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那天斯皮爾伯格往播客的椅子上一坐，話題從童年一路聊到即將上映的新片《Disclosure Day》，氣氛本來挺懷舊的。可一聊到AI，老頭的語氣立刻就帶出了那根不打算移動的紅線。他沒有咆哮，但每一句話都像在更新一條制片規則：工具可以用，靈魂別碰。
這段對話發生在米歇爾·奧巴馬和她哥哥克雷格·羅賓遜主持的IMO播客上。2026年5月底的這期節目里，斯皮爾伯格被問到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2001年他拍《人工智能》時，是不是手里捏著某種“水晶球”才預見了今日的局面？他先是很實在地表示，AI在醫學等領域或許能幫上大忙，但隨即把話頭一轉，直接亮出了自己對創意工作的底線。
他描述了一個對他來說完全不可接受的場景：編劇會議室里有六位真人編劇，外加一把空椅子，空椅子前擺著一臺電腦，AI就成了第七個寫手。斯皮爾伯格說，他不愿意坐到那張桌前，因為他根本不相信AI有知覺。在他看來，沒有什么能替代“靈魂”這種東西，而靈魂不是一個可以通過算法發明出來的詞——假如“可發明”這個詞本身真能成立的話。他甚至拋出一句相當個人化的表態：“一臺覺得自己能比我們感受更深的電腦，跟我從小受的教育、以及我未來做導演和制片的方式，完全相悖。”
這些話如果從一個剛入行的新導演嘴里說出來，可能會被當成某種浪漫的固執。但從斯皮爾伯格口中聽見，更像是一套早已在內部運轉多年的創作原則，只不過AI的出現把它逼到了需要公開劃線的地步。
他接著把這條線畫得更具體。AI要是幫他找外景地，他覺得挺好，這能省掉主創團隊好多跑腿的功夫。但接下來的“不要”清單就非常清晰了：別告訴他這部電影的對手角色沒選對，別教他該怎么寫角色對白，別指揮攝影機應該放在哪里，也別告訴他場景該長什么樣。當然，他留了一道小門：如果AI只是美術指導那口大工具箱里的一件工具，和別的工具平起平坐，那才算沒越界。他那句總結幾乎是咬著字說的：“把AI當工具用，但絕不要讓它成為任何創意決策的最終拍板人。我就把線畫在這兒。”
這話落進眼下好萊塢的AI爭論里，分量剛好壓在爭議最密的那塊區域。就在斯皮爾伯格上播客前后，亞馬遜米高梅影業已經綠燈放行了三部由AI生成的動畫劇集，直接在網上點燃了連片反對聲。《生命之書》的創作者豪爾赫·R·古鐵雷斯因為參與了其中一個項目而受到批評，而《好建議紙杯蛋糕》系列的主角Cuppy原作者洛琳·布蘭茨更是言辭激烈，公開譴責這項合作是“對所有藝術家的攻擊”——尤其讓她難以接受的是，她的角色竟然出現在其中一部AI制作的動畫里。
這兩件事擺在一起看，幾乎形成了兩種完全不同的未來圖景。一邊是手握巨大發行渠道的平臺，正把AI內容從實驗推向批量生產；另一邊是好萊塢最老牌的導演之一，把“靈魂”二字端端正正地放在創意工作的正中央，拒絕讓算法染指那些他認為是活人才能決定的瞬間。他沒有全盤否定技術，甚至很樂意讓AI去干那些消耗體力的雜活，但在角色、對話、運鏡、場景這些真正需要判斷力的核心環節上，他寧愿維持那個“空椅子”上的缺席狀態。
站在玩家和創作者的交叉口，這種表態其實比任何行業白皮書都更好懂。游戲圈這些年也在反復拉扯同一個問題：AI能不能自動生成關卡、能不能寫支線劇情、能不能調平衡性數值。斯皮爾伯格的回答等于是提前替不少開發者說了一句——省腿腳的活拿去，但別碰我的設計意圖。他相信有些東西沒法被模型蒸餾出來，那可能是某個角色臨場反應里的猶豫，也可能是攝影機推近時一種不該出現的情緒密度。
而最讓影迷興奮的部分或許還是那部《Disclosure Day》。在AI話題幾乎占據整個創意討論的當下，一位依然篤信“靈魂”的導演要推出一部新作，這件事本身就帶著某種對照的意味。斯皮爾伯格既沒說過這部電影跟AI相關，也沒表示過要刻意回避什么，但這段播客中的硬核發言就像一塊提前給出的注腳，讓人不自覺地對他的下一幀畫面多出一層期待。那種期待并不狂熱，更像是想看看一個拒絕把最后一句話交給算法的人，此刻到底攢了怎樣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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