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62. 研發“宙斯盾”武器系統過程中的若干斗爭、掣肘及其影響

本文是“燃燒的島群”第1562篇原創文章，作者：阿登的苦林。

作者簡介：阿登的苦林，山東人，喜歡二戰及冷戰軍事，尤其是太平洋戰爭、蘇德戰爭和冷戰武器裝備，曾在“空軍之翼”等網站發表過若干文章。

正文共約14000字，配圖23幅，閱讀需要25分鐘， 2026年5月30日首發。

按：本文編譯自外網軍事評論，編譯本文并不表示贊同原作者觀點或證實文章內容，僅供讀者參考。配圖有改動。

圖1.第一艘“宙斯盾”巡洋艦“提康德羅加”號的繪畫作品

20世紀60年代，美國對實力迅速提升的蘇聯海軍岸基航空兵及其對美國海軍的威脅進行了評估，并在海軍分析中心開展的名為“應對反艦導彈”（CAMS）的研究中明確了這一不斷增長的威脅。事實上，早在1958年，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應用物理實驗室（APL）的理查德·亨特（Richard Hunt）就已完成大部分分析工作，他利用一系列精心定義的威脅模型，確定了美國海軍在未來必須應對的潛在威脅環境。

1975年，性能相當不錯的圖-22M3“逆火”轟炸機進入蘇聯海軍航空兵服役，這款能超音速飛行的機型不僅能發射AS-4反艦導彈，還能掛載性能更強悍的AS-6和AS-9反艦導彈。在這種情況下，美國海軍發現其不得不應對蘇聯海軍在進攻戰術上的創新，盡管這種創新在預料之中，但確實對美國海軍艦艇的海上生存能力產生了深遠影響。

圖2.蘇制圖-22M3“逆火”轟炸機，機腹下掛載有AS-4反艦導彈（Kh-22，北約綽號“廚房”）政治因素對研發“宙斯盾”系統的影響

在闡明了“宙斯盾”系統研發團隊必須應對的威脅背景之后，我們不妨先來看看，那些對他們將技術適應新興威脅的努力起到促進或阻礙作用的相關政治因素。

1983年1月，美國海軍首艘“宙斯盾”巡洋艦“提康德羅加”號（CG-47）服役，這是新一代高性能且價格不菲的導彈巡洋艦首艦。“提康德羅加”號戰斗力的核心是艦上的“宙斯盾”武器系統，該系統由SPY-1相控陣雷達、戰術武器系統（用于監視雷達目標并引導艦空導彈射擊）及兩組導彈發射裝置組成。“宙斯盾”防空武器系統的設計初衷是跟蹤、鎖定并攔截大量來襲的飛機和巡航導彈，目的是保護航母戰斗群免受蘇聯飛機、水面艦艇和潛艇發動的飽和導彈攻擊。

不過，“提康德羅加”號搭載的不僅僅是一套防空武器系統，與負責監視目標和引導防空導彈的計算機相連的，還有反潛和反艦目標傳感器及武器系統，例如LAMPS反潛直升機和“魚叉”反艦導彈。憑借這些多樣化的傳感器、艦載武器和先進的戰術顯示系統，“宙斯盾”巡洋艦構成了美國海軍航母戰斗群水面防御屏障的核心，該系統的精髓在于能夠同時對大量雷達目標進行篩選、監視、跟蹤和攻擊。

圖3.1982年5月2日，“提康德羅加”號導彈巡洋艦海試期間，從空中俯拍的照片

當時，美國海軍軍械局雖已研發出多種型號的艦載防空導彈，但尚未開發出能夠應對應用物理實驗室所預測的那種程度的威脅的雷達和導彈系統。1959年，美國海軍軍械局開始著手研發此類系統，并將其命名為“堤豐”（TYPHON），設計目標是能夠同時跟蹤多達20個雷達目標，但新系統的雷達笨重、體積龐大、可靠性低且耗電量巨大。為此，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于1963年取消了該項目。當時，美國海軍在成功運作已部署的防空導彈和雷達系統方面已面臨困難，1962年9月，海軍作戰部長宣布暫停進一步的研發工作，旨在“制定一項有序的長期計劃，既要考慮艦隊的后勤、維護和訓練問題，也要兼顧科學進步帶來的技術機遇”。

優先考慮的項目是使現有的防空導彈系統在海戰中達到其設計目標。這一任務交由新成立的海軍武器局（由原海軍航空局和海軍軍械局合并而成）麾下的“水面導彈系統”（SMS）項目負責。“堤豐”項目下馬后，海軍作戰部長下令讓“水面導彈系統”項目成立一個新的研發辦公室，后又將其命名為“先進水面導彈系統”（ASMS）項目。“先進水面導彈系統”項目的任務是針對讓“堤豐”項目變得如此笨重且不可靠的問題，尋找技術解決方案。

最基本的工程難題在于，研制一種無需機械結構就能讓天線調整方向的雷達。20世紀60年代初美國海軍標準的防空戰術是，在使用獨立的對空搜索雷達識別目標后，為每個目標分配一具火控雷達（或者說“照射雷達”）的天線繼續跟蹤照射。火控雷達用于引導防空導彈攻擊射程內的目標。不難理解，當大量高速目標同時逼近時，機械旋轉雷達很容易變得不堪重負。

