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座｜《裘利斯·凱撒》為何少敘凱撒：被輿論裹挾的人們

2026年春季學期，上海外國語大學中國話語與世界文學研究中心舉辦了“文本內外：世界文學的跨界敘事與知識生產”系列讀書會。5月26日，在松江區文學藝術界聯合會與人文松江活動中心的支持和推動下，該系列第三講作為“云間有書讀書會”第十四次線下活動，在云間會堂文化藝術中心舉行。來自上海外國語大學中國話語與世界文學研究中心博士后尹蘭曦以《<裘利斯·凱撒>為何少敘凱撒：話語狂歡中的形象重構與真相遮蔽》為題擔任主講。主講環節結束后，人文松江活動中心的職工在現場演繹了該劇高潮段落。

活動現場

在讓-萊昂·杰羅姆1867年創作的油畫《凱撒之死》中，遇刺的凱撒倒在畫面左下角最不起眼的陰影處，而占據構圖主體的，是高舉匕首、揚長而去的元老院貴族。這個構圖選擇并非偶然。當一個歷史事件足夠有名，后世創作者選擇如何呈現它，本身就是一種立場表達，它決定了一部作品真正的肌理。

油畫《凱撒之死》

莎士比亞的《裘利斯·凱撒》與這幅畫有著相似的內在邏輯。作為標題人物，凱撒在劇情進行到一半時便已死去，臺詞量在所有主要角色中最少（對比勃魯托斯的720句、凱歇斯的505句、安東尼的328，凱撒僅由150句），形象前后矛盾、隱約拼湊，似乎并非傳統意義上的主角。這種“少敘”并非疏漏，而是刻意為之的敘事策略——該劇的真正主角既不是凱撒，也不是謀殺者，而是集體暴力。

莎士比亞將創作重心由講述故事轉移到呈現行為的癥候本身，使得集體暴力從行動層面轉向語言層面：修辭術操縱人心，話語的拼貼與遮蔽制造真相的幻覺，這種彌散于整部悲劇的敘事暴力，體現了劇作家深刻的媒介自覺。角色、劇作家、演員、觀眾各自持有的視角偏差參與對同一事件的多層次敘述之中，隨著信息之間的疊加、抵消、矛盾與印證，劇場作為交互平臺的功用得以充分凸顯。在此基礎上，該劇通過反思修辭與暴力之間的辯證關系，有效拓展了傳統修辭學的作用框架，意圖召喚兼具理性判斷與政治美德的“修辭公民”（rhetorical citizens）。

故事新編：指向“降級呈現”的文本特征

作為一部改編戲劇，《裘利斯·凱撒》的主題內容歷經漫長的文化史演變，衍生出獨特的闡釋傳統。而這一根植于歷史真實和文化傳統的穩固敘事機制被莎士比亞著意打破。概而言之，劇作者的敘事策略意在強化敘事的含混屬性，對事件真相起到遮蔽的效果。以直面“現場”的切近程度而言，歷史真實被“降級”為戲劇演繹的“視覺呈現”，部分場景又訴諸轉述、謠言、道聽途說等不可親見的“聽覺呈現”，甚至一些人物對話再被降級為隱去交談內容的耳語形態，連聽覺信息的傳遞都被阻斷。這種層層遮蔽的“降級呈現”成為該劇重要的文本癥候，具體表現為以下四個方面：

其一，以物理性遮擋模糊人物身份，削弱行為動機的正當性。第二幕第一場，反叛貴族用斗篷遮擋臉龐，致使勃魯托斯無法辨別來者身份，需經凱歇斯逐一介紹。他隨后以第三人稱稱呼盟友，暗示合作關系的游離。頗為諷刺的是，勃魯托斯決意加入叛黨后卻拒絕立誓，理由是“彼此赤誠相示”。阿甘本（Giorgio Agamben）指出，誓言借由語言形式對政治權力加以征用和鞏固。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對立誓的拒斥，意味著叛黨的結盟行為未能轉化為有效的政治“權力－義務”結構。刺殺凱撒后，勃魯托斯以凱撒之血涂抹手臂，歷來被解讀為對“凱爾弗妮婭之夢”的呼應，但這一詭異儀式似乎為兇手披上一層異物，以“解脫論”掩蓋真實罪行。縱使叛黨自覺行刺出于高尚的動機，然而以觸目驚心的紅色手臂作為暴力奇觀，反而削弱了這番辯詞的說服力。

