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央行獨立”是對的嗎？

這幾天看起來活躍起來了，昨天寫的文章，關于三權分立的問題，只有一個人的評論說到了一部分：“ 理性 vs 經驗，根本上理性主義需要經驗檢驗，但是經驗主義長不出理性 ”。

剩下的評論基本上都是沒有到點子上。

但是要注意一點： 理性主義必須被經驗“馴化”，而經驗主義并非長不出理性，而是不會自發生成抽象理性體系。而同樣的， 理性主義必須經受經驗檢驗，你不接受檢驗算什么理性？

我們舉個例子：央行應該獨立嗎？

你但凡去翻一下IMF也好，世行也好，或者貨幣銀行學也好，所有的說法都告訴你“央行應當獨立”。

那為什么央行應當獨立？是因為： 獨立的央行通常能更專注于維持物價穩定，避免政府為短期政治目標而推行過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導致長期通脹風險。 貨幣政策涉及復雜的技術分析，由專業團隊基于經濟數據而非政治周期決策，可增強政策可信度和市場穩定性，防止財政赤字貨幣化（政府直接通過央行印鈔融資），避免惡性通脹和貨幣貶值

上面的回答，是教科書級別的內容，但是我還是那句話：這是經過檢驗的嗎？

我們就說美聯儲自己是否獨立呢？很難說。

美聯儲從1913年誕生一直到1951年，跨越了一戰二戰，基本上是為戰爭融資而生的金融動員工具，美聯儲完全從屬于財政部。

從1951年開始，美聯儲和財政部協定，第一次獨立。

70年代初，美聯儲主席伯恩斯和美國總統尼克松勾兌，又喪失了獨立性。

到了80年代沃爾克時代，再次強調獨立性。

到2008年/2020年再次依附，美聯儲操作獨立，但是后果上完全依附美國政府了。

所以從理論上說，我們如果寫教科書，在綜合了美聯儲百年來的變化，我們很難去寫：“央行獨立是對的”，因為經驗告訴我們，并不是這樣的，是否獨立來回的反復。

那你憑什么說央行獨立？

其實“央行獨立”這個說法，本身是上世紀七十年代搞出來的。七十年代出了很多事情：布雷頓森林體系崩了，由于美國企圖搞福利國家，結果最終搞失敗，凱恩斯主義破產，出現了滯漲問題，央行獨立的一個關鍵功能就是重塑可信性，然后就是美聯儲主席沃爾克的沖擊，沃爾克暴力加息，造成深度衰退，徹底打掉通脹。

七十年代的時候同時還發生了一個事情，蘇聯經濟停滯，西方開始反思“國家主導型管理”，市場 + 規則被包裝為制度優越性，央行獨立被納入敘事：“我們不是靠行政命令管經濟，而是靠規則?！?/p>

后來國際組織不斷地就推廣這個說法：央行要獨立。

同時在主張央行獨立的那個年代，出現了很多東西，例如“新自由主義”，例如“拉弗曲線”，例如“里根經濟學”等等。

我們看看那一代的經濟學家：哈耶克、弗里德曼對政府根本不信任，布坎南認為官僚也是自利的，盧卡斯、薩金特認為政策承諾不可信，這些人互相引用、互相辯論、互相站臺。央行獨立，就是這套思想在制度層面的“落地版本”。

然后我們再去看歷史：你們會發現“央行被抬的很高”這個事實，其實是從沃爾克以后才出現的，在之前沒有。

我們現在談論經濟似乎特別喜歡談論“央行是否降息或者加息”，對嗎？

央行獨立，新自由主義等等那一套東西，實際上把一個國家的注意力沒有轉向實體，而是轉向了金融，幾乎所有的目光都對準了央行，主動把“宏觀協調能力”集中到一個最容易量化、最容易規則化、同時也最容易被資本定價的地方——貨幣與金融。

