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蘇俄“哲學船事件”始末

1922年夏，蘇維埃開始有計劃、有系統地驅逐知識分子，100余名俄羅斯精英被迫離開祖國，投向西方——只有清除他們，才能“凈化俄羅斯”。

1922年9月29日傍晚，彼得格勒的空氣中彌漫著秋日黃昏的輕盈和寧靜。涅瓦河畔的碼頭上卻是一片熱鬧景象。

不斷有客人進入德國船只“哈肯船長號”。車夫們幫著搬運行李，與海關檢查人員交涉、爭吵。朋友和親人們來送行。其中有一大群給教授們送行的學生。他們幫著搬東西，給教授們的妻子獻花。一百五十多個年輕的女孩子，像一窩小鴨，因為秋涼和激動而泛紅的臉龐，在人群中形成一條蜿蜒、晃動的長彩帶。一直到晚上11點，岸邊還沸騰著一撥接一撥的年輕人的洶涌激情。凌晨時分，伊薩基耶夫教堂的鐘聲遠遠傳來，送行的人群漸漸散去，涅瓦河逐漸恢復了寧靜。

然而，所有的乘客們，除了那些不懂事的孩子，都度過了一個終身難忘的不眠之夜。第二天一早，他們將離開祖國俄羅斯，前往德國港口施特汀。這不是普通的旅行，而是被蘇維埃政權驅逐出境。他們也不是普通的乘客，而是俄羅斯知識分子中的精英及他們的家屬。

驅逐出境

1922年8月16日，哲學家尼·奧·洛斯基在彼得格勒的家里突然接到通知，讓他到務必到果洛霍夫街的契卡（秘密警察）辦公樓去一趟。洛斯基以為此行是去辦理出國護照的手續，便毫不擔心地去了。

但是一走進契卡的辦公樓，他就知道自己被逮捕了。他被帶進二樓，坐在審訊室的門口，旁邊站著一位持槍士兵。幾分鐘后，他看見哲學家列夫·卡爾薩文走出審訊室。后來，洛斯基在監獄里看到50多名各個階層的被捕者，其中有哲學家卡爾薩文、拉普申和數學家謝里瓦諾夫。

同一天，一名政治總局委員突然闖進語言學家謝·葉·特魯別茨科伊的房間。搜查無果后，他還是蠻橫逮捕了特魯別茨科伊，又用汽車將其帶到秘密警察的“內部監獄”。在那里，特魯別茨科伊見到了哲學家弗蘭克和許多知識分子。

是夜，特魯別茨科伊見到好幾輛汽車開來。顯然，里面都是被捕的人。兩天后，特魯別茨伊被第一次叫去審訊。去的時候他遇見了審訊歸來的洛斯基的老朋友、哲學家別爾嘉耶夫。

16日這一天，一場針對“反蘇”知識分子的秘密抓捕行動在莫斯科、彼得格勒和烏克蘭地區同時展開，一直持續到18日夜。行動由國家政治保衛局行動處執行，目標是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確認的217名“反蘇”知識分子。

抓捕行動尚未結束，審問就已經開始。

作為當時俄國最著名的哲學家和思想家，“自由”信仰的堅定捍衛者，別爾嘉耶夫受到“優待”：他大概是莫斯科地區最早受到審問的人。18號清晨，別爾嘉耶夫被領到審訊室。出乎他的意料，沒有冗繁的程序，也沒有兇神惡煞的審訊員，審訊過程簡潔流暢。

在簡單地填寫了一張個人信息表后，別爾嘉耶夫開始回答提問。問題早已設計好：對蘇維埃政權機構和無產階級國家體系的看法、對知識分子及社會團體的任務的看法、對教授罷課的看法、對路標轉換派（1921年在流亡國外的白俄知識分子中間出現的一種社會政治流派）、薩文科夫分子（1921年薩文科夫在國外創立“捍衛祖國與自由人民同盟”，目標是在俄羅斯組織反對蘇維埃政權的總起義）和審判社會革命黨（俄國的小資產階級政黨）人的態度、對蘇維埃政權的高校政策及高校改革的看法、對俄國境外僑民前景的看法。

“我無法站在階級的角度來看問題，無論是貴族的意識形態還是農民的意識形態，無論是無產階級的意識形態還是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都是狹隘、有局限且自私自利的。我站在人類的角度看問題，任何階級和政黨都應該上升到這一高度……我想，俄羅斯不是無產階級國家，因為大多數俄羅斯人是農民”?！拔也毁澇商K維埃政權對高校的政策，因為它破壞了學術和教學的自由，也限制了以前的哲學自由”。別爾嘉耶夫毫不掩飾自己的思想，勇敢而坦誠地回答了上述問題。他認為只有這樣才符合他作為思想家和作家的尊嚴。

