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舉報被濫用，就只有人人自危

復旦大學知名副教授、復旦家庭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沈奕斐近日發視頻稱，因一場直播連麥，被家長舉報至多個部門，陷入一場持續近兩個月的風波。

視頻下，老師們或轉發附言、或默默點贊，字里行間滿是共鳴與無奈。

事情的起因是，一位小學生家長通過直播連麥，向沈奕斐咨詢孩子在學校里遭遇“校園霸凌”的事。

沈教授請她舉幾個最嚴重的例子，這位家長講了兩件事：一是，自家孩子給同學分零食，但同學有好吃的沒分給他；二是兩個孩子拌嘴，互相推搡了幾下。隨后，這位母親因為這兩件事，反復投訴、舉報學校和老師，甚至還報了警。

沈教授分析：“這不是霸凌，而是家長陷入了極端的‘受害者邏輯’，把正常的兒童社交摩擦上綱上線。”

根據沈教授自述，就因為這波分析，家長轉頭就開始舉報她。先是舉報侵犯隱私，可視頻做了變聲處理，沒有泄露隱私；隨后她又向復旦大學多個部門投訴，舉報教授直播影響教學、工作失職。

據報道，連續兩個月，沈奕斐教授撰寫情況說明、配合調查，連正常工作都無法開展。

這件事令人最擔憂的地方在于，“舉報”這件事已經被濫用到了難以置信的程度，甚至成了很多人們的固定思維方式。

現在有一種恐怖的風氣是，只要不合自己心意的觀念、視角，所謂“反手就是一個舉報”。

正常情況下，舉報指的是對于自己看到的非常明顯的違法行為，向執法部門舉報。這是作為一個公民應有的意識，而執法部門也必須重視。

所以并不是要污名化舉報這個行為本身，而是要從概念上理清楚，到底什么是正常的法律性質舉報，什么是那種“舉報制社會”中的舉報。

沈奕斐遇到的問題，就是一個典型的“濫用舉報卻影響很大”的案例。

從這件事情我們可以看到，舉報的被濫用，最大的問題其實并不在于舉報者自己——畢竟我們無法去控制每一個人的行為，去要求人們不舉報——真正的問題在于受理機構。

沈奕斐遇到的問題是被舉報嗎？并不是。

她真正的痛苦和困難在于，“撰寫情況說明、配合調查，連正常工作都無法開展。”

也就是說，對于一個小小的捕風捉影式舉報，她卻不得不耗費巨大的精力去自證清白，這是一個典型的“體制化自證陷阱”。

但舉報者，卻沒有任何成本，只是打個電話、發個郵件而已。

我們平常所說的自證陷阱，往往來自于個人之間的關系。比如一個小人宣揚你有不道德的行為，你必須耗費巨大的精力去自證，否則謠言滿天飛，讓你很痛苦。

但沈奕斐事件中，她自己本來根本沒有必要去自證——因為這只是一個和家長之間觀念的分歧罷了。然而系統卻要求她自證，要她撰寫情況說明、配合調查，看來系統非常“重視”這個舉報。

這，恰恰就是舉報被濫用的根本原因——因為那些濫用舉報者，可以從中得利。

“我就算是扳不倒你，也能讓你掉層皮。”很多人現在就是這樣的心態。

這是因為，系統本身是怠惰的。系統并不會用最簡潔直接的方式去檢查這個舉報的合理性，比如快速審查當時沈奕斐與家長交流的內容，并做出判斷，而是要求被舉報的沈奕斐自證。

而這個自證的流程又相當官僚化和繁瑣，會導致當事人不得不耗費巨大的精力和投入很長的時間，身心俱疲。

這是系統不會在意的——他們想要的只是結果，就是通過最繁瑣的認證，讓家長停止舉報。

這就形成了一種詭異的模式：不管舉報者說了什么，似乎舉報者永遠有理。

其實舉報者的目的本身已經達到了，畢竟沈奕斐作為一位著名人士，耗費幾個月的時間精力本身就是重大的損失。

這就是我前面說的，他們真正的目的不是扳倒你，而是讓你難受、讓你浪費時間、讓你不得不蹚渾水。

這種系統實際上就是“鼓勵舉報”——但鼓勵的并不是那些真正的法律性舉報，而是帶有人身攻擊性的、邊界模糊的、道德化的舉報。

本來應當是鼓勵正義的舉報制度，比如舉報那些貪污分子、黑社會，這種舉報者反而經常受到打擊報復；而被濫用的舉報制卻成了“小人們的狂歡”，他們躲在陰暗的角落里，你只要意見跟他們不合，他們就利用舉報制來弄你。

那個家長，難道真的認為沈奕斐有問題？并不是。其實就只是單純的對沈奕斐給出的回答不滿意而已。

當這種劣質舉報泛濫，意味著人人自危。

你的一切舉動、言行都有可能被扣帽子，都有可能影響到你的工作、生活。這是一種“系統性的鼓勵作惡”，也就是說，一個好的系統應當是鼓勵正向的、邊界清晰的、法律化的行為，而自動屏蔽那些道德攻擊的、立場攻擊的、模糊指向的東西。

說到底，舉報制容易泛濫還是因為法制不健全的問題。

一個健康的環境下，其實就不應該存在什么“舉報”——讓法律的歸法律即可，剩下的事情都是道德化的，本身就不應該受理。

在法律充分作為的情況下，“舉報”這個詞也應當被替代，比如“起訴”。

“舉報”，本身就是一個行政化的、邊界模糊不清的概念。按照沈奕斐遇到的這種情況，應當是“投訴”而不是“舉報”。

投訴，是作為員工的管理方，對于員工行為是否符合規范進行的受理，而處理方式也是簡潔明了的。

但舉報，是帶有行政色彩甚至意識形態化的，有所謂的“調查”，還要不斷自證，整個處理方式是高度官僚化、行政化的。

當這種模糊不清的“舉報”泛濫，會導致每個人一遇到分歧就想要舉報，任何雞毛蒜皮的事情都想舉報，不僅整個社會人人自危，也會讓社會走向嚴重的內耗。

對于這種舉報泛濫的情景和后果，60年前的歷史早就給出過慘烈的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