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學歷迷奸暗網里，醒來后一無所知的她們

蔣中懿在庭審現場

2026年5月20日，德國柏林莫阿比特區的刑事法院，邵之霆案繼續審理。

上午9點半開庭前，等待旁聽的人已經從三樓法庭入口排到一樓大廳。多名到場旁聽者告訴南風窗，與5月18日的庭審一樣，現場大多是華人面孔，其中女性占多數；有人從法蘭克福、蘇黎世等地趕來。法庭只允許30人入內。沒能進入的人留在樓梯間等候，或在中途休庭時向走出法庭的人打聽庭審內容。

庭審的房間/旁聽受訪者供圖

邵之霆是Telegram群組“德國老司機駕校”（以下簡稱Telegram 8人組）的核心成員之一。該群組共有8名成員，除一人外均為中國男性。他們被指在群組中交流下藥、性侵和獲取麻醉藥物的方法，分享作案經驗，并傳播受害女性的影像資料。

群組成員還使用一套特定黑話：“司機”（施害男性）、“車”（受害女性）、“開車”（實施性侵）、“加油”（下藥）、“死豬”（無意識女性）、“半死豬”（半無意識女性） 等。

邵之霆案受到關注的原因之一，是他的醫學背景。邵之霆今年29歲，本科畢業于河北醫科大學，在北京大學醫學部獲碩士學位，后赴柏林夏里特醫學院讀博。

邵之霆曾是國家獎學金獲得者

檢方指控，他曾在Telegram 8人組中為其他成員提供藥物使用建議，涉及藥物選擇、劑量和混合使用方式；他還被指在2019年至2021年間，多次對一名與其存在親密關系的女性實施下藥性侵，并拍攝影像。

這個網絡直到2024年11月才因主犯張大鵬被捕逐漸浮出水面。到目前為止，Telegram 8人組中的張大鵬、蔣中懿、周同已完成一審。

加拿大心理學家、性犯罪再犯風險評估專家R. Karl Hanson告訴南風窗，這類案件真正值得注意的，是這些人通過網絡聚集、互相鼓勵、交換經驗，并試圖隱藏犯罪痕跡。藥物帶來的瀕死風險，也顯示出他們對女性身體和生命安全的漠視。在他看來，異常性興趣本身并不必然導致犯罪；區別在于，一個人是否仍把傷害他人視為錯誤，是否擁有“阻止自己行動的價值觀和自我控制”。

在歐洲人眼中，德國案常被拿來與法國Pelicot案類比。Pelicot案中，Dominique Pelicot 長期給妻子Gisèle Pelicot下藥，并通過網絡招募其他男性，在她失去意識時強奸她。這個案件震動法國，不只是因為犯罪發生在婚姻內部，也因為參與者中許多人并非公眾想象中的“罪犯”，而是生活中看似普通的男性。

德國案揭開的，也是相似的恐懼：很多受害者并不是在陌生場景中遇到危險。她們認識那些男人，是伴侶、鄰居、同事、朋友，或者至少是在正常的社交場景中接觸到他們。

這些施害者也不是邊緣人或是“怪物”。他們接受過良好教育，擁有專業身份，維持體面生活，甚至在熟人眼中“人還不錯”。

犯罪團伙主要成員背景

但正是這些看似正常的關系和身份，使暴力更難被識別，也讓傷害更深。長期研究藥物促成性侵害及創傷記憶的臨床心理學家Laurie Fields告訴南風窗，這類下藥性侵的傷害不只在于身體侵犯，也在于藥物造成的記憶缺失。許多受害者事后無法完整講述發生了什么，只能被困在那段失去的時間里，反復想象“最糟糕的情況”。

被捕

最早被逮捕的張大鵬，同時也是“Telegram 8人群組”的管理員，在德國生活多年。公開資料顯示，他2002年畢業于哈爾濱工業大學土木工程專業，2005年赴德留學，后在圖賓根大學學習計算機專業，輔修工商管理。被捕前，他任職于跑車生產商路特斯。

德國警方最開始注意到張大鵬，是因為幾名在德國租房的華人女性。

2024年1月后，張大鵬開始通過小紅書、微信等平臺聯系在法蘭克福及周邊地區出租房間或公寓的女性。他在網上假扮女性，用中文里女性朋友之間常用的稱呼和語氣與對方交流；到看房現場時，又喬裝成替“女性租客”看房的朋友。

