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打工人“消失”的600個日與夜，法庭內外羅生門

文｜付松（“追月數星”主理人）

一群打工人，在一家社交軟件公司做程序員、客服、財務、運營助理，領著幾千塊錢的工資，卻因公司涉嫌詐騙被“一鍋端”，被羈押超過600天。

一男子給女主播刷禮物4.9萬后起糾紛報案稱遭遇詐騙，APP所屬平臺公司被指控詐騙男客戶（被害人）款項高達3.2億元。

這起詐騙案，引發澎湃新聞、津云新聞等媒體的持續關注。

2025年8月15日，杭州美個朋友網絡科技有限公司（下稱“美個朋友公司”）通過微信公眾號發布公開信稱，刷禮物解鎖聯系方式是女主播個人行為，其公司遭遇錯誤的涉嫌詐騙指控直接導致公司癱瘓、百余員工失業、業務停擺、多名員工和高管被抓捕，公司國內業務3.2億元營收全部認定為詐騙金額。

案發前，該公司運營的5款涉案APP，2024年初關停國內業務轉向海外。

據澎湃新聞報道，2024年6月，廣東肇慶端州警方查封其杭州辦公場所，帶走十余人調查。該案曾兩次退偵、三次延審，檢察院已對公司員工、公會人員等15人以涉嫌詐騙罪提起公訴。

據悉，該案已開過一次庭，目前處于休庭狀態。

“美個朋友”公司方面辯稱，從未與女主播進行過商議、共謀或安排、指使，女主播聲稱的“刷禮物才能解鎖聯系方式”系個人行為，平臺已履行監管義務，不應承擔責任。

案件的關鍵在于，該案被指控涉嫌詐騙的女主播僅4人，而其交友平臺注冊男用戶有約400萬人、女用戶約25萬人。也就是說，如果3.2億元營收款被認定為詐騙款項，凡是刷過禮物的男性用戶就全部成為了被害人，接受過禮物的女性用戶則均涉嫌詐騙。

近日，筆者聯系到該案部分打工人的家屬，家屬們仍在等待一個答案，也在等待過年團圓。

“爸爸什么時候回來？”

每次孩子問起爸爸，韓尚玉總是黯然失色。孩子的爸爸被關押在看守所至今已不知多少天了，但韓尚玉從不敢和孩子說實話，只能告訴他，爸爸去國外打工了。

長期見不到爸爸，孩子還是經常會問：“為什么爸爸不和我視頻呢？”當孩子問到這時，韓尚玉一時無法接話，有時只能偷偷落淚。

孩子的爸爸張運政被異地公安帶走的那一年，孩子才四歲多，如今孩子已六歲，父子之間隔著一堵墻，和六百多個日夜。

隨著年齡的增長，孩子會慢慢懂點事。韓尚玉說，父親不在，孩子似乎更早熟，帶他去買東西，他會作對比，以前喝的奶，現在說太貴了，不喝。

“孩子爸爸不在，我們整個家庭無法運轉。”韓尚玉說，現在在杭州還背負著沉重的房貸，她本來準備閑時去做快遞分揀、跑滴滴補貼家用，但又因無法照顧孩子只得作罷，生活的艱難讓她多出了幾縷白發。

“爸爸去哪了？！”這句話同樣讓錢俊的母親感到刺痛，錢俊與妻子離異，女兒由妻子撫養。以前，錢俊每周末都會抽空陪女兒，從不失約，也會每天打視頻電話，即便是到國外出差也如此，就是因為離異的關系，他非常珍惜與女兒相處的時光。但突然有一天，錢俊在孩子的世界里像是消失了。

“出事前一周，錢俊原本要帶孩子去醫院做手術的。”錢俊母親回憶說，他這一走，孩子的手術問題拖了很久才治療。現在女兒長期見不著父親，依然會想著她爸爸，經常吵著要看爸爸，但是，她也沒辦法，只能說到外國打工了。

事實上，錢俊確實在海外出差超過一年，他原本可以長期留置在國外，但是，因為感到身上背負的責任和過于思念女兒，他最后還是回國了，2025年9月回國“配合調查”，這一去就沒再出來。

錢俊從小和母親相依為命，在母親眼里，他是一個孝順懂事的孩子，絕不會干違法的事。

錢俊的母親說：“他只是一個打工人，在公司沒有分紅沒有股份，賺點死工資。”隨后又補充道：“他一開始說在這家公司當客服，我想著這個工作是幫別人解決問題還蠻好的，現在幫別人解決問題卻變成了詐騙犯，我無法理解，這太不公平了。”

