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制日貨的事

以前的文章講過，對帝國主義者抵抗不徹底等于徹底不抵抗。因為他們太兇殘了。歷史上有很多次抵制外國商品傾銷也就是經濟侵略的事情。例如在一九一五年，曾經有一次抵制日貨的運動。在1915年3月16日歷史上的今天。由于民眾知道了日本對袁世凱政府提出過“二十一條”的要求，所以他們怒不可遏了。這一次抵制日貨運動是對日本于1915年1月18日向袁世凱政府提出的“二十一條”要求的直接回應。“二十一條”是日本帝國主義妄圖滅亡中國的秘密條款，內容包括要求中國承認日本繼承德國在山東的一切權益、在南滿和內蒙古東部的特權、將漢冶萍公司改為中日合辦等，嚴重侵犯了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以前都多次介紹過了。如果答應這些東西或者做出少許退讓的話，人民群眾是不會同意的。

1915年3月16日，上海的商會組成了勸用國貨會，推舉虞洽卿、董少嚴和王正廷為正的和副的會長。他們向民眾呼吁使用國貨，抵制日貨。然后在3月18日的時候，士紳，工商和學界都聯合起來在張園這個地方召開了反對二十一條要求的國民大會。到會者近4萬人，大會通過提倡國貨，設立公民捐輸處等決議。到了3月22日，上海民眾抵制日貨的聲浪也日益高漲了。在福州路，南京路等等日本人所設的商店被嚇壞了，就關門停業了。城鄉內外各街巷，各處的墻上還有電線桿，都貼著有這種抵制日貨的宣傳單。上海商界和民眾的愛國行動得到全國人民的支持響應。

到了月底，全國各地商人都抵制賣日貨要求人人用國貨。一些大城市的報紙也天天刊登國貨調查錄。在后來的日寇全面侵華之前為背景的《林家鋪子》的小說，就寫了那種小商人在經濟侵略之下全家破產的事，還有那些更加弱小的被徹底吞噬的平民的命運。

那在1915年的這件事情當中，抵制日貨的行動很快發展成為遍及全國的熱潮，但是袁世凱政府有點兒軟了，他在日本的要挾之下，在3月25日下令各省嚴禁抵制日貨，也就是說面對經濟侵略，他低頭了。6月29日又以妨礙邦交的名義再次申令禁止抵制日貨。由于袁世凱的要求，各個地方官署派出了軍警逮捕愛國群眾，將反日熱潮想辦法鎮壓下去。另外就是在當時那個條件下，官僚資本主義是依靠帝國主義作為買辦一直在國內欺壓人民的，他們的斂財途徑之一就是協助經濟侵略，否則他們的剝削就無從談起。那么在這種大環境下，中國不可避免地會變成帝國主義經濟侵略傾銷過剩產品的市場。

還不光是說“我就說什么都不買”。他會打壓什么呢？大家上課都學過，他會打壓大家的民族手工業以及家庭那種小生產模式。因為他破壞了過去所謂傳統的男耕女織的經濟方式，你做不到那種在自己村子里就把自己的生活資料給辦齊了，過去那種自己種地，自己織布做衣服的經濟模式已經崩潰了。大批的土地被兼并了，沒地種，后來自己家的紡織業肯定是被沖擊掉了，所以很多人去了最臭名昭著的行業是什么呢？紗廠。帝國主義開辦的企業吸收了中國農村出去的勞動力，所以這部分人是我們的第一批工人階級的來源之一。記住，他們投資在本土開辦的企業是帝國主義用來斂財的，不是為了給我們改善民生的。所以經濟侵略是多管齊下的，他們會用那些更便宜地方的人工，制造出來的更便宜的商品傾銷在中國市場，這就是為什么抵制了很多次最后都抵制不了的原因。

雖然這次運動被鎮壓了，但是體現了中國人民的愛國熱情，也為后來更大規模的反帝愛國運動，比如五四運動等等奠定了思想基礎。當然在當下那一年就對袁世凱的政府產生了比較復雜的影響。他被日本脅迫在3月25日開始下令不許抵制日貨了，他壓制民眾愛國熱情，就是把他自己的形象在民眾當中等于急劇惡化了。對于袁世凱來說，二十一條就是政治生涯的滑鐵盧。他的外交技巧上其實是一個很圓滑的人，其實真的是有政治家的天分的，但是他政治路線不對，結果就白費。當然他經過了一些談判技巧，算是奪回了一點權益，但是在群眾眼睛當中他已經是賣國賊了，他這個性質就是已經是這樣了。因為你要是軟弱的話，你出賣一部分利益和你出賣所有利益，其實你性質是一樣的。日本就會認為整治你有利可圖，他繼續還會伸手過來。所以這就是我說的抵抗不徹底，就等于徹底不抵抗。

袁世凱的聲望一落千丈。而且最后二十一條也交涉失敗了。所以他的政治法統性就陷入了空前的統治危機。革命黨人當然掀起了什么呢？叫做“倒袁風潮”。因為這家伙在政治上搞一言堂，這確實是他造成的一人一言政治的惡果。各界就紛紛向袁世凱和北洋政府提出了嚴厲的責問，還有19省將軍也發表通電反對政府，說這是做了一種亡國之退讓。所以袁世凱還有一點聰明，他當時是采取了以夷制夷的策略，試圖借助國際輿論和列強干預來牽制日本，他把2二十一條的內容披露給英美等國家。

但是效果非常有限，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當時正好在打著一戰，其他列強有點兒顧不上了。袁世凱還密電馮國璋聯合19省將軍發通電，聲稱拒絕日本要求，不惜一戰，以增強談判力量，這個作用也不強。所以其實還是不夠聰明，因為當時我們中國其實也是個參戰國，這就是國家沒硬起來的下場，外交上一定受欺負。在內政改革上，有些人發出了一些聲音，所以袁世凱面對危機象征性地發表了救亡的痛言。他說內政孱弱是外交失敗的重要根源。到5月20日，都肅政史莊蘊寬等人領銜上了“救亡條陳”。他們提出減省軍費、嚴核浮冗、整飭吏治、廣求人才等建議。

袁世凱回應說，他打算“汰無用之冗兵，裁不急之浮費，慎選愛民之良吏，勤求適時之人才”，并強調普及教育和振興實業。但事實上他還有一個稱帝的鬧劇，所以大家已經把矛頭又轉向他了。原本對外的反日愛國運動，因為他帝制自為，又開始轉向對內反對帝制復辟。這個轉變加速了袁世凱稱帝失敗的進程。之后他由于有嚴重的尿毒癥，再加上全國聲討他外憂內患，所以他病故了。這次從抵制日貨到后來，已經成為弱國外交的極限的一個典型案例，他們把1915年5月9日定為國恥日，全國學校停課，工廠停工，商鋪掛白旗。但是這件事件也成為中國現代民族主義覺醒的轉折點，剛才也說了，這是為后續五四運動埋下了伏筆。所以說1915年抵制日貨運動，不僅暴露了袁世凱北洋政府在外交上的軟弱，也加速了他們政治生涯的衰落和滅亡，成為近代中國民族覺醒的重要關鍵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