張大鵬小紅書主頁

這些女性之前并不認識張大鵬。有人醒來后察覺身體異常，選擇報警并配合取證，警方由此逐漸識別出相似的作案模式。2024年9月，德國黑森州警方通過中文平臺發布警情通告，提醒華人女性注意類似風險。同年11月14日，張大鵬在一處超市停車場被捕。

根據法蘭克福地方法院提供的匿名判決書和相關報道，在這些租房案件之前，張大鵬已經對周邊社交圈中的女性下手。最早的受害者包括朋友、鄰居和同事。因為他的隱蔽手段，她們當時并未意識到自己遭遇了犯罪。不少女性是在警方聯系后，才知道自己曾在失去意識時遭到性侵。

2024年1月初，他以這種方式制服第一名受害者。他用浸有麻醉劑的布捂住對方口鼻，使其失去意識后實施強奸。接下來的8個月里，他多次重復這一方式，并將犯罪過程拍攝下來，上傳給群組。最后一名受害者醒來后，還發現他留下了事后避孕藥和手寫威脅信，稱如果她不配合，就公開相關視頻。

受害者幾乎都是華人女性，分布在法蘭克福、曼海姆、紐倫堡、柏林、慕尼黑、哥廷根和荷蘭。到目前為止，并非所有受害者都已被識別。

張大鵬被捕后，警方在他的設備里尋找到了更多犯罪證據。相關報道顯示，警方在其住處查獲多塊硬盤，內含176755個視頻和圖片文件，其中部分涉及嚴重兒童性虐待內容。

張大鵬在庭審中遮掩面部

匿名判決書顯示，2020年前后，張大鵬通過色情網站進入Telegram聊天群。此后，他加入25個類似群組，與來自不同國家的男性交流下藥、性侵和獲取麻醉藥物的方法；其中一個群組成員超過兩千人。他還管理一個32人的小群，用于聯系麻醉藥物買家。

根據法蘭克福檢方提供的信息，張大鵬涉嫌在2020年1月至2024年11月間實施了22起犯罪事實。其中8起案件中，他被指向女性投放多種處方安眠藥，使其失去反抗能力后實施強奸；另有4起案件中，他被指以看房為由接近受害者，假扮租房意向人，隨后制服、麻醉并強奸對方。檢方稱，所有相關行為都被他拍攝為照片或視頻。

此外，檢方還指控，他長期參與這一犯罪網絡，與他人交流麻醉受害者的方法、作案經驗和獲取藥物的建議，并在多起案件中向其他聊天成員出售鎮靜藥物，而這些藥物被用于實施同類犯罪。

約三周后，群組另一名成員蔣中懿在慕尼黑住處被捕。公開報道顯示，警方破門時，一名女性被麻醉后正躺在他身邊。蔣中懿今年28歲，曾就讀于慕尼黑工業大學。在他手機上，警方同樣發現了多個相似群組，其中一個擁有超過4500名成員。

德媒報道蔣中懿庭審，試圖用文件擋臉

這些網絡群組的存在指向了一個更大的犯罪世界。《財新》此前報道了此類案件背后更龐大的跨國迷奸產業鏈。買家通過Telegram、色情網站廣告等渠道聯系境外賣家，以虛擬貨幣或線上支付交易；藥品從日本、馬來西亞、德國、比利時、柬埔寨等地發出，被偽裝成護發素、保健品、洗腳藥水，或夾藏在信封、廢舊遙控器中跨境寄遞。