打工人的人生拐點

錢俊和張運政，一個85后、一個90后，他們都供職于美個朋友公司。

美個朋友公司總部位于杭州西湖，成立于2011年11月，主要從事社交軟件開發及運營，旗下有多款國內外社交類APP平臺，擁有數百萬用戶。

美個朋友公司被跨省抓捕前的辦公場地樓下

張運政是山東人，畢業于云南大學軟件工程專業，畢業后一直在互聯網技術研發工作，2019年加入某國企，2022年初擔任某國有企業的技術總監，領著不錯的薪水且有期權激勵安排。

2021年底，受美個朋友之托，張運政負責開發APP外包的前期項目，其后以兼職技術顧問的形式參與到公司工作中。

2023年6月，張運政車禍癱瘓的母親病情惡化，存在極為嚴重的腦外傷后遺癥。為了照顧母親，張運政辭去了需要坐班的國企技術總監的工作，降薪加入到美個朋友公司，為的就是工作時間彈性一些，可以在需要時照料母親。

張運政母親在療養院接受治療

錢俊是杭州人，自幼也生活在杭州，他畢業于浙江工商大學金融學專業，畢業后一直從事客服工作，2022年5月通過BOSS直聘入職美個朋友公司，從事客服主管工作，月薪一萬多元。在錢俊母親眼里，孩子懂事孝順，“發了工資還帶我去泰國旅游了。”

從2023年底到2024年初，美個朋友公司轉型海外業務，逐漸關停了國內業務，海外業務進入快速發展期，兩年時間，公司規模擴張到上百人的團隊，招聘了大量90 后、00后畢業生。

2024年3月份，公司因發展搬遷至新的整層辦公場地

95后女生張宇婷就是通過BOSS直聘招進的公司，入職之前，她一直在互聯網公司從事APP推廣工作，2022年年初入職“美個朋友”，仍然負責廣告投放，月薪1萬出頭，在杭州的互聯網公司里并不算高，雖然對外稱是市場投放部經理，但最初整個部門只有她一個人。

張宇婷的父母說：“我們只有這么一個女兒，本來希望她留在紹興，但她的同學都在杭州，所以她后來也通過網上招聘去了杭州。”

美個朋友這一百多號員工，分布于技術、研發、運營、客服、審核、人事、財務等崗位，人員的擴充主要是基于海外業務的發展，各崗位的員工各司其職，這些工作與他們過去從事的工作沒有什么不同，事發時，所有員工均負責海外業務。

然而，正是這家獲得“杭州科技型中小企業”的公司，成了這群打工人的人生拐點。

2024年1月，河北一名男子在美個朋友旗下的交友APP上打賞禮物，聲稱未獲得女主播聯系方式、并且女主播拒絕與其線下見面，遂向廣東省肇慶警方報案，稱自己遭遇了詐騙。

同年4月，廣東肇慶市端州區公安機關成立專案組，抓捕了美個朋友公司的多名員工，并查封了公司辦公場所，扣押全部辦公設備，直接導致百余名員工失業。

在肇慶公安跨省到杭州對公司員工進行抓捕時，很多員工人心惶惶，因為他們不知道發生了什么，也不知道這個遠在天邊的一個陌生的地級市為什么要千里迢迢趕赴杭州辦案。

更多的員工是在2024年6月17日周一正常上班時，發現公司大門已經被貼上公安的封條。

不明情況的員工上班時發現公司被貼上封條

他們不清楚發生了什么，也不知道應該怎么辦，于是打電話給公司的人事負責人，卻發現電話打不通，“后來才知道，小青姐（指人事）也被帶走了。”一位員工回憶說。

2025年8月，美個朋友公司公眾號發表了一篇名為《抄家式“遠洋捕撈”、指控詐騙3.2億：美個朋友公司的公開信 》引發關注，直指廣東肇慶司法機關辦理案件過程中的趨利性執法問題，該問題在后來的庭審中，一名被告人當庭表示，其曾聽到辦案人員說“最近肇慶財政赤字，正好搞一單大的”，這也進一步印證了跨省辦案動機。

旁聽律師談及本案中涉嫌遠洋捕撈問題

家屬的奔走救助

最開始的時候，一些員工是被通知去問話作筆錄，大家以為只是普通的問詢，直到去問話的人都沒有回來，家屬才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