圖4.美國海軍?AN/SPS-40遠程對空搜索雷達，20世紀50年代末研制，60年代初服役，工作在S波段，采用機械旋轉式掃描方式

當時提出的解決方案是研發一種電子掃描式（即“相控陣”）雷達，這種雷達的波束幾乎能瞬間在不同目標之間進行切換，從而在眾多目標之間合理分配雷達照射波束和防空導彈。正如海軍作戰部長下達給“先進水面導彈系統”項目的指示那樣，美國海軍需要“圍繞著三坐標雷達以及多功能數字計算機和數字化數據傳輸系統”，為防空艦構建“更靈活、更標準化的火控系統”。“先進水面導彈系統”項目辦公室的任務是，與海軍作戰部負責水面戰的副部長合作，提出一般性和具體的作戰需求，以指導民間承包商設計、制造新裝備。

1969年麥克納馬拉下臺后，國防部長辦公室進行了第二輪改革，成立了國防系統采購審查委員會（DSARC）。設立該委員會的宗旨是，審查重大研發和采購項目從探索性研究到全面投產的過程中，三個關鍵階段（項目啟動、工程研發和生產）的工作進展。這項行政改革的目的是將重大采購項目的權限和責任下放給特定的項目經理，同時確保國防部長對采購工作保持必要的控制權。這兩項改變對“先進水面導彈系統”項目大有裨益：第一項改變為項目提供了更多資源；第二項改變則使項目能定期向國防部長匯報進展，從而確保未來獲得更多資源。

1970年，美國海軍艦船武器系統工程站（位于加州懷尼米港）負責工程方面工作的頭頭韋恩·邁耶（Wayne Meyer）上校被調往海軍軍械系統司令部（NAVORD）。他在被任命為“宙斯盾”系統項目主管后，幾乎立刻就面對著來自辦公室以外的難題：海軍器材司令部（NAVMAT）負責研發工作的副司令以“潛在的防空作戰效益無法證明其成本合理”為由，建議停止美國無線電公司（RCA）關于“宙斯盾”雷達系統的進一步研發工作。不過，海軍器材司令部司令并不認同這一觀點，因此其手下負責研發工作的副手向海軍作戰部（OPNAV）參謀部提出了申訴。關于需要新一代水面防空艦這一點，美國海軍各方已普遍達成共識，但尚不明確的是，美國無線電公司針對雷達跟蹤與目標捕獲問題的解決方案是否具有成本效益。

圖5. 美國海軍在二戰后設計建造的第一代驅逐艦“福雷斯特·謝爾曼”（Forrest Sherman）級，承擔著艦隊防空、反潛與水面交戰等多重任務

海軍作戰部內部的這場爭論，導致出現了針鋒相對的兩方：一方是海軍器材司令部負責裝備研發工作的副司令及其盟友——海軍作戰部長手下負責研究、開發、測試、工程工作的總監們；另一方是海軍戰術電磁項目總監、海軍項目規劃總監以及負責水面戰的海軍作戰部副部長。后者所在的部門不僅為“宙斯盾”項目撥了款，還將在未來負責采購裝備“宙斯盾”系統的軍艦。負責水面戰的海軍作戰部副部長指出，“宙斯盾”項目辦公室已大幅降低了相控陣雷達的重量、功耗和成本，并認為隨著雷達系統的日趨成熟，未來短期內有望實現更大程度的減重、更大幅度地降低功耗和成本。海軍項目規劃總監則為“宙斯盾”項目辦公室關于該系統研發的管理工作進行了辯護，并強調必須將這一新系統投入艦隊服役。

最終，決定權落在了時任海軍作戰部長小埃爾莫·朱姆沃爾特（Elmo Zumwalt，Jr.）上將肩上。朱姆沃爾特上將面對的困境在于，“宙斯盾”項目辦公室的技術專家（他們得到了海軍軍械系統司令部和海軍器材司令部司令的支持）及負責水面戰的海軍作戰部副部長（OP-03，相當于負責水面戰的海軍副參謀長）認為，“宙斯盾”系統至關重要，絕不能放棄；相反，批評者則指出，研發部署“宙斯盾”系統的成本正在消耗海軍工程研發預算的大部分。

與此同時，朱姆沃爾特上將還在致力于替換仍在美國海軍中服役的二戰時期的水面護航艦艇。為了使這項護航艦艇替換計劃在預算上可行，他計劃請求國會為性能“高低搭配”的兩種軍艦撥款，其中既包括用于保護船隊的低性能、低成本護航艦，也包括用于與航空母艦協同作戰的高性能、高速度護航艦。由于預計“宙斯盾”系統成本高昂，導致他為大批量裝備性能“高低搭配”的軍艦爭取資金的任務變得更加艱難。

圖6.美國海軍在冷戰期間曾針對二戰時期服役的驅逐艦開展過一項名為“艦隊重整與現代化”（FRAM）的升級改進計劃，上圖是二戰期間和20世紀60年代初完成第一階段FRAM計劃（FRAM Ⅰ）的改裝后，兩艘“基林”級驅逐艦的對比

對此，朱姆沃爾特最初的想法是設法降低“宙斯盾”系統的成本。1971年12月，他詢問負責水面戰的海軍作戰部副部長，是否可以縮減“宙斯盾”系統的規模并以更低的價格采購。這一問題被轉交給邁耶上校，邁耶表示，“宙斯盾”系統辦公室早在當年9月就考慮過這方面的問題，但予以否決。“宙斯盾”項目辦公室的立場是，必須按原計劃研發該系統。海軍器材司令部司令也認為，研制縮水版“宙斯盾”系統是在浪費資金。朱姆沃爾特甚至一度考慮過取消整個“宙斯盾”項目，他之所以這么生氣是因為，當時缺乏一個能夠整合各項正在進行的防空項目的防空研發計劃，而且他準確地預見到，國會不會同意撥款建造數量龐大的高成本核動力“宙斯盾”艦。但是，下馬“宙斯盾”項目將使美國海軍失去所有的中程防空能力，并且可能威脅到當時正處于概念制定和設計階段的未來“高性能”水面護航艦計劃。

