勢向與吉兇：《周易》與書法現象學

繼續分享《周易系辭傳》網課中的一些思考，仍然結合書法經驗來談。書接前文兩篇：《 》《 》。配圖是《系辭傳》直播網課中邊講邊寫的課稿。

勢向與吉兇：《周易系辭傳》義疏

（節選）

柯小剛（無竟寓）

《系辭傳》云：“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吉兇生矣。”

“方”不是先于運動的外在空間，而是運動勢向帶來的方位區分。日常語言所謂“方向”，即含此意。就天而言，日出日落，然后有東西之方；寒暑往來，陰陽向背，然后有南北之方。就人而言，行道乃分前后，乃顧左右。無論天運，還是人行，皆以動而有向，向乃有方也。譬之書法亦然：運筆有勢則點畫有向，點畫有向則首尾貫氣、左右顧盼，自然生成形體結構之方。山水畫點苔所謂“攢三聚五”亦見此意。在勢向中的用筆，沒有一筆是孤立的。一個動作帶起另一個動作，一筆生出另一筆。如果動作勢向是“方以類聚”的，那么，由之產生的書法點畫或山水點苔與皴線就都是“物以群分”的。泰卦初九“拔茅茹，以其匯，征吉”就是“方以類聚，物以群分”的范例。泰下體乾卦三陽皆欲上升，故有茅根相牽、連類而進之象。由此可見“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并不是靜態的分門別類和固化的貼標簽，而是行動中的趨勢相感、觸類相引。

不過，“方以類聚，物以群分”的結果，在不同的時機卻會帶來不同的結果，于是“吉兇生焉”。一種勢或動作的方向性和節奏感一旦形成，就會感發更多順勢而為的動作與之呼應，帶動更多同向的動作相互增強，推動最初趨勢的發展，最后形成一種風潮和局面，一種風格或樣式，也就是形成一種相對固化的“方”和既成現實的“物”。此時，群、類會變得越來越固化，不同群類之間的排斥也會越來越強。于是，原本作為運化之道的觸類感物就蛻變為意必固我、黨同伐異，走向感通的反面。所以，當運化勢向一旦類聚成方、群結成物，運化活力就會喪失，動作勢向就會改變，乃至停滯、終止，走向反面。

方或物的內部認同當然可以帶來一種積極的自我肯定和自我滿足，但當這種自我滿足走向自我局限，乃至自我欺騙，原本可以帶來感通和呼應的群類就變成了一種溫水煮青蛙的舒適區，使起初的相感之通蛻化為自我封閉之否。本來，類之以觸，群之以感，類與群原是運化之良工，也是卦爻所以組合的機理，但不顧時機變化而一味依賴成功路徑的結果卻往往使類聚成方、群結成物而不知所以化之，遂使類失其觸、群喪其感，使方物成為運化的固蔽和障礙。這便是為什么吉兇雖相反，而皆生乎“方以類聚，物以群分”。當然，也正因此，吉兇并無常定，而是隨時都有可能相互轉化，如老子所謂“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

吉兇既然都是“生”出來的，就是活的勢運之機，隨時都有可能發生變化。由此亦可見出，吉兇實際上并不只是“方以類聚，物以群分”的結果，也反過來調節著方物聚散的勢向。吉兇不只是一種斷定，更是一種警示，以及轉變的契機。《易》曰：“辭也者，各指其所之”（《系辭上》）。吉辭之吉，在其趨吉之勢，而趨之不已則難免“無平不陂，無往不復”（泰卦九三）而由順轉逆；兇辭之兇，在其趨兇之勢，而趨之不已則可能“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系辭下》），剝極而復，否極泰來。

所以，吉兇并不在事件的發生之外，不是站在事件外面對事件性質和結果的判定，而是內在于事件過程之中，時時參與著事件的發生。實際上，事之為事，本來就不是封閉的線性因果序列，而是如“小徑分叉的花園”般充滿變化可能性的發生（Ereignis），故《系辭傳》云：“通變之謂事”（《系辭上》）。由是可知吉兇之義非它，即此“通變之謂事”中的“通變”之機而已矣。故《系辭傳》曰“吉兇生矣”，而不說“吉兇斷矣”或“吉兇定矣”。

《莊子·天下》篇的“道術將為天下裂”而“方術”蜂起，也可視為“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吉兇生焉”的一種表現。對于百家方術之興，莊子每曰“古之道術有在于是者，某某聞其風而悅之”，正是觸類相引、群分黨爭之象。觸類相引是方術中的道性，是方之能感而通大道；群分黨爭則是群類封閉而致方物固蔽，終隔于道。觸類相引，則吉生焉，使“百家眾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群分黨爭，則兇生焉，使“內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為其所欲焉以自為方” （《莊子·天下篇》） 。

5月16日 周五晚九點結拍，掃上圖二維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