“員工不是一次性抓走，而是多次。”美個朋友公司的一位員工稱，警方是直接上自己家敲門的，自己從沒想過要跑，因為自己是通過正規渠道招聘進的公司。不過，最終她還是被帶走關了37天，后被取保。

“本來以為就是一起正常的用戶糾紛，處理了就好了，誰知道公安通過一起個人報警就把整個公司都一舉關聯起來查封了。”另一名員工這樣感嘆：“實在沒有想到、也想不通。”

2024年8月，公司辦公場所被清退

不少員工對自己被帶走毫無預料，有的員工甚至是再次返回杭州被帶走的。

張宇婷在公司被查封后，曾回了一趟紹興上虞的老家，她是在返回杭州后，在一處地鐵站被警方帶走。

張宇婷父母回憶說：“她和我們說只是去作筆錄，兩天就回來了，還安慰我們不要擔心、沒事的，后來再也沒有回來了。”

女兒被帶走之后，父母慌了神，因為張宇婷有抑郁癥，老兩口開始以為是關在杭州，后來請律師會見才知道女兒關在了肇慶，“我們請律師就花了幾十萬元，發生這個事情我才第一次知道廣東有肇慶這個地方”。

兩位老人先后兩次從紹興到肇慶，但都未能見到女兒，只能通過律師會見了解女兒的情況，“女兒關在看守所，我們沒有心思吃飯，沒有心思上班，孩子奶奶經常詢問孫女的下落，我們不敢說。”

肇慶市端州區看守所

像張宇婷一樣，這些打工人在看守所羈押一年后，才有起訴的消息。

2025年6月，肇慶市端州區檢察院以詐騙罪向端州區人民法院起訴，并將美個朋友公司自成立以來所有國內業務營收的3.2億人民幣全部認定為詐騙金額。

不過，因事實不清、證據不足，該案兩次退回補充偵查、三次延長審查起訴期，直到2025年11月24日，本案才正式開庭。

庭審進行了2天半，因關鍵嫌疑人未并案、電子證據未到案、未追溯漏犯等問題，庭審被迫休庭，2025年12月25日本案再一次退回偵查，2026年1月23日恢復審理，目前仍然沒有開庭的消息。

加上開完庭后的一次補偵，該案截至目前已經案發超過600天，并經過了三次退回補充偵查。

據悉，這是一個涉及400萬被害人、20萬犯罪嫌疑人的大案，被喻為是國內社交行業有史以來被指控涉嫌詐騙罪涉案金額最大、人數最多的案件，本案辯護律師中有知名律師朱明勇等加入，又因案件本身可能涉及近年來被中央禁止、人人喊打的遠洋捕撈行為，該案受到各界的廣泛關注。

庭審現場

庭審當天，家屬們紛紛從各地趕到廣東肇慶，見一見他們日夜思念的孩子、丈夫。

案子在肇慶端州區人民法院第一法庭開庭，不限旁聽，庭審現場被告席上，坐著十五名被告人，盡管他們是背對著旁聽席，但家屬能聽到他們的聲音，能在入場時看清他們的臉。

張宇婷見到女兒第一眼時，眼淚止不住流下來，“庭審的時候她的狀態還可以，讓我們稍微放寬心。”

這些年輕人基本上都是90、00后，他們來自美個朋友公司的各個崗位，有財務、運營、公司專員、產品經理、市場經理、程序員等基層員工。

按照起訴書指控，這些人最初加入公司就知道公司是搞詐騙的，也就是說，美個朋友被指控詐騙，公司員工屬于詐騙罪的共同犯罪，這些員工從入職第一天就知道這是詐騙，并且為公司提供幫助。

庭審階段，辯護律師重點對這些打工人進行了詢問。

在法庭上，張宇婷否認自己實施詐騙，按其供述，她就是負責簡單的宣傳文案工作，廣告的投放實際操作由第三方合作的代理推廣方具體負責，早期她的部門只有她一人，地位、作用有限，也不是起訴書中所寫“從一開始就知道公司詐騙”。

宇婷被帶走后個人物品被存放在的房間

公司財務張鳳是一名80后會計，她于2023年2月起通過BOSS直聘進入美個朋友工作，按張鳳的說法，她的工作就是嚴格按照國家會計法等規定進行財務工作，而檢方指控，張鳳在任職期間平臺收入3.4億余元，其非法獲利61萬余元。