更重要的是，“宙斯盾”項目在效率方面無可指摘。在朱姆沃爾特的指示下，美國海軍審計署對“宙斯盾”系統的研發管理工作進行了調查。在1972年3月的報告中，海軍審計署對該項目辦公室的管理方法給予了高度評價。1972年7月，美國海軍成功進行了自主研制的“魚叉”反艦導彈的動力試飛，這充分展示了反艦巡航導彈日益提升的技術水平和巨大作戰潛力。這一威脅不容忽視，迫使朱姆沃爾特作出支持繼續研發“宙斯盾”系統的決定，因為這是當時唯一能攔截反艦巡航導彈的中程防御系統。

最終，朱姆沃爾特在1972年11月批準了“宙斯盾”雷達和控制系統的生產計劃，為邁耶上校領導的“宙斯盾”項目辦公室提供了資金保障，前提是海軍和國會方面能就搭載該新系統的平臺達成一致。在隨后的四年里，關于“宙斯盾”系統適配艦艇平臺的爭論幾乎導致該項目徹底流產。研發“宙斯盾”系統的工程師們面臨著一個棘手的難題：既要設計出能適配多種平臺（無論噸位大小、核動力或常規動力，既包括巡洋艦，也包括驅逐艦）的系統，又要使用“標準”導彈（SM-2）進行實際測試，同時還要確保研制方美國無線電公司能及時投產，以適配海軍和國會最終確定的任何平臺。

圖7.正在點火發射的“標準”SM-2艦空導彈

邁耶上校面對的挑戰在于，艦艇平臺的問題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他所能掌控的。二戰期間建造的數百艘驅逐艦即將因老化問題而退役，這需要大量替換艦，為此，美國海軍早在1966年就開始著手設計新型水面護航艦；然而，隨著科技和戰術的進步，各類威脅程度不斷提高，這就要求軍艦日益精密化，進而導致造價水漲船高。1967年發布的《主力艦隊護航艦研究報告》中闡述了艦艇數量與單艦戰斗力之間的潛在矛盾。該報告由海軍作戰部系統分析處撰寫，時任處長的朱姆沃爾特少將主導了這項工作。擢升為海軍作戰部長后，朱姆沃爾特希望能將這份報告的研究結論變成現實，盡管他深知，要說服國會撥款建造大量昂貴（但性能更好）的艦隊護航艦將面臨極大困難。

朱姆沃爾特對海軍的造艦工作也缺少完全的掌控權。1972年，海軍造艦工作的實際負責人是海軍器材司令部司令艾薩克·基德（Isaac Kidd）上將，而且基德上將對水面護航艦項目擁有直接管轄權。經過1973年長達數月的備忘錄往來，朱姆沃爾特說服了基德，不要加快期望的常規動力導彈護航艦的設計和生產進度，以便該艦能與“宙斯盾”系統的研發工作同步推進。朱姆沃爾特希望將“宙斯盾”系統安裝在常規動力護航艦上，因為核動力水面艦艇造價過高，建造數量難以令人滿意，而他希望確保有足夠數量的軍艦來維持“宙斯盾”系統的研發與生產。當時，“宙斯盾”系統雷達的首臺工程開發原理樣機已完成陸上測試，朱姆沃爾特希望將“宙斯盾”系統的研發進度與常規動力艦艇平臺的研發進度保持同步。

1972年，邁耶上校被任命為海軍軍械系統司令部水面導彈系統辦公室主任，同時保留“宙斯盾”項目負責人的職務，這一職責擴展表明，“宙斯盾”系統的研發工作在美國海軍水面艦防空武器系統中占據了主導地位。1974年，美國海軍艦船系統司令部與海軍軍械系統司令部合并，成立了海軍海上系統司令部（NAVSEA），“宙斯盾”項目辦公室也更名為“宙斯盾”武器系統辦公室（PMS-403），邁耶上校晉升為海軍少將，兼任“宙斯盾”武器系統辦公室主任及新成立的海上系統司令部水面戰系統分部總監。

圖8.韋恩·邁耶少將戎裝照，攝于1983年5月

對邁耶而言，這一組織結構變革意義重大：這讓他首次獲得了對艦船設計辦公室的調度和控制權，并獲準直接與海軍作戰部的撥款方打交道。機構重組前，邁耶只領導著一個武器系統辦公室。1974年重組后，他不僅負責原先的武器系統辦公室，還兼管另外兩個辦公室，其中一個負責設計驅逐艦級別的“宙斯盾”艦，另一個則負責“宙斯盾”巡洋艦的設計工作。隨著海軍海上系統司令部的成立，邁耶負責的辦公室從一個增加到三個，這使他以系統內“創業者”的身份開展工作的機會也隨之增多。

就在理想的“宙斯盾”平臺之爭愈演愈烈之際，“宙斯盾”系統本身也正從單純的防空傳感器/武器系統，演變為能指揮整個航母戰斗群所有防空武器和傳感器的綜合系統。“宙斯盾”系統研發目標的這一調整，并非為了打造“宙斯盾”武器系統辦公室的“獨立王國”，而是因為技術上已具備可行性。美國海軍最初為航母及其護航艦艇研制通信數據鏈，正是為了讓單艘艦艇就能協調并控制整個航母編隊的密集防空火力，當時海軍方面就相信，這一能力終將實現。