令他意外的是審判員似乎沒有聽到別爾嘉耶夫這些“大逆不道”的話，面無表情，昏昏欲睡。審訊室里只聽見別爾嘉耶夫的義正詞嚴的回答和記錄員沙沙的錄寫聲。

而且，審判員立刻就做出判決：受審人“觸犯俄羅斯蘇維埃聯邦法例第57條”，予以驅逐出境。審判員還讓他手寫一份自費出境的申請和一份未經許可不擅自回國的字據，再簽署一份同意書，保證自費出境并在七或十天內處理完公私事務與出境文件，限期回來向第四科科長處報到。別爾嘉耶夫在判決書上簽字時順帶寫下了自己對判決的抗議，但無濟于事。

隨后走進審判室的是特魯別茨科伊。他經歷了與別爾嘉耶夫類似的審問過程，連審判員所提的問題都一模一樣。審問結束后審判員立即宣布：“你涉嫌觸犯有關反革命活動的一個條款，將要被判處最高刑罰——槍決”。

整個審訊室頓時陷入一片死寂。審訊員突然問道：“您愿不愿用出國來代替槍決？”

特魯別茨科伊一時驚訝得說不話來。要知道，在那個時候，對一個最無辜的蘇維埃公民來說，獲得出境許可也幾乎是不可能的。況且特魯別茨伊還是一個“犯人”。

審判員的勸說更特魯別茨科伊感到不可思議：走吧，想想您在這邊過的什么日子，在這里你會消失，但是出去之后人們會把你看得像金子一樣珍貴，您還能見到您國外的兄弟。這是德國領事館的護照，簽字吧！

這是不是秘密警察的圈套？他們是不是想尋找到我準備逃往國外的證據？特魯別茨科伊不敢相信他的耳朵。生活經驗使他保持著高度的警惕，他拒絕簽字。兩周后，在著名的秘密警察阿爾圖佐夫的仔細勸說下，特魯別茨伊答應被驅逐，并簽下保證書：如果再出現在蘇維埃境內，就會被槍決。

就這樣，特魯別茨科伊和別爾嘉耶夫一樣，被“依法”驅逐了。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所有被逮捕的知識分子都經歷了類似的過程：千篇一律的審問，大同小異的判決，一模一樣的命運——驅逐出境。

“凈化”俄羅斯

1922年8月31日，托洛茨基在接受美國記者安娜·斯特朗的采訪時，第一次針對國際社會的質疑解釋了驅逐這些知識分子的原因：“我們驅逐或將要驅逐的那些人士，在政治上本來是無足輕重的。但他們是我們可能的敵人手中潛在的武器。在軍事狀況復雜化……的新形勢下，所有這些不調和和又不悔改的人士就將成為敵人的軍事政治間諜。而我們將不得不按照戰爭法槍決他們。這就是為什么我們認為，現在，和平時期，預先驅逐他們更好?！?/p>

托洛茨基稱這次行動具有“布爾什維克特色的人道主義”。但是，在布爾什維克的領導層關于此次事件的交流中，只有冰冷的匕首和子彈，沒有溫情的“人道主義”。

1922年初，列寧在《論戰斗的唯物主義》一文首次提到驅逐知識分子問題。他說：“俄國工人階級有本領奪取政權，但是還沒有學會利用這個政權，否則它早就把這類教員和學術團體的成員客客氣氣地送到‘民主’國家里去了。那里才是這類農奴主最合適的地方”。

5月19日，列寧在寫信給捷爾任斯，他要求捷爾任斯基有計劃地抓捕反蘇知識分子，并把他們驅逐出境。他在給斯大林的信件中，強烈批評這些“資產階級及其幫兇，那些知識分子和資本家的走狗，他們自以為是國家的大腦，實際上，不是大腦而是臭狗屎?！?/p>

有歷史學家解釋說，這似乎是以列寧、托洛茨基為首的布爾什維克政黨，在內戰結束后維護革命組織純潔性的措施。曾在一個戰壕里共同戰斗的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人民社會黨，此時被認為變成了敵人。于是，這些極具號召力的知識分子自然就成為蘇維埃政權亟待消滅的對象。

在蘇維埃政權制定的“政治履歷”中，這些“反蘇知識分子”中的大部分都屬于某一黨派——立憲民主黨、社會革命黨、孟什維克或人民社會黨，哪怕是某黨前黨員。而那些沒有參加過任何黨派的人，則是被指出具有某黨傾向或同情某黨。別爾嘉耶夫的“政治鑒定”中如是寫道：“君主主義者，后來是立憲民主黨”。哲學家斯捷蓬則被“鑒定”具有“社會革命黨傾向”。