張鳳最初說她認可起訴書中的詐騙指控，但當辯護律師問“61萬詐騙收入，這意味著，你從第一天入職開始就是犯罪，并且把你的工資、年終獎、社保全部包含進去了。”張鳳說：“不是這樣的，我只是一個打工的。”當問及在公安做筆錄時所指認的公司存在詐騙行為，張鳳的解釋則是：“一直都是聽說、猜測”，當辯護律師進一步追問聽誰說，為何猜測時，張鳳又支支吾吾無法回答。

00后女孩應雪鈺是一名客服專員，她于2022年5月26日通過BOSS直聘入職到美個朋友公司，月薪6000元，崗位是客服組基層專員，主要工作是回復APP用戶咨詢的問題。

2024年5月，應雪鈺被公司優化裁員，但她仍被抓走，她被指控在美個朋友公司非法獲利23萬余元（在職期間的工資19萬余元加上離職賠償金約2萬余元）共計23萬余元，也就是說，兩年的收入全部被認定為詐騙金額。應雪鈺在回答辯護律師時說：“我一直認為我在幫用戶解決問題，勸用戶不要那么上頭，可有的用戶不聽客服的，就認為女用戶說的是真的”，同時她強調自己每個月幾千塊錢的工資在杭州屬于低收入。

至今仍然能搜索到美個朋友在BOSS直聘上的主頁

還有一位00后的員工柳月，她于2022年7月入職美個朋友，擔任該公司運營專員，工資收入也是6000元，具體工作內容是日常與合作公會核對薪資單、發送合規郵件等。

柳月在美個朋友公司工作兩年之后，也被刑拘了，包括年終獎在內的17萬多元全部以贓款形式交到了偵查機關，甚至還有一個包包、手鐲被扣押。在回答律師發問時，柳月回答的聲音非小，回答問題像是一字一字吐出來的，從語音中都能感受到她肢體的顫抖。庭審時辯護律師稱，因為此案柳月患上了抑郁。對于為何認罪認罰，在審判長的主持下，柳月最終說出了自己的答案：當時太緊張了，都沒看就簽字了。

在對柳月的發問尾聲，針對柳月的回答發生了控辯沖突，公訴人指出柳月的回答與當時在公安的筆錄中不一致、并提出假設性的提問質問柳月：“假如你的當庭陳述與當時在公安機關的陳述不符，以哪個為準？”要求柳月當庭做出表態，朱明勇律師當庭打斷公訴人對柳月的逼問：“你這不就是想要逼她承認之前公安訊問筆錄簽了字，跟在庭上說的不一樣，然后就威脅她已經認罪認罰。”武廣軼律師補充道：“對于一個已經認罪認罰的被告人來說，當控方提出這個問題，我們認為沒有必要讓她在這里表態，法庭可以通過控辯雙方的發問和被告人的回答做出一個公平公正、準確的評價和認定”。

多名被告人家屬對檢察機關認定的非法獲利金額表示不解，“我咨詢律師的時候，律師說刑事案件的款項認定要嚴格區分違法所得與合法收入，很明顯不是涉案業務的工資收入也認定成了非法獲利了？”另一名家屬坦言：“按照司法機關的邏輯，非法獲利是要退的、還要交罰金，再加上律師費等等，這個案子付出的金錢代價都要100多萬了，我們老百姓哪能負擔得起？”