邁耶少將認為，“宙斯盾”系統的計算機和軟件能夠徹底改變航母戰斗群的防御作戰方式。在他看來，“宙斯盾”艦首先是一個海上指揮中心，然后才是一艘防空護航艦。在1974年間，他向海軍海上系統司令部和海軍器材司令部的上級領導，以及海軍作戰部下屬的多個部門闡述了這一觀點。到1974年12月，邁耶已說服海軍器材司令部司令考慮重新定義“宙斯盾”作戰系統，“宙斯盾”項目似乎已進入一個新的（但合乎邏輯的）發展階段。

然而，此時“宙斯盾”武器系統辦公室卻遇到了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美國海軍與國防部長辦公室（OSD）之間關于“宙斯盾”平臺正確設計方案的爭論。新任海軍作戰部長詹姆斯·霍洛威（James Holloway）上將傾向于采用核動力艦艇，國防部長辦公室則以成本和數量為由反對核動力方案，稱該方案建造數量太少且造價過高（預計為6億美元）。國防部長辦公室還批評了當時尚未完工的“加利福尼亞”級核動力導彈巡洋艦，稱其“從艦首到艦尾都塞滿了技術上可行但不太實用的系統和子系統”。

圖9.“加利福尼亞”級核動力導彈巡洋艦首艦“加利福尼亞”號（CGN-36），該級艦共建造兩艘，二號艦是“南卡羅來納”號（CGN-37）

當時在國防部副部長辦公室工作的賴希（E. T. Reich）海軍中將在1975年2月表示：“海軍在明確艦船整體系統集成設計方面做得不夠……二戰后的水面艦艇采購中，系統工程與艦船整體設計集成方面存在嚴重不足。”邁耶對賴希此話深表認同。邁耶主張，合理的解決方案是賦予“宙斯盾”武器系統辦公室對艦船設計的控制權——是控制權，而非僅僅是商量或建議的權力。

邁耶提出的解決方案雖然新穎，但并非不合理。然而，令人感到遺憾的是，國會介入了此事，關于“宙斯盾”搭載平臺的適配問題迅速演變成為一場政治斗爭，導致若干關鍵決策超出了邁耶的實際權力范圍。關于1975財年《國防授權法案》的會議委員會報告指出，除非“宙斯盾”防空系統能在實戰條件下成功通過測試，且之后僅由“艦上人員”負責海上維護，否則將暫停對“宙斯盾”項目的未來撥款。該報告還要求海軍方面與國防部長辦公室就“宙斯盾”搭載平臺的設計方案達成一致，并要求海軍制定一份“無縫”的集成計劃，明確“宙斯盾”系統與搭載平臺及其他武器和指揮/控制系統之間的接口。1974年7月，國會批準了第93-365號公共法案（《核動力海軍法案》）第8卷第804節，其中規定：“美國海軍向國會提出的關于打擊兵力的主戰艦艇的所有授權或撥款請求，均應當用于建造核動力艦艇……”

為滿足國會關于“宙斯盾”系統必須在海上進行測試和維護的要求，邁耶少將下令，將陸基原理樣機（雷達和計算機）從新澤西州的美國無線電公司工廠轉移到“諾頓灣”號試驗艦（USS Norton Sound，VM-1）上。1974年夏，僅用了三個多月的時間，“諾頓灣”號便被改裝成一艘裝備雷達和艦空導彈的防空武器試驗艦。同年12月，“諾頓灣”號的防空跟蹤和火控引導能力已被證明優于當時美國海軍任何其他的防空艦。1975年1月，針對多種目標進行的實彈射擊測試也取得了成功。

圖10.正在海上航行的“諾頓灣”號試驗艦，攝于1980年左右。照片所示為該艦安裝“宙斯盾”作戰系統的SPY-1A相控陣雷達后的樣子

這些試驗結果令人印象深刻，足以說服海軍部長撥付此前因等待海試結果而暫時扣下的資金。饒是如此，邁耶仍無法化解海軍與國防部長辦公室之間關于“宙斯盾”系統搭載艦設計方案的分歧。邁耶主張同時建造核動力和常規動力艦艇，但核動力方案帶來的高采購成本（據估算比常規動力方案高出四倍）超出了國防部長辦公室的承受范圍。1975年1月，國防部長辦公室決定不向國會申請1976財年用于“宙斯盾”系統搭載艦建造或改裝的任何資金。對此，邁耶少將稱，這一決定“對于在國會中維持一個穩定的項目而言是不可接受的”。

1975年5月，眾議院軍事委員會主席再次向國防部長辦公室發起猛烈抨擊，稱：“委員會將‘宙斯盾’系統的研發、測試與評估資金的使用，與你們提交的‘宙斯盾’核動力平臺方案掛鉤……作為第一步，我們期望‘宙斯盾’系統能盡快安裝在‘長灘’號（該艦1961年下水，是美國海軍首艘核動力導彈巡洋艦）上。”同月，海軍作戰部長向國防部長表示，如果國防部不堅定支持某種“宙斯盾”平臺，國會將取消所有的“宙斯盾”項目撥款。眾議院軍事委員會主席還致信杰拉爾德·福特總統，主張主力水面艦艇應采用核動力，并譴責國防部內部那些“系統分析師”的影響力。然而，在幕后，美國海軍和國防部長辦公室一直在考慮，將一款采用燃氣輪機動力的“宙斯盾”驅逐艦作為核動力“宙斯盾”巡洋艦的配套艦艇。