但是，并非所有被驅逐的知識分子都是政治斗爭的犧牲品。彼得格勒大學教授卡爾薩文是一位完全的無黨派人士，他的“政治鑒定”中這樣寫道：“完全陷入神秘主義，不做任何工作”。哲學教授伊里因的“政治鑒定”里，同樣看不到任何政黨字眼，只是籠統地說他“反蘇情緒明確”。

對此，別爾嘉耶夫有深刻的洞見：“（知識精英）不是因為政治原因，而是出于意識形態的原因被驅逐”。內戰結束后，所有的外部敵人都已經被消滅。這些“不與新政權妥協”的知識分子精英們成為布爾什維克統一意識形態、建立專政的最大障礙。他們手無寸鐵，即使參與一些秘密結社活動，無非就是討論學術，散布思想，根本不足以動搖龐大的國家機器。但是他們播下的思想種子可能突破紅色專政的意識形態。只有清除他們，才能真正“凈化”俄羅斯。正如列寧在寫給斯大林的便條中所說：“我們要徹底凈化俄羅斯?！?/p>

英國歷史學家萊斯利·張伯倫將這一特殊時期視為“紙上的內戰”。布爾什維克先后查封了《經濟學家》、《經濟復興》、《文學之家年鑒》、《思想》等一大批具有自由主義傾向的雜志，將那些“與共產主義格格不入”的教授和學生清除高校，抓捕異議者，強制使用新的教育課本，并采取初步措施創建一個新的激進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分子新階層，以實現意識形態形態的大統一，將權力集中于鐵腕人物手中?！?922年，列寧將這些知識分子驅逐出境之后，這場沖突才真正結束”。

蘇維埃政權的領導層們，顯然經過了深入討論才決定以驅逐代替槍決。因為在國家政治保衛局擬訂的217名驅逐對象中，大多數都是享譽歐洲的知識分子，處決他們將會損害社會主義政權的“良好”形象。

而且，社會主義民主政權不會把人一棍子打死，而是要讓這些知識分子在了解到資本主義的“腐朽”之后，認識到社會主義的美好，從而改造自己。別爾嘉耶夫離開的前夕，俄羅斯藝術科學院主席曾對他說：“克里姆林宮希望，到了西歐后您會明白真理在哪一邊”。

離別時刻

得知自己將被驅逐之后，別爾嘉耶夫的內心一直很矛盾。離開祖國和親人，讓他憂傷難受，而且他排斥移民，不想加入移民界。但同時他也有另外一種感覺：“我將去到一個更自由的世界，能夠呼吸到更自由的空氣”。

幾乎所有的人都有類似的矛盾心情。但他們沒有太多的時間來感傷或幻想，國家政治保衛局給他們的準備時間很有限：一周或十天。他們匆忙收拾行李，處理公私事務，最重要的他們得湊集經費，因為他們要自己承擔出境所需的所有費用。

倒是國家保衛處還沒有做好準備，資金遲遲沒有到位，簽證問題也遇到麻煩。這些命運未卜的人們在莫斯科滯留了整整一個多月。等待中的人們開始焦慮、不安。他們深知，只要他們還沒離開，領袖的一句話，秘密警察的一粒子彈，都可以隨時讓他們失去生命。現在，他們渴望被早點驅逐了。

這段時間內，別爾嘉耶夫和作家奧索爾金作為“流放組織”的負責人，一直在為諸多事情忙碌：張羅外幣，商討到彼得格勒的單獨車廂和輪船上的艙位，與國家政治保衛局的交涉，與德國大使館商談簽證問題。有時還要接受外國報刊的采訪，他們對這些未來的流亡者很感興趣。奧索爾特金感到，他們現在暫時是共和國最自由的公民。

9月27日，這些知識分子攜家人乘火車來到彼得格勒，卻被告知船要兩天后才到。這一次，完全不認識的人們特別熱心地搭救了這些被驅逐者。誰在彼得格勒沒有能收留他們的親人和熟人，馬上就有陌生人邀請他們到自己家中。當時，整個俄羅斯都面臨巨大的物質困難，而且把“被驅逐者”這樣不受歡迎的人帶入家中，可能會引起秘密警察的注意。但所有人都立刻受到邀請。

特魯別茨科伊和其他幾名被驅逐者受邀來到一個知識分子家里，他是彼得格勒一家公共圖書館的主任。面對好心的收留者，他們感到十分不安，擔心好心人因為他們而受到牽連。他們十分想離開，“每一分鐘似乎都是雙倍的煎熬”。別爾嘉耶夫則住在老朋友洛斯基的家中，在書房的沙發上休息?；蛟S是這段時間經歷了太多事情，離行的前一天晚上，他做了惡夢，大喊大叫，嚇壞了房間里的其他人。

終于，1922年9月29日，30多名知識分子和他們的親屬登上了“哈肯船長號”。第二天早晨，特魯別茨科伊醒來，看了看手表，發現已經超過預定時間幾個小時了，船卻還在原地。

