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農業(yè)的發(fā)展歷程:從采集狩獵到農耕文明的演變

在高度發(fā)達的社會里，人們習慣于將一天劃分為早、午、晚三次進食。而在人類早期的生存狀態(tài)中，“餐”并無定時。原始部落往往有機會吃飽便大嚼一頓，甚至吃到再吃不下為止，根本沒有存糧隔日的意識。例如美洲某些印第安部落，將儲備食物視為一種軟弱甚至恥辱；澳洲土著不事農耕，也無意追求延遲的回報；霍屯督人以懶散出名，布須曼人則總是在暴食與饑餓之間劇烈搖擺。這種只看眼前、不顧將來的生活方式，看似愚笨，其實與他們的生存環(huán)境息息相關。

然而，一旦跨出那個“無憂無慮”的階段，人類便不得不開始思考——也就是自那時起，欲望萌發(fā)，煩惱滋生。皮爾里曾問一位愛斯基摩向導：“你在想什么？”對方回答：“我沒什么要想的，我有足夠的肉。”不必思考，就不去思考——如果把這看作一種生存智慧，背后其實隱藏著深層的無奈。

可盡管如此混沌蒙昧，正是在這類原始環(huán)境中，某些“過分發(fā)達”的生存機能反而成了優(yōu)勢。看看周圍的生靈：狗會埋骨頭，松鼠藏果，蜜蜂儲蜜，螞蟻囤糧——它們才是文明最初的教師。它們教會了人類祖先最重要的一課：為明天做準備。

不論是從陸地上采摘的野果野菜，還是從海洋中捕撈的魚蝦貝類等水生生物，獲取充足的食物都始終是原始社會最基本、最根本的生存任務之一。由赤手空拳的原始的掘食之根，至用石、骨作了最簡單的工具，縱然還用草為纖維所編成的羅網來捕魚，設的各樣的陷阱來捕獸，也都說明了他們的求生努力的不斷的深入和向前發(fā)展。由如波利尼西亞那樣的巨網的共同捕撈所引起的群體性的大規(guī)模的捕魚活動不僅促進了人類的原始的經濟的雛形的初步的形成，也將最初的政治組織的雛形初步的形成了起了推動作用。唯食之情，漸漸將社群的初形與國家的前身都推進了一個臺階。

阿拉斯加的特林吉特獵人偽裝成海豹，頭戴海豹形帽，模仿其叫聲，待好奇的海豹靠近，便毫不猶豫地出手捕殺。有的部落會將麻醉類藥物投入河流，待魚昏浮，再集體撈取。塔希提人混合植物制作麻醉劑，澳洲土著含蘆管潛近野鴨，將其拖入水下擒獲。墨西哥南部的塔拉烏馬拉人則用果仁誘捕鳥類——這些充滿智慧的生存策略，是人類與自然持續(xù)對話的痕跡。

今天，打獵被視作一種娛樂，帶著某種復古的浪漫。但對遠古的人類而言，這是生與死的斗爭。狩獵不僅為了果腹，也為了安全，更是確立主宰地位的象征。那些陳列在博物館中的武器——石斧、矛、弓箭、陷阱、投石器——每一件都曾是生存競爭中至關重要的工具，是先人留給后代、卻被輕易遺忘的禮物。

漫步森林，有時仍能感受到那種原始的恐懼。人類曾與各種生命競爭——與爬蟲、野獸、飛鳥，甚至看不見的微生物。我們扮演掠奪者，也始終是被環(huán)伺的目標。或許有一天，這些被壓制許久的自然之力將重新占據上風，吞噬我們的文明，把地球從人類的掌控中解放出來。

漁獵不僅僅可以被簡單地劃分為某一“經濟的階段”，而更是貫穿了人類文明的始終，成為了一種深深的生存方式和人與自然的根本關系的體現(xiàn)。但即使在高度的社會組織下，它也未能徹底的消亡，只是從生存的必需性上退化為了一種文化的背景，漸漸地成為文學、藝術、禮儀等文明的背后那個沉默而粗糲的底影。如今的我們在“狩獵”的過程中，不僅僅是為了滿足生理的需要，甚至也常常將其作為一種表演的形式，或者用來追憶往日的輝煌，或是用來體驗那一瞬的征服與追逐的快感——說到底，也就只是一場“游戲”的一部分罷了。

但若追問文明的根基究竟是什么，答案或許再樸素不過：一切建立在食物之上。教堂、博物館、劇院、圖書館、學校……它們是文明輝煌的立面，是精神的圣殿。而在那光芒照不到的背面，總是矗立著那座最古老也最真實的建筑：屠宰場。

人類最初依靠狩獵為生，那時他們與其他掠食者似乎并無太大分別。真正改變命運的轉折，或許發(fā)生在一場狩獵之后——當人們開始把活著的幼獸帶回營地，一場無聲的革命便悄然啟程。沒人能確切說出馴化始于何時，可以想象的是，某次捕獵后幸存下來的幼崽被孩子們當作玩伴，漸漸融入人群。起初它們可能仍被視作“行走的食物”，但隨著時間的推移，人類發(fā)現(xiàn)這些動物不僅能提供肉食，還能承擔勞役、提供奶水，甚至成為朝夕相處的伙伴。