1975年9月，在眾議院與參議院召開的聯合委員會會議上，“宙斯盾”項目最終得以保留。福特總統對這一決定的作出產生了重要影響，他承諾將以書面形式闡明建造燃氣輪機版“宙斯盾”艦的必要性。海軍作戰部也大力支持“宙斯盾”計劃，時任海軍作戰部副部長（OP-03，相當于負責水面戰的海軍副參謀長）的詹姆斯·多伊爾（James Doyle）中將是“宙斯盾”項目的堅定支持者，他成功說服海軍作戰部長霍洛威上將支持將“宙斯盾”系統部署至基于現有燃氣輪機動力驅逐艦（即“斯普魯恩斯”級）設計的艦體上的提案。

圖11.核動力“宙斯盾”導彈巡洋艦想象圖

邁耶少將是“宙斯盾”項目得以延續下去的另一大原因。邁耶曾接受過工程師培訓（先后就讀于堪薩斯大學、麻省理工學院和美國海軍研究生院），他循序漸進且有意識地贏得了海軍人員和國會議員的尊重。據他手下的一名文職助理稱，1975年，邁耶在海軍和國會兩處確立了他身為系統工程師的權威地位。他關于“宙斯盾”系統不應成為平臺爭議犧牲品的論點顯然產生了一定影響。

不過，1976年最重要的事件是當年10月份“宙斯盾”造艦項目（PMS-400）上馬，且由邁耶少將擔任項目經理。PMS-400項目由PMS-403、PMS-389、PMS-378三個項目合并而成，隸屬于海軍海上系統司令部下屬的一個辦公室。海軍作戰部的各項目主管也合并為一個代號OP-355的單位。PMS-400項目被賦予了研發和生產“宙斯盾”武器系統的重任，這是首個被授予造艦管理權限的“硬件”組織機構，也正是邁耶少將所期望的。

邁耶少將曾批評過20世紀70年代前期美國海軍服役的核動力導彈巡洋艦，認為其傳感器與武器系統集成度低下，且在高烈度戰斗中缺乏管理航母戰斗群防空與反潛情報及武器的能力。邁耶的批評得到了國防部長辦公室官員的支持，并被國會采納。上馬PMS-400項目的命令正是美國海軍為解決系統集成問題所采取的對策。

圖12.“企業”號核動力航空母艦、“長灘”號核動力導彈巡洋艦和“班布里奇”號核動力導彈巡洋艦組成的全核航母編隊韋恩·邁耶少將：管理者與創業者

據邁耶少將的一位前副手稱：“如果沒有里科弗，海軍也可以實現潛艇的核動力化；但如果沒有邁耶，艦隊中就不會有‘宙斯盾’艦。”一位在防空武器研發領域擁有二十多年經驗的前PMS-400項目分析師指出，邁耶為海軍帶來了系統集成項目管理的最佳范例。

不過，對這位海軍少將來說，工作并不容易開展。當他被任命為“宙斯盾”造艦項目經理時，他必須完成以下工作：①組建團隊；②為承包商準備設計方案；③與海軍作戰部的負責人建立工作關系；④確保“宙斯盾”艦能滿足海軍需求；⑤在國會中為“宙斯盾”項目爭取支持。最后一項任務因艦船成本不斷攀升以及海軍對“宙斯盾”艦數量的較大需求而面臨困境。例如，將“長灘”號核動力導彈巡洋艦（CG-9）改裝為“宙斯盾”艦的費用估計高達近8億美元，這甚至超過了一艘新型常規動力“宙斯盾”艦的預估造價。饒是如此，在授權委員會中，核動力支持者占據主導地位，因此將“長灘”號改裝為“宙斯盾”艦的呼聲也是很高的。

圖13.將“長灘”號核動力導彈巡洋艦改裝為“宙斯盾”艦的想象圖

邁耶少將還成功說服海軍海上系統司令部司令支持一份有關PMS-400項目的章程（這份章程正是由邁耶本人起草的），該章程的主要內容包括：①規定邁耶直接向海軍海上系統司令部司令負責；②授權邁耶在涉及該項目的任何事務上具有自主行事的權力；③指定邁耶為海軍器材司令部司令的授權代表；④將“宙斯盾”艦的采購及“宙斯盾”系統研發的管控權集中于PMS-400項目；⑤規定邁耶對“宙斯盾”艦的采購活動全權負責；⑥授權邁耶負責編制并簽署所有派駐PMS-400項目的軍職及文職人員的適任報告和績效評定；⑦指定邁耶負責“宙斯盾”艦系統工程的全面集成；⑧賦予PMS-400項目整合“宙斯盾”艦所有后勤需求的職責。

這無疑是一項重大授權。要知道，在美國海軍中，制定艦隊級需求、作戰理念、艦船特性及作戰條令原本是OP-03（負責水面戰的海軍作戰部副部長）的職責。在這里，邁耶得到了海軍作戰部副部長多伊爾中將及其副手羅登少將（OP-35）的支持。

圖14.第一艘“宙斯盾”巡洋艦“提康德羅加”號（CG-47）海試期間拍攝的照片

進入1977年后，美國海軍與國防部長辦公室及卡特總統之間出現了矛盾。例如，1977年5月，卡特總統宣布，其政府將請求國會批準在未來五年內為海軍建造160艘新艦艇；然而，僅僅一年后卡特就將這一數字削減了一半。卡特之所以改變對海軍造艦計劃的看法，是因為國防部長辦公室的研究報告指出，大規模造艦計劃將擠占陸軍和空軍的資金，且在地中海和挪威海等海域，航空母艦的生存能力將大幅降低。國防部長哈羅德·布朗（Harold Brown）并不認為海軍需要15個甚至12個航母戰斗群，而他的觀點最終打動了卡特總統。