談起案件帶來的各項費用支出，宇婷父母表示負擔很重

程序員的自我辯護

該案中，除了一線客服員工，還有多名被告是程序員，他們是項目經理羅小軍、研發部后端工程師王析理、研發組前端程序員曾立豪以及張運政等。

公訴關機指控涉案的社交平臺為“詐騙軟件”，這是本案定罪的關鍵，而這些APP又直接由程序員開發。到底是交友軟件從設計之初就有詐騙功能還是被他人利用來詐騙？

庭審中，所有程序員都否認開發的APP是詐騙平臺。

湖南人王析理于2022年初加入美個朋友公司，任技術部服務端開發工程師。

王析理在庭審中稱自己只是技術執行者，其工作僅根據產品部門的需求編寫代碼，并且沒有開發過“附近的人”模塊，他堅決否認其開發行為具有詐騙目的。

庭審中，曾立豪對指控也不認可，他稱只僅負責代碼實現，具體功能需求由產品與運營部門決定。當辯護律師問起訴書說你“明知”要開發詐騙軟件，你是明知嗎？

曾立豪回答：我從來都不知道這些事，我就像舞臺劇搭劇場的，演什么與我無關，像一個樓盤外立面美化的油漆工，至于房子里面是什么樣也與我無關，需求也是別人給我提的。

張運政在庭審中強調技術人員是業務鏈條中的最底端，具體開發流程是運營或產品提需求，研發僅負責代碼實現，不關心業務規則的制定。并且不明白公訴人指出的“推送、匹配附近的人”的推送是什么意思、匹配是什么意思？張運政耐心向公訴人解釋：“就是一個用戶列表”。朱明勇在庭審中針對上述各種APP內的功能性名詞發表意見稱：“本來我也沒搞懂這個APP是怎么實現詐騙的，我發現公訴人你也沒搞懂，如果你連APP怎么詐騙的都沒搞懂你就把這些人起訴到法庭，這就有點可怕了”。

由于庭審涉及到APP項目開發過程中的專業名詞，控辯雙方對于交友APP平臺頁面的實現、具體功能的名稱存在理解偏差，辯護律師和被告人提出應當恢復該APP進行當庭演示操作，以查明平臺作為工具究竟是否存在詐騙。

夜幕下的肇慶市端州區法院

張運政庭上說：“給我一臺電腦，快的話半天我就能把APP恢復，我可以當庭演示APP內是否有詐騙功能。”然而，公訴人當即表示反對，理由是不具備演示條件，沒有辦法保證數據安全。

辯護律師均同意進行演示，朱明勇律師說，現在是app被指控詐騙，那么就涉及到app的功能是不是能夠被評價成一個犯罪工具。現在我們各方對概念都理解不一樣，雞同鴨講。最簡單的道理，如果說這個可以演示的話，那么公訴人可以就點擊什么功能發問，被告人也可以做出具體的解釋，“如果沒有詐騙功能，能把事情說清楚，豈不是更好？”

不過，公訴機關最終未同意現場演示APP。此外，本案中還存在電子數據沒有移送，兩名回國投案自首的關鍵人物郝明明、錢俊也未并案審理，50多名詐騙受害者也均未到庭參加庭審。

庭審現場，因為指控證據不全引發家屬的不滿，有的家屬發出憤懣：“這簡直是瞎胡鬧，完全沒有直接證據能證明是詐騙。”最終，法院宣布休庭，結束了這次兩天半的庭審。

各地趕往端州法院旁聽本案的人員合影

有關該案的4個問題

庭審結束后，家屬的旁聽感受是本案漏洞百出、公訴人庭上心虛不敢拿出證據、刻意不并案，但對審判長的公正審判表示認可。有的旁聽群眾總結道：“這個案子的問題是非常明顯的，如果認定是個人詐騙為什么把整個平臺公司牽扯出來一鍋端了？如果認定是公司詐騙那案子為什么查了一年半還是證據不足？現在連庭都開不下去，難道不能說明一些問題嗎？”

多位旁聽的律師在網上發表對本案的看法，各方視角不同，但一致認為本案明顯無罪，主要認為本案的問題集中在如下幾點：

問題一：公訴人隱匿關鍵證據。

公訴人可能涉嫌隱匿對本案有利的電子數據，僅憑一份沒有審查過真實性的技術《鑒定報告》就認為技術人員是罪犯，顯然沒有盡到審查義務，并且根據當庭發問可知，一段測試代碼沒有被調用卻被認定為虛假位置的指控，在此之前公訴人也沒有找張運政進行核實，也沒有評估《鑒定報告》的真實性、客觀性，在庭上，公訴人一句“我們也看不懂代碼”就直接道出了瀆職的原因，但問題是，直到庭審結束，電子代碼也不在公訴人手上，仍然安靜的躺在鑒定機構。

問題二：關鍵嫌疑人拒不并案，人為制造分案。

本案明顯屬于共同犯罪，按照共同犯罪的認定標準，對在本案中起到核心作用的運營負責人、合規負責人應當并案審理，這兩人歸案已經超過半年，并且兩人都在公開的自首視頻中承認過自己的行為和表達過并案的意愿，但檢方明顯擱置兩人，有人為制造分案之嫌，目的可能是擔心兩人上法庭把事實講清楚了，可能公司就不構成犯罪了。

