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 | 評《南京照相館》：“被迫著發出最后的吼聲”

“即便是在最血腥、最黑暗、最絕望、最無助的情況下，中國人仍然能夠迸發出絕地反擊的力量。”

• 作 者 | 郭松民
• 編 輯 | 南 方

01

《南京照相館》，注定要成為一部現象級的電影。

《南京照相館》的出現，意味著中國抗戰題材的電影，在經過一個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發展變化之后，達到了一個新的階段。

評價《南京照相館》，必須要和同類題材的的影片，如《金陵十三釵》（2011）、《南京！南京！》（2009）等做一番比較。

《金陵十三釵》的突出問題，是對國軍進行了美化，以至于使整個歷史氛圍變得虛假，并且使后續情節變得無法理解。

在影片中，佟大為飾演的國軍李教官，率領一小隊士兵，不僅裝備精良，戰術高超，而且還充滿了舍生忘死的英雄主義氣概，在和日軍作戰時，簡直以一當十。

這就帶出了一個問題：南京保衛戰開始時，守城的國軍約15萬人，攻城日軍約5萬人。倘若國軍如導演張藝謀表現的那般神勇，南京為什么只守了十幾天就陷落了呢？

按照一般的軍事規律，攻城兵力至少應該是守城兵力的兩至三倍，也就是說，守衛南京的國軍至少應該能夠頂住30萬日軍的進攻，但為什么連5萬日軍都阻擋不住呢？

如果國軍能夠守住南京，則自然不會發生南京大屠殺，難道不是嗎？

《南京照相館》則直面了這個問題。

在日軍的猛烈攻擊下，守衛南京的國軍開始潰退，但城門上的國軍督戰隊禁止他們后撤，用重機槍向蜂擁而至的國軍潰兵猛烈掃射。

潰退的國軍部隊，為了求得逃生的機會，向國軍督戰隊發起反沖鋒，死傷慘重。

這組鏡頭雖然只有幾十秒，但至關重要，因為它交代了整個時代氛圍：國軍士氣已經完全瓦解，南京保衛戰已然潰敗。

影片的另一個情節也非常重要，做為郵遞員的蘇柳昌（劉昊然 飾），被他所屬郵政所撤離車輛甩下，而郵政所車輛開出不遠，也被日軍炮火掀翻。

蘇柳昌只能自己決定是繼續逃命，還是留下來等待無法預知的命運。

這意味著，在軍事崩潰的同時，國民政府的民政系統也崩潰了——南京市民既沒有人保護，也沒有人組織，一盤散沙，只能聽任武裝到牙齒的占領軍蹂躪與宰割。

《南京!南京!》的突出問題，則是美化日軍。

《南京!南京!》里出現的人物很多，有國軍，有普通市民，有妓女，也有拉貝這樣值得尊重的外國人，但真正貫穿始終的，卻是屠城隊伍當中的一員：日本小軍官角川。

在導演陸川的鏡頭里，角川接近“完美”：潔身自好、對慰安婦百合子的愛情純真執著，就連槍殺姜淑云，也是為了使她免遭凌辱，影片的結尾，他更是毅然放走兩個中國人，然后以自殺來完成了靈魂救贖……

于是，角川就成了大屠殺中最令人感動的人物，以至于有人建議，把片名改為《一個日本好人和一座叫做南京的城》，觀眾幾乎要不得不為角川之死落淚了。

但問題在于，如果日本軍人居然如此善良，那為什么又會發生空前慘酷的南京大屠殺呢？

另一個問題是，如果日本軍人居然是南京大屠殺的最大受害者，難道被屠殺的中國人反而是有罪的嗎？

并不是說在幾百萬侵華日軍中，不存在極個別的類似角川這樣的人物，而是說角川沒有任何典型性，不能做為一部以大屠殺為主題的電影主角——你屠殺了我們，還要我們同情你因為參與屠殺而使心靈受到傷害，天下哪有這樣的道理？

在這方面，《南京照相館》實現了對《南京！南京！》對矯正，塑造了伊藤秀夫（原島大地 飾）這樣一個可信的日軍中尉形象。

伊藤的形象突破了各種各種臉譜化——他不是生就的魔鬼，不是“武士道精神”的簡單符號，也不是角川那樣“有良心的文青”……

在日本社會內部，伊藤是一位靦腆、善良、彬彬有禮，甚至有點文弱的青年，但關鍵在于，由于長期受軍國主義、種族主義的教育，伊藤根本就沒有把中國人當人，而只是把中國人當成“人形動物”（如今天的以色列錫安主義分子看巴勒斯坦人那樣）。

在伊藤看來，既然中國人不是人，那么就不適用人類的道德標準，也就不必對他們有悲憫之心，可以無恥地利用、殘殺與強奸。

對伊藤來說，不能為他所用的中國人是螻蟻，可一腳踩死，能為他所用的中國人則是狗。

一直在盡心盡力為日軍服務，同時對“王道樂土”充滿幻想的漢奸王廣海（王傳君 飾），在看到心愛的女人即將被日軍拖走強奸的那一刻，終于忍不住上去拉扯一把，卻被伊藤從身后一槍擊斃。

伊藤還從牙縫里擠出幾個字：“狗反咬主人，就該是這個下場。”

伊藤的形象并非向壁虛構，而是有大量真實的史料做為證據。

關東軍參謀田中隆吉中佐就曾在公開會議中說：“坦率地講……我認為中國人是豬玀，對他們怎么干都行。”日本兵大前嘉在回憶自己當時的精神狀態時說：“中國人是螻蟻之輩。殺死螻蟻之輩，還會受到什么良心責備嗎？”