“怎么回事？”“是船長還沒獲得出發許可。”“為什么？”“不知道?！?/p>

等了很久，船終于開了，但是他們還沒有拿到護照，秘密警察也沒下船。

為什么會這樣？難道要把我們押到另外一個地方？

正當他們惶恐不安之時，一艘小船駛近，秘密警察們下了船。隨后，大家都拿到了自己的護照。一塊沉重的石頭終于從心里掉了下去。

但是，所有人都沒有輕松愉快的感覺。就在前幾天，他們還渴望著被早些驅逐，而現在，離別的憂思彌漫在每個人的心頭。特魯別茨科伊在后來回憶說：“揪心的傷感控制了我。我眼睛死死盯住最后一片故土。令人絕望的灰蒙蒙的天空、灰蒙蒙的大海、灰蒙蒙的燈塔側影、甚至海鷗不知為社么也是灰色的。憂愁、傷感、絕望！……但這畢竟是俄羅斯，我們父輩和祖父輩的國度?！?/p>

岸邊，還有人在為他們送行。甚至有秘密警察也脫下帽子，向他們揮手，大喊：“我們都是俄羅斯人！再見！”

苦澀的歷史感

其實早在一周前，被驅逐者就已經開始陸續離開。9月23日，社會學家索羅金和別舍霍諾夫乘上了莫斯科至里加的火車；隨后，斯捷蓬等人乘坐同一車次直接去了柏林。一個月后的11月16日，又有17名知識分子攜家眷乘“普魯士號”前往德國。歲末，哲學家、宗教活動家謝·布爾加科夫登上了前往君士坦丁堡的輪船，加入了流亡者的行列。

這就是后來俄羅斯史家所說的“哲學船”事件?？梢钥隙ǖ氖?，在此事件中真正被驅逐的人數不超過120人。但是在世界史上，恐怕沒有哪一個國家如此大規模流放國內的知識精英了。直到蘇聯解體之際，相關檔案文件開始解封之時，事件的真相才被一點點揭開。2002年以來，隨著又一批資料的解密和一些研究著作的出現，“哲學船”事件才大白于天下。

但是歷史總是充滿了吊詭。我們看到了真相：這些知識精英們被野蠻地逮捕，加上罪名，驅逐出自己的祖國。但還有另一個真相：把這批俄羅斯知識精英驅逐出境，對驅逐者本人，對整個俄羅斯乃至世界文化，都是人道而幸運的。如今，這幾乎是所有人的共識。

被驅逐離開的時候，伊茲戈耶夫曾說：“彼得堡的文化和國家建設的宏大在屹立的俄羅斯面前只是一粒沙。知識分子——在彼得堡和那些毀滅的俄羅斯城市的宏大面前也只是一粒沙。而我們——只是知識分子的一小部分，努力護著將會‘燎原’的星星之火?！?/p>

事實確實如此，這一小批知識分子為俄羅斯和整個世界文明作出了巨大貢獻：索羅金成為哈佛大學第一位社會學系主任，被譽為美國“社會學之父”；別爾嘉耶夫被譽為“當代最偉大的哲學家和預言家之一”，對整個西方哲學產生了重大影響；特魯別茨科伊成為享譽世界的語言學家；阿·基澤維特爾是卓越的歷史學家……

驅逐真的成為一種“仁慈”。假設別爾嘉耶夫們沒有被驅逐出境，他們又該怎樣穿過那一場場政治運動的血雨腥風；如果他們留在俄羅斯，等待他們的又是什么樣的命運？

當時確實有14個人通過說情避免了驅逐。但他們其中大多數，最終沒有避免在30年代再次被捕、判刑甚至槍決的厄運。其中，經濟學家康德拉季耶夫、法學家費里德斯泰因等四人在1937-1938年的大清洗運動中慘遭槍決。其余人均多次被捕，或死于勞改營，或下落不明。

晚年，別爾嘉耶夫曾不無感慨地說道：“離別之際我很難受，必須和太多太多的人告別，而前面卻是未知……但我還面臨在西方漫長而有趣的路途要走，面臨一個與我而言非常有創造力的時期。我從流放中看到了某種天意和意義，那就是我的命運的建樹?！?/p>

2002年，哲學船事件八十周年之際，彼得堡哲學會在當年出發的碼頭上立起一座紀念碑，靜靜地望著涅瓦河水。第二年，又一首名為“哲學船”的輪船，載著各國的哲學家前往伊斯坦布爾參加世界哲學大會。然而，他們中又有多少人能真正理解別爾嘉耶夫的感嘆：“我所經歷的一切最后造成一種苦澀的歷史感。”

(本文原載：《看歷史》201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