至于“Telegram 8人組”是否連接更大的藥物跨境供應鏈，公開審理中尚未完整展開，仍有待繼續關注。

藥物

在已審結的一審案件里，張大鵬和蔣中懿都因藥物使用帶來的死亡風險，被法院認定構成謀殺未遂。

根據法蘭克福檢方提供的信息，在8起強奸案件里，張大鵬明知藥物劑量過大將使受害者陷入具體生命危險，可能導致其死亡，仍然接受這種潛在的結果發生。

匿名判決書還顯示，他曾在部分情況下將昏迷中的女性留在其住所后離開。這意味著，如果受害者在無人看護的狀態下出現呼吸問題或其他危險，他也不會及時發現。

這一判決依據，同樣出現在慕尼黑蔣中懿案中。在一審判決中，法院認定其構成兩項謀殺未遂。有報道顯示他曾兩次將昏迷的受害者單獨留在公寓內。

根據慕尼黑第一法院提供的匿名化起訴書，檢方指控，蔣中懿曾多次混合使用鎮靜、催眠和吸入麻醉類藥物，在受害者不知情的情況下將其麻醉至失去反應，甚至長時間處于深度無意識狀態。起訴書稱，這種用藥方式已不只是讓人“睡著”，而是可能壓制咳嗽、吞咽、嘔吐等保護性反射，一旦嘔吐物或胃內容物進入氣道，便可能造成窒息和肺功能衰竭，危及生命。

出庭作證的麻醉科專家認為，受害者當時已達到可進行無痛手術的麻醉深度；如果受害者出現輕微抽搐，蔣中懿還會繼續加量。

一則視頻顯示，蔣中懿搖晃受害者時，對方已沒有反應。有時還能聽到嘆息、喘息般的呼吸聲。專家解釋，這可能意味著舌頭后墜，呼吸道被堵住。法官在庭上說，受害者之所以沒有死亡，“僅僅出于偶然”。

法院認為，蔣中懿并非不知道藥物風險。相關報道提到，他曾在視頻中反復查看受害者是否仍有呼吸；法庭還提到，他曾在Telegram群中看到一篇關于女性服用類似鎮靜藥物后死亡的中文報道。庭上，蔣中懿否認自己有殺人故意，稱“我喜歡被害人，我不想殺她。”但法院最終沒有采納這一說法。

在這一案件中，暴力的程度已經到了無法想象的地步。在3月中旬的慕尼黑庭審中，一名刑事警察報告稱，他在蔣中懿的iPad中發現850多張含有色情和強奸內容的照片、視頻。報道稱，這名從警多年的調查人員在庭上表示，自己過去9年都沒有看過這樣的視頻，看到后“立刻感到惡心”。

庭審中，對受害者充滿侮辱的錄像使法院感到震驚

R. Karl Hanson對南風窗表示，使用鎮靜劑或麻醉劑造成瀕死風險，至少顯示出行為人對受害者生命安全的漠視。至于這是源于對瀕死狀態的吸引，還是單純的“不在乎”，他認為無法遠距離判斷；但無論哪一種，都意味著受害者的生死并不在他們的顧慮之中。

藥物的使用，也使正在審理的邵之霆案中受到格外關注。柏林法院公開周計劃顯示，他的指控罪名包括性侵犯、持有兒童色情內容、協助特別嚴重強奸及危險身體傷害。

檢方指控，他曾在“Telegram 8人群組”中為其他成員提供用藥建議，涉及藥物選擇、劑量和混合使用方式。

據5月20日多位到庭旁聽者回憶，當天庭審中，群組藥物清單、聊天記錄、私人郵件往來和視頻文件成為討論重點；庭上還曾圍繞藥物作用時間、半衰期和混合使用風險展開討論。半衰期是藥物在體內濃度降低一半所需的時間，關系到藥效持續多久、受害者失去意識的時間，以及多種藥物疊加后的風險。

根據德媒報道，在某次張大鵬分享試圖強奸女性的直播時，邵之霆在群中回復：“兩片藥之后，她將什么都不記得。”

“安靜、無意識、任其擺布”

這些案件中，一個關鍵細節是，有的受害者是施害者的女友、與其存在親密關系的人，或是曾同意與其發生性關系的人。

張大鵬記錄在案的第一起犯罪，發生在2021年1月。受害者是曾與他有過親密關系的女性。他多次將麻醉藥混入對方飲品，在其失去意識后實施強奸。

類似情形也出現在周同和蔣中懿案中。周同案中，有受害者是在網上認識他的女性，雙方曾合意發生性交，但他隨后仍在晚餐時下藥并實施強奸。蔣中懿案中，慕尼黑第一法院的匿名起訴書顯示，2024年2月至12月，他至少7次迷奸當時與其有親密關系的女性。