問題三：案件定性缺乏直接證據、打擊電詐成為遠洋捕撈工具。

對本案指控的涉嫌詐騙罪明顯事實不清、證據不足。若以傳統詐騙罪的構成要件而言，必須主客觀統一并且各主體間存在意思聯絡，很明顯本案開庭至今沒有任何證據能夠證明平臺和主播、公會之間有意思聯絡，反而在發問環節可以明顯得出：主播的行為、公會的行為、公司的行為明顯具備獨立性，沒有詐騙的合意；若以電信網絡詐騙來認定，則不能對針對不特定人群這一點進行認定。已到案的被告人和已收集被害人的證人證言中，有很多是有真實交友目的的普通男女用戶，那么既可能存在公訴人指控詐騙行為的主播、也可能存在正常交友的男女用戶，怎么能夠按照電信網絡詐騙的認定邏輯來進行指控呢？

近年來，因為國家打擊電詐的高壓態勢和兩高一部出臺的相關法律法規對電信網絡詐騙的認定門檻相較傳統詐騙的認定門檻更低，這導致部分地方司法機關逐漸將電詐認定工具化，作為遠洋捕撈企業創收、以刑化債的手段之一。

問題四：符合遠洋捕撈特征，辦案動機逐利性明顯。

該案從之前美個朋友公司發布的遠洋捕撈文章，以及辦案人員那句“最近肇慶財政赤字，正好搞一單大的”來看，比較符合遠洋捕撈特征，辦案動機逐利性明顯。

網上多篇關于該案的銳評文章

該案爭議的焦點在于：這到底是個別女用戶在平臺實施詐騙行為，還是一起由公司發起的特大電信網絡詐騙集團？如果是平臺犯罪，那么犯罪標準如何界定、證據何在？

家屬盼親人回家過年

再過幾天就過年了，自2025年11月26日庭審結束兩個多月，法院沒有通知何時開庭，家屬更加期盼著孩子過年的團聚。

但從刑案的訴訟流程來看，這有些不太可能了，大部分當事人律師申請取保未獲同意。

錢俊的母親說，去年過年孩子不在家，沒有心情過年，“我想起他臨走時叮囑我好好照顧自己，想起來就內疚。他如果回不來，我都不想活下去了，太痛苦了。”

錢俊的母親因為身體有病在身，她害怕自己熬不過去，提前給自己買了一塊墓地。“墓地證我一直放在身邊的，如果那天自己真的不行了，還有人知道幫忙料理自己的后事。”

錢俊母親為自己購買的陵墓

張宇婷的父母說，自己旁聽了庭審，更加堅持認為孩子是無罪的，“詐騙總得有個過程，現在說孩子一進公司就詐騙，但又沒有實質性的證據”、“孩子出事之后我們才第一次見了她談的對象，原本到了談婚論嫁的年齡，現在耽擱了，而且她還有抑郁癥，孩子奶奶兩年沒見到孫女了，我不知如何說，現在又快過年了，這是我們特別難熬的時候。”

男朋友寫給身在看守所宇婷的信件

韓尚玉也堅持認為張運政是冤枉的，“他不可能為了一份對他而言其實并不高的工資，鋌而走險去詐騙。”對她來說，最讓她心碎的還是孩子，“兒子總是在問爸爸去哪了？現在孩子長大了，懂事得讓人心疼。”

韓尚玉說：“我最大的期待是他能早點出來，希望司法還我們一個清白。最傷心的是孩子消逝的童年，爸爸不在身邊，這給孩子創傷，能賠的起嗎？”

提及懂事的讓人心疼的兒子，韓尚玉忍不住落淚

這些家屬，如今已經等待了六百多個日夜，墻內墻外，都是等待。孩子們天真的追問、母親們的白發又添了幾縷，出租屋里的行李已蒙上薄塵。

像張運政、張宇婷、應雪鈺等這些來自全國各地的打工人，曾是屏幕后一行行代碼的撰寫者，或是客服電話里那頭應答的嗓音，或是財務表格數據的統計者。

如今，他們共同成為一個龐大案件中的注腳，在司法的齒輪間，等待一個關于是否“明知”還是“無辜”的答案。

澎湃新聞在相關報道中寫道：他們（指家屬）不理解的是，作為一家互聯網公司的底層員工，干的都是文明工作，也不涉及暴力犯罪，在關押了500多天案件仍然需要退回偵查，證據如此不足為什么不能夠辦理取保？他們也不清楚自己的丈夫或者兒子身為一名程序員或者一名基層的專員，對社會能產生什么樣的危害？

當事人錢俊媽媽獨居的日常

春節臨近，高鐵飛馳，歸鄉的人潮涌動，而這些打工人家庭的團圓桌上，仍留著一副空碗筷和那份欲言又止的家人去向。他們等待的，不僅是一個人的歸來，也是一份公正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