其二，人物頻繁使用耳語掩蓋談話內容，或因信息誤傳引發危機。耳語形式意在營造信息傳遞受阻的感知效果，提醒觀眾人物之間正在發生交流，卻將內容整體屏蔽。第二幕第一場，勃魯托斯在與凱歇斯耳語后隨即加入叛黨，說服理由不得而知；本劇后半部分密集出現信息誤傳，凱歇斯之死亦源于此，他未收到“雙方勝負剛剛互相抵消”的消息，誤以為全軍覆沒而絕望自殺。人物交流訴諸耳語和信息誤傳，導致應當明確向觀眾交代的重要轉折和事件真相被籠罩在疑云之中。莎士比亞熟悉觀眾的官能調動機制，他通過暫時性封閉強化觀眾對信息流通的需求，同時激發好奇心和判斷沖動。在魏爾曼（Robert Weimann）看來，這也是開啟主動型觀演關系（performance-audience relationship）、讓觀眾積極辨別已知與未知事件的重要契機。

其三，對事件經過進行轉述或場面描述。第一幕第二場，莎士比亞不呈現盧柏克節游行的場景，導致勃魯托斯、凱歇斯和觀眾只能依靠凱斯卡的“報告”——而那并非客觀陳述，而是一場根據碎片信息虛構出的政治戲劇——獲知經過。值得注意的是，凱撒的癲癇與暈厥在普魯塔克的記述中均未出現，這表明它們亦是莎士比亞著意虛構的“政治戲劇”的情節。此外，安東尼既未親見凱撒被刺經過，事后也未親自詢問，全憑仆人轉述。疊加的轉述次數加劇了安東尼與真相之間的隔膜，暗示觀眾他在葬禮演講中標榜的“知曉事實”實為虛構的煽動之詞。

其四，行為主體通過歪曲碎片化信息，制造偽證以確立行動的正義性依據。莎士比亞警示觀眾，全劇三次出現的“真相”（truth）一詞，均悖謬性地動搖而非鞏固了真實性。表示主觀認知的“知道”（know）在主客體視角下被持續混淆，將本屬于主觀判斷的內容置換為充當判斷基準的“事實”，例如凱歇斯以“鏡子”自喻，企圖向勃魯托斯揭示他所“不知道的自己”，實則以主觀目的取代客觀反映，呈現出扭曲的鏡像。在此基礎之上，“事實”不僅是目的性托詞，更可以根據需要憑空捏造。為說服勃魯托斯加入叛黨，凱歇斯與西那決意模仿羅馬市民的筆跡偽造匿名信件，扔進勃魯托斯的窗戶，這些信件果然影響了勃魯托斯，讓他認定自己除暴安良是出于拯救民眾的目的。

綜上所述，“降級呈現”的文本特征由種種謬誤、遮蔽、扭曲和臆斷組成。“真相”被修辭操控，淪為羅馬的稀有之物，這背后體現了莎士比亞深刻的語言哲學觀。格林（Gayle Greene）曾將《裘利斯·凱撒》定性為一出語言悲劇，修辭不僅決定了劇中人物的命運沉浮，更內化為塑造人物、建構文化語境以及核心政治認識論的關鍵機制。語言秩序的不穩定使得語匯掙脫了按實表意的桎梏，演變為修辭，從而獲得了表演空間。該劇以一種具有表演屬性的修辭覆蓋日常交流屬性的普通語匯，語言內在的“表演性”通過戲劇豐富的視聽渠道外化于觀眾的感知之中。

英國早期現代社會“負向傳播”的輿論環境

通過對文本特征的考察可知，《裘利斯·凱撒》超越了單一的“誅殺僭主”母題和表層敘事情節，著重強調的是“混亂”的話語形式介入并構建政治現實的運作機制。對謠言、誤傳和誹謗的集體焦慮彌漫在戲劇內外，串聯起舞臺上下的人群。在這出戲中，連接戲劇創造世界與觀眾真實世界的橋梁，正是英國早期現代社會“負向傳播”的政治輿論生態——即政治話題的生成和傳播訴諸丑聞、諷刺、誹謗、具有批判傾向的布道講章和宣傳小冊子等。這一傳播生態不僅深刻影響了劇院文化，也撼動了文藝復興時期關于語言本質、人的身份和政治權威等問題的既有認知。

伊麗莎白統治末期的政治現實決定了該時期信息傳播的基本狀態。1584年《聯盟公約》成為“伊麗莎白時代晚期陷入困境的獨裁文化”的轉折點。據史料記載，女王常常無視樞密院和議會針對公共事務的建設性意見，樂格特（Alexander Leggatt ）一針見血地指出：“當周身只有贊同和順從的聲音時，個體其實就與現實世界失去了聯系”。與現實失聯的直接后果是權力被架空：在處死蘇格蘭瑪麗一世事件中，涉事官員通過信息壟斷和偽造文書等方式架空了女王的決策權。信息的流動塑造了潛在的權力秩序，掌握信息的一方往往主導著權力的走向。與此同時，王權對名聲的依賴被充分彰顯。伊麗莎白一世曾將治國比作在公共舞臺上演出，“許多人的眼睛都在注視著我們的行為”。統治者成了凝視的對象，個人權威和社會秩序隨時可能受到知識階級及普通民眾的質疑和挑戰，這正是輿論傳播中負向情緒呈現出壓倒性傾向的主要原因。