不難想象，此舉遭到美國海軍的強烈反對。1977年，海軍作戰部長授權海軍戰爭學院著手研究未來的艦隊需求，該研究的部分內容（《2000年海戰計劃》）于1978年3月公布，其觀點與國防部長布朗的看法直接相悖。預算管理辦公室副主任指責海軍公布《2000年海戰計劃》的部分內容僅僅是為了引起國會的關注并獲得支持。對此，海軍作戰部副部長回應說：“我們必須避免因過度分析而導致決策癱瘓，換句話說，我們在討論本國海軍時，潛在的敵人卻在擴充其海軍力量。”

新任海軍作戰部長托馬斯·海沃德（Thomas Hayward）上將向國會作證稱，若無“宙斯盾”系統，現有的航母戰斗群在20世紀80年代將面臨巨大風險。海沃德上將認為，卡特政府未能理解海軍航母戰斗群的戰略價值，為此他發起了一系列研究，以分析假如歐洲爆發戰爭，海軍在其中所能發揮的作用。海沃德上將也支持研發“宙斯盾”系統，得益于他的支持，國會對卡特總統削減國防開支的決定表示反對，邁耶少將也成功說服了參眾兩院國防授權小組委員會的成員們相信，“宙斯盾”系統是可行的。最終，在1978財年批準了用于建造首艘“宙斯盾”驅逐艦（后被歸類為巡洋艦）的資金。

圖15.建造中的“提康德羅加”級導彈巡洋艦的二號艦“約克城”號的艦體分段，照片攝于密西西比州帕斯卡古拉（Pascagoula）的英格爾斯造船廠邁耶少將對美國海軍和國防部長辦公室的看法

為了獲得海軍內部的支持，邁耶通過讓許多在岸上單位工作的海軍代表“身兼兩職”的做法（即在保留其本職工作的同時，還讓他們在“宙斯盾”項目中兼職），將他們吸納進了PMS-400項目。這一策略不僅在岸上的海軍支援機構和海軍作戰部收獲了一群支持“宙斯盾”項目的人，還為“宙斯盾”系統研發技術小組提供了寶貴的經驗。據一位前助手透露，邁耶經常利用國防系統采購審查委員會（DSARC）來約束其主要承包商，即美國無線電公司和利頓工業公司（英格爾斯造船廠的所有者）。還有人表示，邁耶認為DSARC的存在迫使PMS-400項目必須時刻保持警惕，前者不斷盯著“宙斯盾”系統及其載艦平臺的研究進展，以防出現重大延誤或成本超支。通過不超出DSARC規定的截止期限，PMS-400項目得以同時讓兩個重要受眾——國防部長辦公室和國會滿意，而且它也確實做到了這一點。

在資金和國會支持到位后，邁耶將精力集中在不超出國防部長辦公室規定的截止期限以及滿足監督合同上。正如這位海軍少將所說的那樣：

“哪怕在PMS-400項目最繁忙的時候，人員數量也從未超過120人；大多數年份，項目組只有70人。我不斷向他們強調‘放大效應’。絕不能忘記，你只有一個人年，所以要想有所作為，就必須找到‘放大’的辦法，而‘放大’的唯一途徑就是依靠人。最終，‘宙斯盾’項目的努力實現了數千個人年的放大效應。”

邁耶少將所謂的“放大效應”具體是指以下方面：

第一，將PMS-400項目的現場代表變相提升為項目副經理，從而使承包商能夠定期與某個擁有實權的辦公室對接。

第二，頻繁出差，進行現場檢查和審查。據一位證人稱，邁耶在這些審查中表現得非常嚴厲，特別是在美國無線電公司和英格爾斯船廠，但他的目標是讓遵守生產進度成為一種榮譽。正如一位PMS-400項目的前員工所言：“邁耶喜歡實地考察。”這意味著頻繁的走訪，甚至包括次級分包商。例如，美國無線電公司就曾利用PMS-400項目來約束其主要的次級分包商之一的雷錫恩公司。邁耶也會定期走訪規模較小的分包商，頒發“效率獎”并敦促他們提高工作質量。

圖16.正在發射導彈的“提康德羅加”號導彈巡洋艦

第三，與生產工作同步進行測試。據一位前作戰分部總監稱，PMS-400項目對“宙斯盾”系統進行了徹底測試，因為邁耶不希望出現任何意外。畢竟，他的目標是引發一場海軍武器革命，而且他決心將自己對戰爭的構想轉化為真真切切的現實。

第四，絕不讓PMS-400項目陷入例行公事的泥潭。幾乎所有接受過采訪的PMS-400項目前員工都表示，邁耶少將是一位要求極高的管理者，可大家都尊敬他，他們欽佩邁耶少將對卓越品質的極度追求。正如他自己承認的那樣：“從第一天起，我就反復強調這一點。”人們也欽佩邁耶樂于傾聽的態度。有人指出，邁耶經常不確定如何將他的愿景轉化為切實可行的現實，導致承包商的高層人員在那些最終未能實現的構想上浪費了大量時間。但在邁耶手底下工作絕不乏味，他會委任PMS-400項目的關鍵基層人員去回答國會質詢并撰寫發言稿，同時為高級人員頒發“宙斯盾項目優秀獎”。大約每六個星期，這位海軍少將就會推掉所有的出差行程，將PMS-400項目全體人員召集到會議室，審查項目進展。他還會頒發獎勵并“鼓舞士氣”，隨后人們又會回到出差和開會的日常工作中。