這使問題變得更復雜：當合意性關系本來可能發生時，他們為什么仍然選擇下藥？

Hanson向南風窗表示，這可能指向一種異常性興趣。持續下藥并不只是為了減少反抗，也可能說明行為人真正偏好的，是受害者被麻醉后安靜、無意識、任其擺布的狀態。

蔣中懿在法庭上遮掩面部

蔣中懿案的匿名起訴書中，也出現了相近的表述。檢方指控，蔣中懿的性興奮與一種想象有關：女性完全受其支配，在無意識或無法反抗的狀態下承受性行為。

Hanson將這種偏好與“Sleeping Beauty（睡美人）”聯系起來。在一些事先協商的性幻想或角色扮演中，確實存在圍繞“睡美人”狀態的安排；但在這些案件里，受害者并不知道會發生什么，也沒有同意被下藥或在無意識狀態下被侵犯。因此，所謂“睡美人”在這里不是幻想角色，而是一個被剝奪意識和選擇的人。

這個細節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說明，問題并不只是他們能否獲得性關系。Hanson認為，更危險的，是異常性興趣與支持傷害他人的價值觀結合在一起：行為人不再把女性看作需要被尊重和善待的人，而是看作可以為自己的快感所利用的對象。

但Hanson也補充道，異常性興趣本身并不必然導致犯罪。他告訴南風窗，有人可能擁有偏離常規的性興趣，但仍然知道傷害他人是錯的，因此不會行動。真正區分作案者和未作案者的，不只是興趣本身，而是“價值觀和自我控制”：他們是否把對方看作會受傷害的人，是否能夠在行動前停下來。

此外，Hanson也提醒，這類群組的危險，不只在于成員擁有類似興趣，也在于它們可能提供一種支持犯罪的環境。他在采訪中提到，一些性犯罪者會在小群體中獲得認同，甚至因為實施非自愿性行為而得到夸獎、提高地位。在Telegram 8人組中，影像分享、經驗交流和彼此回應，都可能使傷害被重新包裝成一種可以炫耀的“成果”。

《網絡煉獄：揭發N號房》劇照

而這樣的群體機制，又被張大鵬等施害者體面的社會身份遮蔽。Hanson提到，西方一些經典案例中的性犯罪者也可能是神職人員、教師等處在高度社會信任位置的人。他們看起來正常，甚至擁有道德權威或專業身份。也正因如此，當異常性興趣與物化他人的價值觀、隱藏和實施犯罪的能力結合在一起，犯罪往往更隱蔽，也更難被外界識別。

刑期

“Telegram 8人組”案件進入審理階段后，爭議很快集中到另一個問題：這些刑期是否足夠相稱。

目前，“Telegram 8人組”中，已有5人被起訴，3人的案件結束一審，1人自殺身亡。三名已判刑者中，張大鵬刑期最重，被判14年有期徒刑，并在刑滿后接受保安監禁；蔣中懿被判11年3個月有期徒刑，并被裁定保留適用保安監禁的可能；周同則被柏林州法院青少年審判庭判處5年9個月有期徒刑。

不過，張大鵬已對一審判決提出上訴，案件尚未提交二審法院，因此該判決尚未最終生效。蔣中懿一審后未上訴，周同的上訴已被駁回，兩人的一審判決已生效。

對于不少關注者來說，這些數字似乎太輕。這種感受也來自其他國家同類案件的對照。

英國鄒振豪案中，他因在英國和中國給多名女性下藥并實施強奸、拍攝和保存相關影像，被判終身監禁，最低服刑24年。當德國案線索延伸到美國后，洛杉磯縣檢方也已起訴”telegram八人組“核心成員之一的中國籍博士生翁偲哲，指控其在2021年至2025年間給多名女性下藥并實施性侵；若全部罪名成立，他將面臨25年至終身監禁，外加56年加州州立監獄刑期，并須終身登記為性犯罪者。

美國檢方公布的案犯信息

但柏林自由大學刑法與犯罪學教授Kirstin Drenkhahn告訴南風窗，德國刑法的計算方式不同。如果不是終身刑，有期徒刑通常以15年為上限；即便同一名被告涉及多起犯罪，刑期也不會像一些司法體系那樣逐案簡單累加。在沒有造成死亡的案件中，11年、14年在德國已經屬于很重的刑期。

