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衛·巴爾的摩小傳：與優秀的人在一起，也將這份優秀傳承給年輕人

導讀

“有一年夏天，我在冷泉港參加了一個暑期項目，和喬治·斯特雷辛格一起工作。喬治是噬菌體研究小組的核心成員之一，是一位非常有科學素養的科學家，雖然在領域之外并不出名，但他是一位非常出色的人，非常杰出的人。我和他一起做了一個暑期實驗，那是一段非常棒的經歷，他一直是我敬仰的人。”

“那年夏天，也就是我大學三年級后的夏天，在冷泉港，來了幾個人，以前大家都常在夏天來冷泉港，包括德爾布呂克、盧里亞、利文塔爾和噬菌體學校的所有核心人物?！?/p>

以上是剛剛離世的大衛·巴爾的摩此前采訪的回憶內容。正是通過對噬菌體的了解，巴爾的摩選擇了病毒學領域，并日后在這個領域做出重要發現。

“我當時覺得噬菌體研究的鼎盛時期已經結束，噬菌體對分子生物學的影響已經達到了它應有的程度，而我的職業生涯（畢竟還要5到10年才能開始我的獨立研究生涯）應該另尋方向”。

巴爾的摩的成功，不僅源自于他對研究方向的選擇，也與他遇到諸多優秀的導師、同行密不可分。

在他還是學術青椒時，身邊就有一群出色的分子生物學，因此日后他功成名就時，也將這份優秀傳承給自己的學生和身邊的其他人。

如果對大衛·巴爾的摩如何對科學產生興趣；他作為科學家的第一個十年是怎樣的；逆轉錄酶的發現過程、諾貝爾獎以及人類基因組計劃?？梢詤⒖粗Z獎委員會2001 年 4 月 26 日的一個采訪。

大衛·巴爾的摩 | 撰文

我對生物學的興趣始于高中時期，當時我在緬因州巴爾港的杰克遜紀念實驗室度過了一個夏天。在那里，我第一次接觸到了生物學研究，并親眼目睹了生物學家們的工作；這段經歷促使我在大學里主修生物學。

我后來進入斯沃斯莫爾學院，最初主修生物學，但后來為了完成一篇研究論文而改學化學。在斯沃斯莫爾學院的最后兩年，我曾在冷泉港實驗室與喬治·斯特雷辛格博士共事過一個夏天。與這位偉大的導師共事和觀察的經歷，讓我走上了分子生物學的道路。

我開始在麻省理工學院攻讀生物物理學研究生學位，但當我決定研究動物病毒時，我離開了這里，前往阿爾伯特·愛因斯坦醫學院跟隨菲利普·馬庫斯博士學習了一個暑期課程，并在冷泉港學習了當時由理查德·富蘭克林博士和愛德華·西蒙博士講授的動物病毒課程。

1959年，巴爾的摩在冷泉港學習期間，他身邊是大科學家Max Delbrück

我跟隨富蘭克林博士在洛克菲勒研究所完成了我的論文工作，之后繼續在詹姆斯·達內爾博士的指導下從事動物病毒學的博士后研究。我當時已經發現研究病毒特異性酶可以學到很多東西，因此我跟隨阿爾伯特·愛因斯坦醫學院的杰拉德·赫爾維茨博士學習了一段時間，向一位精通酶學的專業人士學習。

我的第一份獨立工作是在加州拉霍亞的索爾克研究所，在那里我有幸與雷納托·杜爾貝科博士共事。離開大學兩年半后，我于1968年回到麻省理工學院，并一直留在那里。
1974年，我加入了麻省理工學院癌癥研究中心，在薩爾瓦多·盧里亞博士的指導下工作，因為我發現我的研究興趣（之前主要涉及非致癌RNA病毒）越來越關注癌癥問題。

1975年，我獲得諾貝爾獎時，已經在紐約休學，研究從病毒學轉向免疫學的可能性?；氐铰槭±砉W院后，我重新調整了實驗室的方向，從那時起，我就一直致力于免疫學和病毒學的融合研究。如今，我對利用逆轉錄病毒載體改造免疫系統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我們在免疫學領域最重要的發現，或許是鑒定出能夠重排免疫球蛋白基因的蛋白質對，即所謂的RAG蛋白。這實際上是由兩名研究生David Schatz和Margie Oettinger完成的。我們轉而研究調節B淋巴細胞發育的轉錄因子，并發現了關鍵的轉錄因子——NF-κB。

我們主要利用Abelson小鼠白血病病毒永生化的細胞研究B淋巴細胞的發育。在研究該病毒導致細胞轉化和癌癥的能力時，我們發現其癌蛋白是一種酪氨酸特異性蛋白激酶。這在當時是一種獨特的酶活性，也是由Tony Hunter發現的。這一觀察促成了格列衛（Gleevec）的研發。格列衛是最成功的抗癌藥物之一，也是第一個靶向癌蛋白活性的小分子藥物。

在積極開展研究項目的同時，我發現自己對科研機構的管理工作充滿興趣，至今仍保持著這兩種興趣。我初涉行政管理，源于與杰克·懷特黑德先生的邂逅。他給了我一個創辦小型研究所的機會，并由他出資。我們與麻省理工學院合作，成立了懷特黑德生物醫學研究所，這是一個獨立的實體，主要致力于發育生物學研究。我成功吸引了一批優秀的教師，懷特黑德研究所也因此成為一所杰出的機構。其中一位教師埃里克·蘭德是人類基因組測序的推動者，如今他又創立了懷特黑德研究所的分支——布羅德研究所。

1990 年，我從麻省理工學院和懷特黑德研究所來到紐約，擔任我的研究生母校洛克菲勒大學的校長。由于我的一位合作者被控行為不端，影響了我的工作效率，我只在這個職位上待到了 1991 年。

1994 年，我回到了麻省理工學院，但 1997 年又被調離，擔任加州理工學院 (Caltech) 的校長。過去八年來，我很榮幸也面臨著管理這所偉大學府的挑戰，我的妻子稱其為最后的象牙塔。

學生時代，我學習的是物理科學，但作為一名生物研究科學家，我很少接觸該領域的重大進展；來到加州理工學院，極大地拓寬了我對科學技術領域全面進步的欣賞。

參考資料

https://www.nobelprize.org/prizes/medicine/1975/baltimore/int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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