中央紅軍主力部隊在于都河以北地區集結完畢，自17日起分別南渡貢水開始長征。至10月25日，中央紅軍各部從信豐南北先后渡過桃江，突破了由粵軍防守的第一道封鎖線。

長征出發地的性質，決定了各路紅軍在江西省內活動的時間和行程均比較短，很快就進入了出省作戰的階段。但這并不影響江西為中央紅軍長征勝利所作出的巨大貢獻。江西是中央蘇區的主要組成部分，也是中央紅軍、紅6軍團、紅7軍團戰略轉移的紅軍將士的主要來源地。作為中央蘇區主體的贛南地區，當時總人口為240萬，其中有33萬人參加紅軍，60萬人支援前線。據統計，中央紅軍長征出發時的8.6萬人中，贛南籍紅軍約五六萬人，占到總數的65%。江西籍將士也為長征付出重大犧牲。贛南地區在革命戰爭年代犧牲的有名有姓的烈士約為10.8萬人，其中有半數犧牲在長征路上。瑞金縣在長征前參軍參戰的有4.9萬余人，其中參加長征的3.1萬余人，在長征途中犧牲的1萬余人；興國縣參加紅軍的達8.5萬余人，在長征途中犧牲的達1.2萬余人，這意味著中央紅軍長征每前進1公里，就有一名興國籍戰士倒下。此外，江西蘇區的人民群眾為支援紅軍作戰和準備戰略轉移，克服各種困難籌措糧食、藥品、軍品原料、生活用品等，從各個方面為長征部隊創造了寶貴的物質條件。

三

一部江西省的近現代史，就是一部充滿紅色記憶、賡續紅色血脈的歷史，贛鄱大地也因此成為紅色文化深厚積淀、紅色資源豐富積累之地，又以中國革命史上的“四大搖籃”為其代表，即中國革命的搖籃井岡山、人民軍隊的搖籃南昌、共和國的搖籃瑞金和工人運動的搖籃安源。同時，江西作為中央紅軍長征的主要出發地，長征文化資源類型之多樣、數量之豐富、價值之重大、影響之廣遠，不但在江西紅色文化資源中占有重要地位，也在長征沿線各省區市中獨具特色，形成了以長征出發地為主題的資源優勢和發展格局。

革命文物是紅色文化的主要物質載體。江西是革命文物大省，據統計有2900多處革命遺址、4萬多件可移動革命文物、1萬余條紅色標語，其中長征革命文物占到相當比例，僅不可移動長征文物就有307處，以瑞金革命遺址和于都中央紅軍長征出發地舊址最為重要。瑞金革命遺址于1961年被公布為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主要包括葉坪革命舊址群、紅井革命舊址群、大禮堂革命舊址群、中革軍委舊址群、云石山革命舊址群等，全面反映了瑞金作為共和國搖籃、紅色故都、紅軍長征出發地的歷史地位，其中云石山革命舊址群等都是重要的長征革命文物。于都的中央紅軍長征出發地舊址于2006年被公布為第六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包括毛澤東、周恩來等和中央直屬機關長征第一渡口，贛南省蘇維埃政府舊址暨長征前夕毛澤東同志舊居，中共贛南省委舊址，贛南省三級干部大會舊址，中央紅軍各所屬部隊長征渡口，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舊址，中央紅軍第1軍團部舊址，中央紅軍第5軍團部舊址等文物點。此外湘贛省委機關舊址、閩浙贛省委機關舊址等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也與長征有重要關聯。2016年由人民日報社、全國紅色旅游工作協調小組辦公室、中央黨史研究室宣教局共同主辦的“我心中的長征紀念地”評選中，江西有3處入選，占到十分之一，分別為瑞金中央紅軍長征出發地、于都中央紅軍長征集結出發地和永新牛田紅6軍團長征出發地（提名獎）。