這背后也有不同的刑罰觀。Drenkhahn解釋，德國司法體系的基本立場是，人原則上“有改變的可能”。刑罰回應的是已經發生的罪責，而不是把一個人永久排除在社會之外。

但如果法院認為一個人在刑滿后仍可能對社會構成高度危險，可以適用保安監禁。Drenkhahn提醒，保安監禁并不是刑罰，而是德國刑法中針對未來危險性的安全處分：一個人在服完有期徒刑后，如果仍被認為具有高度再犯風險，可能繼續被安置和監管。

她表示，這只適用于“極度危險”的人。目前，德國約有600人處于保安監禁，而服刑人數約為4.4萬人。

此外，她還提到，如果一個年輕被告在較早階段就已于短時間內實施多起嚴重人身犯罪，法院和專家反而需要更謹慎地評估其未來再犯風險，因為這可能意味著很強的“犯罪能量”。

這種圍繞年輕和刑期的爭議，在周同案中表現得最明顯。周同今年27歲，是目前已判刑成員中年齡較小的一人，刑期也最低。2025年8月，柏林州法院青少年審判庭以侵犯個人隱私及人格權、嚴重強奸、危險身體傷害等罪名，判處其有期徒刑5年9個月。這一判決，在德國當地也引發了諸多討論。

周同在庭審現場

柏林第一地區法院提供的匿名化書面判決顯示，法院將周同的全面認罪列為顯著從輕因素，認為這使受害女性免于再次出庭陳述涉及性領域的經歷。但判決書同時列出多項從重因素，備受關注的一條是相關聊天記錄顯示出一種對“蔑視女性人格和尊嚴的心理”。

大眾對于這一系列案件的判決持爭議態度，并不意外。對很多人來說，刑期爭議并不只是一個法律技術問題，也關乎兩個更直觀的判斷：這樣的懲罰是否足以回應受害者遭受的傷害；這些人出獄后，是否真的會停止傷害他人。

Hanson對南風窗表示，在他長期接觸性犯罪者的過程中，他見過各種表態：有人否認，有人承認部分事實，也有人表現出悔意；但這些表態并不一定說明真實態度。犯罪者知道外界期待他們如何表達，也知道哪些說法不會被接受。他還曾接觸過一些并不否認犯罪的性犯罪者，對方甚至會描述如何享受傷害受害者。

因此，施害者被識別、追訴和定罪非常重要。Hanson同時提醒，刑期長短與性犯罪者是否再犯之間沒有簡單對應關系；真正關鍵的，是司法系統能否及時發現并阻斷犯罪。

此外，從受害者角度看，刑罰本身也有局限性。在Drenkhahn看來，刑期再長，對受害者的修復都很有限。真正重要的，是她們能否在司法程序中被保護，并在審判之后得到持續支持。

《她和她的她》劇照

Drenkhahn提到，根據德國刑事程序中，受害者可以擁有自己的律師，也可以獲得庭審中的心理社會支持；在必要情況下，她們可以不與被告同處一室作證，或通過法官錄制的詢問視頻進入庭審。審判之外，心理治療、精神科治療和支持小組也是支持受害者的一部分。

但她也表示，對外國受害者來說，理解并接納德國的支持系統并不容易。語言、對資源的陌生感，以及性暴力帶來的羞恥感，都可能讓求助變得更困難。

被熟人下藥

美國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精神醫學系榮休教授、臨床心理學家Laurie Fields長期研究藥物促成的性侵害及其對創傷記憶的影響。她告訴南風窗，藥物促成的性侵害之所以不同于其他性暴力，一個重要原因是“創傷記憶受損”。

在一般性侵案件中，受害者也可能因為恐懼、解離或極度壓力出現記憶斷裂。但Fields表示，被下藥的幸存者往往會面臨更嚴重的創傷記憶受損。許多藥物本身具有強烈的致遺忘作用，而施害者選擇這些藥物，也正是因為它們能夠造成這種效果。

Fields的研究發現，如果只用標準化PTSD評估來看，缺乏創傷記憶的幸存者在最初可能顯示出相對較少的PTSD癥狀。但她更細致的質性研究顯示，記憶缺失本身也會成為傷害的一部分。