畜牧的出現(xiàn)同時，人類的生命之輪就開始了從自然的、完全被物種的生死循環(huán)所支配的狀態(tài)向人為的、由人類的意志所左右的狀態(tài)的轉變。人不僅僅是自然的被動受害者，已成為畜牧的主動的、有意的、有為的生物了。正是通過捕獲一對雌雄的野生動物的繁殖，不僅能使其生息成群，而且可將其產下的奶水充分地用來喂養(yǎng)嬰兒，降低了早夭的風險，從而使人口得以穩(wěn)定地長大。但隨著一股奇妙的力量的喚醒，它那本就不穩(wěn)的腳步卻又突然躍升了起來，最終也在這片廣闊的大地上找到了比起以往的那樣更為牢固的立足之地。

不經意間，女性的腳步卻悄然地將人類與土地的關系都帶了個翻天覆地的變化。這樣一來，隨著男性的出hunt外出狩獵，她們就能在營地的相對安定中開始對周遭的自然饋贈的初步的“開發(fā)”——她們開始了對自然的初步的“剽竊”——從原始的“采”(采集果實)、“挖”(挖掘根莖)、“拾”(收集野生的谷物)等基本的自然之物的獲取中就可見一斑。或許正是那一天，在搬運的過程中隨意灑落的幾顆籽粒中突然破土而出，初生的嫩芽的奇跡，才使得那位初次發(fā)現(xiàn)“種子可以再生的”而感慨萬千的觀察者得到了靈感的點亮。基于對自然的那一系列不經意的試探與探索，最早的農業(yè)也就由此悄然萌發(fā)了出來。

通過從隨手的撒種到有意的播種，從原始的用尖頭的木棍掘土到后來用鋤頭的翻耕，農具的無數的演進與改革都在無聲的詮釋著我們對土地的深深的愛與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如阿茲特克人在墨西哥的廣闊的谷地中用鋤頭的努力開墾一樣，至今的馬達加斯加的婦女們也仍以整齊的隊列的隊形相互協(xié)同地共同的耕作著，真真如古代的場景一般的再現(xiàn)了出來。人類的智力大躍進之際，初步地學會了駕馭牲畜、鍛造鐵器，更重的犁具的出現(xiàn)使得耕地的深度、效率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在對野生植物的不斷的篩選、培育以及新的一系列的新的品種的不斷的被發(fā)現(xiàn)、傳播背景下，農業(yè)終于以其對人類的生存的無比的重要性為人類的文明打下了堅實的基石。

憑借對大自然的無數的感受、體會和總結，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大自然同樣是人類最好的老師，它的每一道光景，每一件現(xiàn)象都在對我們發(fā)出不同的教誨。隨松鼠的藏果、蜜蜂的儲蜜，我們的祖先就逐漸地對貯存的意義產生了深刻的領悟，從而將其延伸到自己對待生活的各個方面，形成了對物質的積累、對將來的一份厚積的深深的感悟。經過千年的“只看當下的”原始生活，他們最終也算是對未來做了些準備：用煙熏、鹽的腌制把肉類都保存了起來；對谷物的儲備就更不用說了，除了專門的谷倉外，還要對其防潮、防竊等都做了周到的安排，甚至都為應對可能的荒年做了充分的準備。而通過對農業(yè)的穩(wěn)定可預期的收成的培養(yǎng)，人類也就逐漸養(yǎng)成了謹慎的、對將來的預見的、對時間的觀念的性格。

不過，從狩獵到農耕的轉變并非一蹴而就。許多部落長期維持男性狩獵、女性耕作的分工，甚至拒絕新的食物來源。早期人類曾付出巨大代價，才辨別出哪些植物可食、哪些有毒；他們雖以谷物和乳品為生，卻仍未擺脫對肉食的渴望。有些部落依然嗜好生食，享受血與肉的野性盛宴。人類的食譜曾經寬廣得令人驚異：從貝類、昆蟲、蜥蜴到鼠類、虱子、爬蟲卵……有些部落甚至專精于捕蟻或曬制蟲干，在某些文化中，一盤燉虱子仍是一道值得歡呼的佳肴。

火的使用徹底改變了人類的飲食方式。烹飪不僅軟化食物、釋放營養(yǎng)，也使人類越來越依賴谷物與蔬菜——與此同時，它也帶來了新的困擾，比如蛀牙。

而在所有食物中，最令人不安的一種，莫過于人本身。食人習俗曾遍布于原始部落之中，甚至延續(xù)至較晚近的文明邊緣。在剛果、所羅門群島、斐濟，人肉曾公開交易；塔希提酋長向歐洲人表示“白種人烤起來像熟香蕉”；巴西一位部落領袖更直言：“讓敵人白白死去才是浪費。”

這一行為是否起源于極度匱乏的年代已不可考，但一旦出現(xiàn)，就往往被賦予宗教、儀式甚至社交的意義。血被視作增強勇氣的飲料，人肉被當作待客的最高禮節(jié)。蒙田就曾諷刺道：相比虛偽的虐待，不如誠實享用人肉——那至少不算浪費。

如某位哲學的部落酋長所言：“將敵人殺死后予以食用總比任其腐爛的下場要好得多”。與我們今日的觀念相反，那個時代生與死、食物與道德之間的界限便已遠為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