國家放棄直接塑造產業結構，資本接受“規則化、不確定性降低”的環境，央行成為二者之間的樞紐，資本關注央行信號，而不是工廠回報，國家通過資產價格“間接治理社會”，實體經濟變成金融的派生物

所有人都在解讀央行，而不是討論如何提高生產率。這本身就是“不正常的”。

央行獨立和新自由主義，并沒有把國家引向更高效的治理，而是把國家從生產組織者，改造成了金融秩序的維護者。當一個文明開始全民解讀央行的時候，說明它已經在回避更困難、也更重要的實體問題。

宣傳和真實是兩碼事，舉個例子：

中文互聯網不一致嚷嚷著“人家美國經濟都是靠消費”，是嗎？

2019年，美國全國新車，包括乘用車、卡車及 SUV，銷量為1705萬輛

2025預估大概1620到1630萬輛，

而2019 年美國人口約3.28億

2025 年美國人口約3.41億

人均汽車很好算，2019年每千人52輛，2025年每千人47.5輛。

2025年就是比2019年低，這是事實。

2019年美國院線電影114億，2025年多少？88.7億。

你知道這建立在什么之上？2019年美國電影票價平均為9.16美元，2025年平均為13.29美元。

票價漲價了，總票房還跌了。

如果你說靠消費，汽車和電影是非常有標志性意義的，一個典型的必要商品消費，一個是娛樂服務性消費。

看看美國GDP：2019年為21萬億左右，2025年約為31萬億。

高GDP，低消費，這才是美國經濟的本色。

甚至不客氣的說：如果美國要改變目前制造業凋敝的問題，央行必須不能獨立，因為以產業化為優先目標的階段，高度強調的央行獨立，往往是絆腳石，產業化需要的恰恰和央行獨立是相反的，產業化需要的是給誰或者不給誰的定向信貸，需要跨期忍耐，短期效率換長期能力，需要結構性側重，可以扶持某些行業或者企業，央行的獨立恰恰破壞了產業化需要的金融結構。

對于很多國家來說，在起飛的時候央行都不是獨立的，中日韓都是如此，相反的是不少拉美國家一直強調央行獨立，去工業化的英美強調央行獨立，產業能都很弱

而且類似于IMF和世界銀行一再的強調所謂的“央行獨立”，這也有他們自身機構的原因，IMF高層與核心部門央行出身的幾多，往往是本國央行出身，跑去IMF某個職位，再回國當央行行長或者財政部長，大量的IMF話語權的人群，不是央行官員，就是宏觀金融學者，要么就是金融監管技術官僚，幾乎不可能有產業部門官員，工業政策官員等等。

而IMF關心的事匯率，是資本流動，是外債和金融系統穩定，他們只關心這個，他們不會關心某些國家工業是否升級，就業是否改善，技術是否突破，這就類似于媒體從業人員會強調所謂的“第四權”一樣。

也就是說，從某種程度來說，拜登時期美國經濟已經出問題了，而且美國的經濟是瘸了半條腿走路的，拜登一邊繼續央行獨立，一邊搞產業化，這是注定搞出不成。

所以我們總結一下央行獨立：這個思想壓根不是什么“理性主義”，如果真的是理性主義，它至少滿足：目標中立，不預設價值取向，手段目標一致，工具直接服務目標，且在不同歷史階段普遍有效。

但是央行獨立不是，它來源于1970年代的特定的危機，服務于金融資產持有者，對發展階段敏感，它犧牲了發展潛力，長期能力和結構轉型速度，做的無非是政治風險的管理，它企圖解決的假設是“政府會濫用貨幣權力”，如果把時間回撥到1870,1930,1950，央行獨立都不可能是主流思想，它只是在一個非常短暫的歷史窗口期“看起來合理”。

理性主義必須經受經驗檢驗，你不接受檢驗算什么理性？

很多人所謂的正確，無非是一個短暫的歷史窗口期的主張罷了。

通過上面的一個講述，你再回顧一下三權分立，一個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