Fields告訴南風窗，當幸存者無法記起侵害過程時，她們常常會被那段空白困住：那時發生了什么？施害者對自己做了什么？自己有沒有做什么？她們可能反復想象“最糟糕的情況”，而這些想象也可能不斷侵入日常生活。

《初步舉證》劇照

她還特別指出，現有的創傷和PTSD評估，未必能充分看見這類痛苦；許多以處理創傷敘述為基礎的治療，在幸存者沒有可供處理的創傷記憶時，可能并不適用；它們也可能忽視記憶缺失本身帶來的困擾。

在這些德國案件中，許多受害者也是在警方調查后，才通過視頻、聊天記錄、庭審材料或其他證據，得知自己遭遇了什么。

Fields在談及藥物促成性侵害幸存者的一般創傷反應時提到，當幸存者后來接觸到視頻、庭審材料等與創傷相關的內容時，創傷反應可能被重新觸發。對一些創傷記憶受損的幸存者來說，后來從他人那里得知自己遭遇了什么，或是記憶片段浮現時，她們可能感覺侵害仿佛正在當下重新發生，并出現強烈的困惑、焦慮、恐慌、麻木、解離，或身體上的高度警覺。

對侵害過程缺乏記憶，也會讓求助和恢復變得更難。Fields說，當幸存者無法提供清晰、連貫的敘述時，她們的經歷更容易受到伴侶、家人、警方甚至專業人員的懷疑。對藥物促成的性侵害幸存者來說，難以講清發生了什么，并不意味著傷害不存在；恰恰是下藥本身，奪走了她們講述這段經歷所需要的記憶。

《初步舉證》劇照

如果施害者是熟人，傷害還會多一層背叛。Fields表示，藥物促成的性侵害本身就包含預謀和欺騙；當施害者又是伴侶、朋友、鄰居，或是在普通社交場合認識的人時，幸存者承受的是“雙重背叛”。她們不僅要面對被性侵，也要面對自己曾經認為值得信任的人對自己下藥、欺騙和傷害。

這種背叛會進一步動搖幸存者對自己的信任。Fields提到，當傷害來自認識的人，或來自普通社交場合中認識的人，幸存者可能會懷疑自己判斷他人是否安全的能力、是否值得信任的能力，也更難再相信別人。她們可能變得高度警覺，回避社交活動和公共空間，甚至不敢回到原本讓自己感到舒適的關系和日常場景中。

而在一些案件中，藥物帶來的危險并不止于失憶和無法保護自己。Fields說，如果幸存者后來得知，對方使用的藥物種類或劑量曾經危及生命，創傷反應可能進一步加重。她表示，在這類情境中，“藥物就是武器”。這意味著，幸存者意識到自己遭遇的不只是性侵，也可能是一場針對生命安全的攻擊。這會進一步放大她們對身體完整性、周圍環境和人際關系的不安全感和不信任。

《網絡煉獄：揭發N號房》劇照

在治療和支持層面，Fields認為，一個重要前提是讓藥物促成性侵害的幸存者知道：恢復并不以想起全部細節為條件。她表示，“不需要回憶起侵害過程中發生了什么，也可以充分恢復”。

她的研究顯示，在綜合治療中，為幸存者提供與這類創傷相關的專門信息，是恢復過程的重要組成部分。比如，理解藥物如何影響記憶、身體和反應，本身就可能幫助幸存者重新獲得控制感。Fields將其稱為“知識就是力量”。這也是她專門為藥物促成性侵害開發的整合式治療方法中的一個關鍵部分。

在她看來，回應這類暴力，不能只停留在看見傷害本身，也要發展能夠處理藥物促成性侵害特殊困境的治療方式，并把目光轉向預防。

也正因此，這類案件需要被報道、被討論，因為沉默會讓類似暴力繼續隱身。但被看見的不應是受害者的身份和私密細節，而應是這種暴力為何長期存在，如何在群體沉默和系統失靈中被放大，以及法院點出的那種對女性人格與尊嚴的蔑視，究竟從何而來。

作者 |龐海塵

編輯 |何承波

值班主編 | 吳擎

排版 | 阿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