伊藤，而不是角川，才是侵華日軍的主流形象。

伊藤是我們理解這位“一衣帶水”的鄰邦的鑰匙——核心問題不是日本的內部治理與經濟發展水平，而在于他們是不是把“西方人之外的非日本人”同樣視為人？

這才是中日民間情感問題的全部癥結之所在，絕不是如某個大V所鼓噪的“管控厭日情緒”所能夠解決的。

02

除了以近年主流抗戰題材電影為參照系之外，《南京照相館》還可以新中國前三十年人民電影時代的抗戰影片為參照系，如《平原游擊隊》《地道戰》《地雷戰》等等。

通過比較，我們可以發現國統區民眾和解放區民眾不同的生存狀態與精神狀態。

這些經典抗戰影片中的民眾，是以晉察冀解放區、山東的膠東抗日根據地的農民為原型的。

和國統區民眾相比，他們的最大特點是有覺悟，有組織。

隨著共產黨、八路軍的到來，根據地民眾不僅民族意識覺醒，懂得了救國的道理，并且被很好地組織起來了，村村都有黨支部、武委會、婦救會、民兵等組織，他們在打鬼子時，還可以得到八路軍的正規部隊，以及地方武裝如武工隊、區小隊、縣大隊等的支持。

最重要的是，日本鬼子在他們心目被“脫魅”了，不再具有不可戰勝的光環，盡管日軍在“掃蕩”時實行“三光”政策，其酷烈程度不亞于南京大屠殺，但老百姓知道鬼子是兔子尾巴長不了的，他們利用熟悉地形地貌等各種有利條件與日軍周旋，使他們陷入了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

而《南京照相館》，好就好在找到了民國的感覺，能夠真實地反應八十多年前民國首都市民的精神面貌。

和華北、山東解放區那些樸實的農民相比，這些人事實上是當年的“中產階級”。

比如王廣海，能講一口流利的日語，他可能出身于一個比較富裕的家庭，有條件送他去日本留學；他的情人林毓秀（高葉 飾）是三線明星，與“電影皇后”胡蝶配過戲；金承宗（王驍 飾）則是一個小老板，他經營的吉祥照相館具有相當規模。戰爭爆發前，他無疑過著十分滋潤的生活，還可以攜帶妻女到周邊城市旅游。

相對而言，只有蘇柳昌和宋存義（周游 飾）的地位低一點，但他們兩人，一個郵遞員，另一個是巡警，都是穿制服，有“單位”的人，生活比最底層的勞動者還要好很多。

但就是這樣一些人，在南京城破之后，卻都處于一種無助、迷茫，以及莫名恐懼的狀態，當巨大災難降臨時，沒有一個人想到抵抗，而只是幻想用自己的方式“躲過去”。

王廣海理應是最“知日”的，卻堅信日本不可戰勝，“日本人怎么可能失敗”？既然日本不可能失敗，那么為日本人服務，以求過上好日子，就是理所當然的。

這就是一個漢奸的“理性”邏輯。

相對于王廣海，金承宗更有民族氣節，但他拋不下自己的產業，只是想在地下室躲過最初的混亂，然后恢復營業。“人總是要照相”，這意味著他對日本的統治也抱有幻想。

林毓秀是依附于王廣海的，她還幻想未來能夠繼續演戲。

至于蘇柳昌，一開始就想逃離南京城，只是沒有成功而已；宋存義以巡警身份被強行補入部隊，待到他出現時，部隊早已潰散，他藏在林毓秀的大木箱里才躲過一劫。

這就是南京城破時，南京市民所面臨的狀況——

一方面，國民政府和國軍已經拋棄了南京市民，逃之夭夭。在逃跑之前，他們對南京市民沒有任何安排，沒有向他們發放武器，沒有留下骨干力量組織他們抵抗，也沒有安排他們有序撤離和疏散。

另一方面，被拋棄的南京市民則陷入沒有組織，一盤散沙，既極度恐慌，又充滿幻想的狀態。南京城仿佛一夜之間變成了無政府的蠻荒之地。

南京城里雖然還有大量國軍士兵沒有來得及逃走，但指揮系統已全部瓦解，許多士兵脫下軍裝，換上平民服裝混入難民中，他們不僅不能成為市民的主心骨，反而加劇了恐慌和混亂。

但就是這樣一些原本希望在戰爭浩劫中活下來的普通人，從一開始的忍辱偷生，最終走到覺醒和反抗，“被迫著發出最后的吼聲”！

宋存義，原本是要繼續茍活下去的，但他從蘇柳昌為伊藤沖洗的照片上，看到了自己唯一的弟弟被日軍當胸刺死，從而決定與日軍同歸于盡；

蘇柳昌和林毓秀，被伊藤拉去擺拍作秀，營造“中日親善”的假象。在此期間，一個嬰兒的哭泣讓伊藤覺得受了干擾，旁邊的日軍士兵就直接從母親懷中奪走那個嬰兒，活活摔死。

也許就在這一刻，蘇柳昌徹底地放棄了幻想，堅定了要把南京發生的一切傳出去的信念。

《南京照相館》的可貴之處，在于最大限度地貼近了歷史，摸到了民國的脈搏，以民國的方式還原了民國。

影片令觀眾意識到，即便是在最血腥、最黑暗、最絕望、最無助的情況下，中國人仍然能夠迸發出絕地反擊的力量。

所以，中國是不可能被征服的！

影片也迫使我們嚴肅思考近年來被一些人掛在嘴邊上“銘記歷史，吾輩自強”的含義。

中國，絕對不能再遭受一次首都淪陷的悲劇；共和國，必須以民國為鏡鑒，避開民國的一切覆轍，今天，我們必須反對一切新老帝國主義，以維護人類持久和平。

如此，才真正意味著今天的人們，沒有忘記在南京大屠殺中殉難的30萬亡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