該時期“負向傳播”集中表現在三個層面。其一，圍繞弒君正義性形成的政治論述席卷歐洲，當局的專制傾向導致晚期涌現出大量關注王權議題且論調悲觀的文學作品。作為應對，政府頒布法案遏制煽動性言論，對公共戲劇實施“培育繼而削弱”的管控策略。文化創作者則以藝術修辭的隱晦筆法替代激進的政論性表達，與倫敦政局展開具有張力的對話。其二，書信、新聞與政治宣傳小冊子構建了一個兼具私人性質和跨階層特征的傳播網絡。非官方信息的準確性飽受質疑，但這并未消解民眾議論時事的熱情。在謠言的傳播場域里并不存在絕對的“真相”，謠言在傳播過程中自我建構，訴諸有共同意識形態目標的集群，以符合該集群預期的方式為“現實”提供解釋。其三，更多誹謗性消息以口耳相傳的方式在民間流傳。碎片化的消息經由傳播和變易匯集成代表民意的政治觀點，當局的鎮壓舉措表面上加強了意識形態管控，實際上反而激發了民間輿論的抗衡與鉗制。

歷史現實中的政治輿論生態與《裘利斯·凱撒》文本中敘事的斷裂、屏蔽以及道聽途說的“真相”呈現方式之間達成了同構。莎士比亞關注到語言自身的解構屬性所包含的特殊力量：未經證實的想象性判斷和信息傳播既形構著貴族的政治聲望，也混入羅馬平民的會話日常。不同于早期歷史劇將謠言內容作為關注對象，由《羅密歐與朱麗葉》開啟的悲劇創作著眼于表現不實信息背后的傳播機制及其危險后果。精英階級與平民在知曉真相的程度上幾乎沒有本質性差別，莎士比亞由此說明：解構性輿論的傳播最終或將導致個體判斷力的喪失。

然而，純粹依靠引爆信息狂歡的方式拓展公共輿論空間并非良策。眾聲喧嘩的話語場的建構確實以犧牲“事實性真理”為代價，諷刺寫作放棄了揭示真相的承諾，只為呈現意見的對抗，各自為營的虛假狂歡封堵了真相流通的正常渠道。言論自由不應淪為個體情緒的無節制宣泄或滋生語言暴力的庇護所，它應被視為激發公共理性和群體反思的建設性精神自新。無論是劇中動機存疑、誤傳消息造成的謀殺，還是戲劇以外流言遍地的英國社會，后果便是庸俗政治取代了嚴肅的政治思辨。莎士比亞借此構建了劇場內外話語行為的互涉和摹仿，引導觀眾在審視羅馬群氓的非理性喧嘩時，也能達成對自身日常言行的反觀，從而為劇作家的詩教啟蒙奠定認知基礎。

“元戲劇”手法與修辭公民啟蒙

通過戲劇形式對“凱撒遇刺”這一歷史事件進行重述，經由“降級呈現”的文本編纂和對現實輿論環境的摹仿，最終通過劇場抵達觀眾。這種對戲劇形態自指的強調，以及通過情節含混來引發間離效果的手法，與“元戲劇”理論不謀而合。作為“戲劇-文化綜合體”（drama-culture complex），霍恩比（Richard Hornby）認為戲劇演出具有獨立的表意功能而非反映客觀歷史的鏡像。在《裘利斯·凱撒》中，主要出現了三種“元戲劇”手法——戲劇元素的自我指涉、戲中儀式、文學與現實的互涉。以修辭機制為軸心，莎士比亞在摹仿與顛覆的動態平衡中引領觀眾，完成了對“修辭公民”內涵的深刻重塑。

第一種“元戲劇”手法是戲劇元素的自我指涉，最直觀地體現在劇中人物對“劇場”概念的自覺。凱撒遇刺后，凱歇斯環顧四周感慨：“多少年代以后，我們這一場壯烈的戲劇，將要在尚未產生的國家用我們所不知道的語言表演！”勃魯托斯隨即附和，稱凱撒將要在戲劇中流血。歷史細節的巧合——如諾什（Thomas North）在翻譯普魯塔克著作時將刺殺地譯為“龐貝劇場”——或許啟發了莎士比亞，但他更深層的用意在于：當伊麗莎白時代的倫敦觀眾目睹這出“戲劇”中的刺殺時，叛黨試圖以戲劇的演繹性來為現實惡行開脫的辯護，便顯得毫無說服力。勃魯托斯甚至要求同黨“像羅馬的伶人一樣”肩負重任。這種刻意的身份錯位暗示這場刺殺本質上只是一場政治表演，完成“演出”并不能根治羅馬社會的沉疴頑疾。