第五，實際掌控承包商組織的大部分事務。邁耶繞過美國無線電公司和利頓公司的管理層，直接與一線執行人員溝通。他還借助應用物理實驗室及多名獨立顧問，審查主要承包商采用的技術和管理實踐。他的目標是建立一個由“宙斯盾”項目支持者和專家組成的共同體。正如邁耶的一位前副手所言：“邁耶通過他的主要承包商建立了一個全國性組織。”

圖17.并排航行的“提康德羅加”號導彈巡洋艦與“衣阿華”號戰列艦，照片攝于1987年

第六，通過簡報、通訊、影片和演示，向艦隊下屬各單位通報情況。作戰系統工程研發基地（CSEDS）不僅用于向海軍高層和有影響力的國會議員展示“宙斯盾”系統的能力，還被改造成了一個防空軟件研發的培訓基地。在邁耶看來，“宙斯盾”并不只是一個靜態的系統，其“進化”的核心在于軟件。CSEDS既對軟件進行修改，也負責展示其性能。PMS-400項目還規劃了“宙斯盾”艦的維護與改進升級計劃。

第七，通過論證“宙斯盾”系統來震懾潛在對手。同樣，PMS-400項目的所有負責人都肩負著反駁針對“宙斯盾”系統的批評的任務。為完成這一任務，他們常常需要提前預見到實際存在的問題和潛在的批評。這種反駁批評的過程本身就是一種規劃工具。

邁耶少將的真正目標并不限于只部署一款先進的防空系統，他更希望通過引入“宙斯盾”指揮控制系統，徹底革新美國海軍的水面戰術。為此，他不得不時刻與海軍和國會進行博弈：假稱他領導研發的作戰管理系統在概念上已經成熟，而實際上其仍在不斷演進。為了將“宙斯盾”系統的研發工作維持下去，邁耶需要搞點“小金庫”以備不時之需；他還必須與美國無線電公司建立獨家合作關系。邁耶之所以在系統采購和軍艦建造中傾向于簽署獨家合同，是因為PMS-400項目根本沒有足夠的人手來管理第二個供應商。正如一位PMS-400項目的前工作人員所言：“這是在競爭與掌控之間的抉擇，我們無法兼得。”邁耶并非對成本不敏感，當成本超出合理預估時，他也會勃然大怒。但邁耶也清醒地認識到，如果涉及的承包商過多，那么PMS-400項目將失去對局面的掌控。

圖18.并排停放的“提康德羅加”級導彈巡洋艦與“斯普魯恩斯”級導彈驅逐艦，可見二者艦體設計的繼承性

在1981年約翰·萊曼（John Lehman）出任海軍部長之前，美國海軍很少向國會提交明確的長期戰略，而重要項目的項目經理則被賦予了很大的自主權，可以自行與國會議員及其手下的工作人員建立關系。萊曼徹底改變了這一切。到1982年時，這位海軍部長已開始依據一項經過周密規劃的綜合性立法戰略行事，其辦公室不僅制定了明確的目標和優先事項，還負責監督執行。正如萊曼手下的一位幕僚所言：“發言人已然成了決策者。”

萊曼的主張（側重于增加艦船數量）與邁耶的觀點（傾向于提升作戰指揮系統的效能）產生了沖突，這也是萊曼強勢作風的必然結果。多位現役海軍軍官在非正式談話中表示，正是這一矛盾導致邁耶未能獲得肩膀上的第三顆星（海軍中將），并出任海軍海上系統司令部司令。

1983年，媒體上的宣傳戰再度升溫。當年4月，CG-47號“宙斯盾”艦進行了資質認證試驗。這年夏天，經常批評高成本軍事采購項目的俄勒岡州共和黨眾議員丹尼·史密斯（Denny Smith）表示，CG-47號艦上的“宙斯盾”作戰系統未能通過作戰評估。科羅拉多州的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提名競選人加里·哈特（Gary Hart）也在參議院對此番言論表示贊同。正如哈特參議員對《華爾街日報》記者所言：“我們的測試和報告體系是否從根本上就不誠實？”

圖19.“提康德羅加”號“宙斯盾”導彈巡洋艦（CG-47）在海試期間，從空中俯拍的照片

為平息外界的議論，海軍作戰部長承認，1983年4月的試驗中確實出現了軟件系統故障，并承諾將于當年9月進行進一步測試。1983年9月的測試結束后，海軍作戰部長沃特金斯和海軍部長萊曼都致信史密斯眾議員，向他保證“宙斯盾”系統是迄今為止經過最嚴格測試的作戰系統，但史密斯議員并未停止對“宙斯盾”系統的批評。1983年冬天，史密斯找到了盟友——參議院軍事委員會成員、衣阿華州共和黨參議員查爾斯·格拉斯利（Charles Grassley）。1984年2月，格拉斯利就CG-47號艦的表現對海軍部長萊曼和海軍作戰部長沃特金斯進行了嚴厲質詢。萊曼指責格拉斯利“作秀”，并稱CG-47號艦在黎巴嫩海岸的首次海外部署中表現出色。

一周后，五角大樓和國會匿名消息人士向《華盛頓郵報》透露，國防部負責研發與工程的副部長已向國防部長報告“宙斯盾”系統存在嚴重的設計缺陷，而海軍部長萊曼則向記者承認，實際的導彈攔截成績“并不那么令人印象深刻”。與此同時，萊曼部長在公開場合及私底下指示PMS-400項目組監督“一系列極具挑戰性的測試”。1984年4月23~29日，PMS-400項目組在波多黎各近海對CG-47號“宙斯盾”艦進行了相關測試。