◆《二萬五千里》謄清稿本原樣。

文藝是時代前進的號角，也是最為生動多彩的文化要素。中央紅軍在江西準備長征和踏上長征路的過程中，就已經產生了一大批長征文藝經典，比如本文開頭提到的毛澤東的《清平樂·會昌》。再比如，長征出發前夕，留守蘇區的何叔衡在梅坑為即將隨軍出發的林伯渠送行，“備清酒花生約作竟夕談，臨行前以其身著之毛衣見贈”，林伯渠特作詩一首以記之：“共同事業尚艱辛，清酒盈樽喜對傾。敢為葉坪弄政法，欣然沙壩搞財經。去留心緒都嫌重，風雨荒雞盼早鳴。贈我綈袍無限意，殷勤握手別梅坑。”這首七律《別梅坑》，真實記錄了長征送別的歷史情境和革命戰友的深厚情誼，成為長征詩詞中的經典之作。紅軍將士在1936年集體創作的回憶錄《二萬五千里》（《紅軍長征記》）中，有許多作品都是關于長征從江西出發的記錄，比如《出發前》（董必武）、《出發的前夜》（彭加倫）、《暫別了！江西蘇區的兄弟》（李富春）、《珍重》（陸定一）、《突圍的第一仗》（譚政）、《占領古陂圩》（張愛萍）等。新中國成立后，江西興國籍開國上將蕭華創作的《長征組詩》及據此編創的大型聲樂套曲《長征組歌》，更是長征藝術的經典之作。著名畫家關山月于1962年創作的國畫《長征第一山》和宋文治于1964年創作的國畫《長征第一關》，都以長征第一山云石山為題材，立意高遠而氣勢恢宏，均成為20世紀革命歷史題材山水畫的重要代表作。

近年來，江西省在長征文化建設方面集智攻關，打造了一批精品力作。紅色文旅史詩舞臺劇《長征第一渡》，以震撼的舞臺效果和感人的革命故事，回望氣壯山河的崢嶸歲月，把波瀾壯闊的長征故事講得蕩氣回腸、感人肺腑，迄今已演出500多場次，觀眾20余萬人次。贛南采茶戲《一個人的長征》，榮獲第十六屆精神文明建設“五個一工程”獎、文華表演獎，并入選“新時代舞臺藝術優秀劇目展演”，取得了叫好又叫座的效果。大型經典音樂史詩《長征組歌》在興國縣復排復演駐場演出，則實現了經典作品與當代藝術的完美融合，創造了國家級專業藝術院團與縣級業余合唱團隊“云合作”的全新演繹形態。

四

幾十年來，江西作為革命老區和紅軍長征出發地，一直受到中央的高度重視。2019年5月20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江西考察期間專程到于都縣，瞻仰中央紅軍長征出發紀念碑，察看中央紅軍長征出發地舊址原于都縣城東門渡口，參觀中央紅軍長征出發紀念館。他指出：“我們到這個長征出發地，就是來體驗紅軍當年出發的情況。現在我們正走在開啟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征程上，我們要繼往開來，重整行裝再出發！”5月31日，他在“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工作會議上又特別提到：“前幾天，我去了江西于都，參觀中央紅軍長征出發地，目的是緬懷當年黨中央和中央紅軍在蘇區浴血奮戰的崢嶸歲月，牢記紅色政權是從哪里來的、新中國是怎么建立起來的，不忘歷史、不忘初心。”

◆習近平總書記到中央紅軍長征集結出發地于都縣，向中央紅軍長征出發紀念碑敬獻花籃。

進入新時代，江西的長征文化建設藉著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推動、重大紀念活動帶動、國家文化公園建設驅動的東風，進入了蓬勃發展的新階段。江西省以“長征之源”的高度自覺扎實推進長征國家文化公園建設，突出“長征出發地”這一鮮明主題，以中央紅軍長征線路、長征決策與前期準備及與長征緊密相關的重要事件發生區域為重點建設區，布局“一館”（中央紅軍長征出發紀念館）、“一院”（長征學院）、“一道”（長征步道體系）以及12個重點展示園、9條集中展示帶和多個特色展示體系，全面展現紅軍長征在江西的歷史進程、精神血脈和文化資源，打造融體驗性、教育性、旅游性于一體的長征文化紐帶。在贛州、撫州、吉安3個市的19個縣（區）納入長征國家文化公園重點建設區的基礎上，又將38個縣（市、區）納入拓展建設區，進一步發揮了長征文化資源的輻射效應。