《裘利斯·凱撒》中第二種“元戲劇”手法是以盧柏克節與凱撒葬禮為主的戲中儀典。這兩場儀式均以中斷與失控告終，預示著穩定而完整的異質文明秩序被破壞。第三種手法則是將大眾作為“元戲劇”符碼，在文本與現實之間建立關聯。本劇第二、第三“元戲劇”系統在葬禮儀式上相交，交匯基礎在于觀看行為的共時性體驗和劇場空間的排布方式。在安東尼的倡議下，凱撒尸體被放置在舞臺圓心，羅馬大眾環繞尸體而立，“環球劇院”中的倫敦觀眾又環繞其外。卡內蒂（Elias Canetti）曾描述過這種背靠城市、面向圓心的“同心圓”結構，它在此刻形成了一個暫時的“烏托邦”。同心圓結構大大拉近了觀眾對敘事的參與感。

葬禮演說時的“同心圓”站位

“環球劇院”劇場建筑結構

不同于閱讀小說和觀看電影的私密性體驗，戲劇的呈現對象不是從公共空間中抽身離去的個體，而是可以隨時看到情緒反應并易于被其裹挾的群體。坎貝爾（Colin Campbell）指出，前現代社會中的情緒多是對外部現實與儀式氛圍的本能反應，而現代型情緒的特征則在于“內在性”和“可控性”。當安東尼發表極具煽動性的葬禮演講時，劇場空間的聚集效應與古典政治修辭的感染力相疊加，迫使觀眾暫時剝離了現代社會所賦予的“內在性”與“可控性”情感模式。在這一高強度的情緒場域中，觀眾的理性認知迅速滑坡，被裹挾進一種“前現代”的集體狂熱之中，在情感邏輯上與劇中盲從的羅馬群氓趨于同頻。然而，莎士比亞并未讓這種群體性的“失控”持續，對于擁有全知視角、的倫敦觀眾而言，眼前荒謬而殘暴的謀殺與明確知曉西那無辜的事實之間產生了“認知斷裂”。這一斷裂時刻構成了全劇“元戲劇”反思的核心。當觀眾驚覺自己剛才竟與這群暴虐的兇手共享著同一種狂熱時，這種“險些淪為群氓”的后怕，瞬間將沉浸式的劇場幻覺轉化為冷峻的自我審視。觀眾的理性認知隨之迅速攀升，重新調用現代型情感模式以奪回情緒的控制權。

最終，這種由極度沉浸到瞬間抽離的審美震蕩，引導觀眾將批判的目光從古羅馬投射回自身的現實生活。莎士比亞借此向觀眾發出深刻警示：在面對宏大敘事與群體聚集效應時，個體必須保持獨立的判斷力與理性的省察，警惕自身在日常生活中淪為人云亦云，甚至以言行霸凌他人的“潛在群氓”。從“群氓”升格為“公民”，關鍵在于個體的獨立性與同理心。莎士比亞無意進行生硬的道德說教，而是通過劇場空間的整合與拆分，引導觀眾在片面的闡釋中保持獨立判斷，避免淪為宏大意識形態與集體無意識的犧牲品。這不僅是對政治修辭煽動性的抵抗，更是對真正意義上的現代“理性公民”內涵的深層重塑。

作為環球劇院的首演劇目，《裘利斯·凱撒》將“元戲劇”結構發揮到了極致。彼得·布魯克（Peter Brook）用“社會縮影”（miniature）描繪劇院中表演與觀眾之間不可分割的聯系，在演員與觀眾相遇的特定時刻，戲劇將真實生活糅合、調整并重塑。畢竟，戲劇與社會結構的互滲并非直接干預世俗權力，而是構建了一種“權力的詩學”，莎士比亞摒棄了簡單的道德評判，在質疑權力話語與沉溺流言蜚語之間展開詩學辯證。至此，該劇重敘歷史、面向現實、啟蒙個體的創作邏輯形成了閉環，也將莎士比亞作為“改編性天才”的特質展現得淋漓盡致。他巧妙地在相似的歷史敘事中嵌入異質性的差異，利用“他者”的距離感——古羅馬之于英國、舞臺虛構之于現實生活——來反觀“自我”。劇中的種種文本與表演“癥候”，正是為了刻意阻斷觀眾的文化慣性，提醒觀眾不可對敘事的疑點、被遮蔽的真相以及泛濫的暴力視而不見。他一方面用強烈的代入感將觀眾拉入歷史的漩渦，另一方面又促使被包裹在新奇視聽感受中的凝視者開啟針對身處其中的生活方式與文化價值的反思。

戲劇表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