在一次公開的新聞發布會上，沃特金斯上將高度評價了PMS-400項目組的測試結果。1985年5月出版的《海軍學會會刊》對“宙斯盾”系統進行了熱情洋溢的描述，并贊揚了CG-47號巡洋艦在前一年秋季于黎巴嫩外海執行任務期間的表現。不過，緊接著在下一期上，《海軍學會會刊》就刊登了一位軍官的長篇來信，稱CG-47號艦的雷達在黎巴嫩海岸背景下監視目標的能力被夸大了。據他所述，CG-47號艦在貝魯特港附近巡邏時，曾有一架輕型飛機靠近，但CG-47號艦從未探測到這架飛機。因此，關于“宙斯盾”系統作戰效能的問題仍未得到完全解決。

圖20.在中東部署期間，“提康德羅加”號導彈巡洋艦正通過蘇伊士運河

邁耶少將于1983年8月離開PMS-400項目組，出任海軍海上系統司令部下屬的負責作戰系統的副司令（NAVSEA-06），接替他擔任PMS-400項目總監的是其門生兼前副手羅恩（D. P. Roane）少將。

對問題的重新審視

回顧這段歷史，可見為了將“宙斯盾”系統從概念階段推進到實際服役，邁耶少將不得不克服巨大的困難，其中最主要的包括：

（1）說服國會、國防部長辦公室和海軍作戰部長，使他們相信“宙斯盾”系統是必要的，在技術上是可行的，而且在經濟上是可以承受的；隨后，在從系統定義到投入艦隊服役的二十多年間，始終維護該項目的公信力，以確保項目和研發工作的存續。

（2）克服海軍航空兵對這種新能力的抵觸情緒，因為他們認為，這一能力將削弱或消除傳統上屬于海軍航空兵的戰區海上編隊防空任務。

（3）經受住核動力鼓吹者與“高低搭配”支持者之間圍繞艦體設計和推進系統展開的激烈爭論，要知道，這場爭論曾一度威脅要徹底終止“宙斯盾”項目。

圖21.被稱為“打擊巡洋艦”的核動力“宙斯盾”巡洋艦想象圖，不僅具有強大的防空火力，還裝備“魚叉”反艦導彈、“戰斧”巡航導彈和一門8英寸艦炮，這需要至少1.6萬噸排水量；其還被要求能承受5枚反艦導彈的打擊，甚至有人建議為其加裝適合短距/垂直起降（STOVL）飛機的飛行甲板，從而打造出一艘“全能型”戰艦

（4）克服“宙斯盾”項目管控方面的組織問題，包括艦載武器系統需求以及搭載艦和艦體設計問題（這些工作最初由數個獨立且相互競爭的部門負責）。

（5）在日益強調競爭性招標的環境下，維持承包商在技術、分析及生產支持方面的連續性，確保系統需求仍以達成作戰性能目標為基礎，并讓承包商嚴格在規定的截止日期前完成一個個分目標。

（6）將“宙斯盾”系統作為應對空中/反艦導彈威脅的中程防空對策進行推廣，特別是在成本方面，盡管邁耶少將從一開始就將“宙斯盾”系統視為一種作戰力量整合系統。

雖然還必須解決其他問題，但上面這些問題本身就十分嚴峻，而且因美國海軍內部那種至今仍對革命性變革持敵視態度的戰略文化而愈發嚴重。邁耶少將認識到，實現航母戰斗群一體化防空的唯一途徑，是采用一種天生具備足夠反應時間，能夠有效應對飽和式、高速、低空掠海飛行威脅的系統，并輔以一種能讓操作者充分發揮該系統能力的作戰管理架構。這樣一來，作戰管理自動化就顯得至關重要了，因為若缺少這一環節，“宙斯盾”系統的工程成就便無法充分發揮出其潛力。不過，這種革命性的海軍作戰方式變革在初期很難被人們接受，因此邁耶少將巧妙地將自己的真正目標隱藏在已確立明確需求的“中程防空系統”這一幌子之下。

圖22.“提康德羅加”級“宙斯盾”導彈巡洋艦的上層建筑雷達天線特寫

雖然邁耶少將把“宙斯盾”系統定位為航母戰斗群應對空中威脅的中程防空手段（而非整合艦隊的各種戰斗力），且這一策略有助于緩解那些負責戰術性空中支援（TACAIR）任務的海軍航空人員的抵觸情緒，但飛行員們最終意識到，憑借作戰空間管理能力、先進的防空導彈和新型對地攻擊巡航導彈的綜合運用，水面艦艇部隊勢必會“擠占”他們的角色和任務。饒是如此，邁耶少將最終還是說服了艦載機飛行員群體并讓他們相信，從技術角度來講，“宙斯盾”系統實際上將重振他們在作戰艦隊防空中的作用，這對“宙斯盾”項目的整體成功至關重要。

同樣，在國會中維持二十多年的信心絕非易事。關于“宙斯盾”系統是否應當僅部署在核動力艦艇上，以及關于“高低搭配”艦艇組合的爭論，都曾使“宙斯盾”項目陷入動蕩，因為這些爭論聚焦于與“宙斯盾”系統的必要功能和技術可行性無關的考量。對此，邁耶少將的做法是將“宙斯盾”項目置于海軍內部的扯皮之上，以便在華盛頓和國會中維持一個獨立于其他重大海軍財政問題的支持群體。

圖23.英雄遲暮：退役封存后等待拆解的“提康德羅加”級“宙斯盾”導彈巡洋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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