應該看到，江西的長征文化建設既有顯著的特色和優勢，也有明顯的不足和短板。其優勢最主要的體現，就是“長征出發地”特色定位清晰、建設成效顯著。在長征沿線各省區市中，雖然長征出發地為數不少（比如福建、湖南、四川、河南等），但江西毫無疑問是最為重要和最有影響的長征出發地。近年來在全國范圍內組織的長征相關紀念活動，一般也都把江西（主要是贛州的瑞金和于都）作為第一站或啟動地。長征國家文化公園江西段的許多建設項目都被密集地冠以“長征（集結）出發地”“長征第一×”之名，這也是其他區市所少有的現象。

毋庸諱言，江西的長征文化建設也還存在著一些制約條件。比如，江西省有全國影響的紅色資源十分豐富，而長征只是其中之一，在開發利用上無法像其他一些長征沿線省市那樣集中全力攻關。黨史專家曾有過這樣的概括：“上海建黨，開天辟地；南昌建軍，驚天動地；瑞金建政，翻天覆地；北京建國，改天換地。”這一提煉彰顯了江西在中國革命史上的特殊地位和重大貢獻，但南昌建軍和瑞金建政均與長征沒有直接聯系。江西的學者也曾總結過包括“四大搖籃”在內的江西最具代表性的“十大紅色旅游基因庫”，其中長征元素僅占十之一二。這些無疑都會在客觀上影響到江西在長征文化建設上的重視程度、總體布局和資源分配。再比如，紅軍長征在江西的時間和行程均比較短，這就使得江西的長征文化資源在彰顯長征出發地特色的同時，在長征歷史事件、長征文化要素、長征精神內涵的全面性和代表性等方面均有若干客觀的短板甚至欠缺，致使挖掘潛力受到相當局限。

令人欣慰的是，近年來隨著長征國家文化公園建設的科學規劃和有力推進，長征沿線地區包括江西省的長征文化建設在創新、協調、全面發展上有了長足進步，一些制約建設的先天不足和后天短板問題陸續得到較好解決。以江西為例，在長征國家文化公園建設規劃中，在聚焦長征決策與準備、中央紅軍長征出發這一主題主線的同時，兼顧紅6軍團西征出發探路和紅7軍團先遣北上抗日的歷史進程，突出長征精神與井岡山精神、蘇區精神、方志敏精神的聯合展示，延伸帶動南方三年游擊戰爭的資源挖掘，不但可以在重要戰斗、重要會議、關聯精神、會師行動（紅7軍團與紅10軍重溪會師）等方面補齊短板，還在阻擊戰斗（石城阻擊戰等）、統戰工作（尋烏羅塘談判）等方面彰顯了其他地區所不具備或不突出的建設要素，有力推動了江西的長征文化圖譜不斷豐富、長征文化建設日益繁榮。

回到本文的開頭，毛澤東在1958年所寫的批注中提到，“這一首《清平樂》，如前面那首《菩薩蠻》一樣，表露了同一的心境”。作者所說的《菩薩蠻》，指的是1927年春所作的《菩薩蠻·黃鶴樓》。毛澤東在為《菩薩蠻·黃鶴樓》所作的批注中又寫道：“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敗的前夕，心情蒼涼，一時不知如何是好，這是那年的春季。夏季，八月七號，黨的緊急會議，決定武裝反抗，從此找到了出路。”從1927年春到1934年夏，不同的詞作，“同一的心境”，源于相似的歷史背景和人生遭際。相似的還有歷史的走向。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南昌舉旗，八七決策，秋收暴動，“從此找到了出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共產黨人在以井岡山和贛南蘇區為中心的贛鄱大地上持續掀起革命高潮，創造了“風景這邊獨好”的局面。1934年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后，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又從這里出發，踏上前路杳不可知卻充滿機遇和希望的漫漫征程，同樣很快地“找到了出路”，并沿著這條路披荊斬棘、高歌猛進，從瑞金走向延安，又從延安走向北京，以不可逆轉和不可阻擋之勢走向了最后的勝利。跨越90年的歲月滄桑，站在江西這片紅土地上，我們或許可以更準確地捫摸那些歷史關頭的澎湃脈動，也更深切地感知江西、長征之于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史的特殊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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