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圖洛書的考古學思考

“河圖洛書”傳說在河洛地區流傳久遠，主要包括龍馬負圖、神龜獻洛書等內容，描繪了河圖與洛書的由來，但河圖洛書究竟為何物，一直難有定論，而最新的考古成果為揭開河圖洛書的神秘面紗提供了契機。

三星堆龜背形網格器之謎

2022年6月，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7號祭祀坑出土了一件龜背形網格器，其外部為橢圓形網格狀青銅龜殼，分上下兩層，一側有類似合頁和插銷的開關，可將網狀結構的青銅器打開、扣合。青銅網格為渾鑄法鑄造而成，整體被四框包圍，外面附有四個青銅龍頭把手和兩三根青銅飄帶。在橢圓形網格狀青銅龜殼內，鎖閉著一塊背部駝起、大小形狀相合的橢圓形玉器，上有黃金和絲綢殘留物，推測可能刻有符號或者覆蓋絲綢等。其整體形狀略似現在的翻轉式燒烤架。該器造型奇特，迄今出土的器物中未能找到可以參照的依據，因而很難確切知曉其功能，發掘者暫且依據器形稱其為“龜背形網格器”。

三星堆出土的龜背形網格器 作者/供圖

這件神秘的器物究竟作何用途呢？《竹書紀年》卷上記載：

七十年，春正月，帝使四岳錫虞舜命。

帝在位七十年，景星出翼，鳳皇在庭，朱草生，嘉禾秀，甘露潤，醴泉出，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洪水既平，歸功于舜，將以天下禪之……二月辛丑昧明，禮備，至于日昃，榮光出河，休氣四塞，白云起，回風搖，乃有龍馬銜甲，赤文綠色，緣壇而上，吐《甲圖》而去。甲似龜，背廣九尺，其圖以白玉為檢，赤玉為柙，泥以黃金，約以青繩。

三星堆遺址出土的這件龜背形網格器與《竹書紀年》中河圖洛書“甲似龜，背廣九尺，其圖以白玉為檢，赤玉為柙，泥以黃金，約以青繩”的造型正相吻合。有研究者推測該器實即為古史傳說中的“河圖洛書”。根據該器的年代、形制特征、文化屬性，結合《竹書紀年》等早期文獻的記載，此說不無道理。

河圖洛書究竟是圖經地志，還是氣象和方位圖，或兼二者而有之，暫不作判定。按照我們現在的知識來理解，河圖洛書應系遠古時代人們對天文和地理知識的概括與總結，是按照星象排布出時間、方位和季節的識別系統，并以神話傳說的形式流傳下來，代表上古時期的華夏先民對自然世界的認知水平。這一神話傳說流傳的軌跡，實際上也反映并見證了當時華夏文化流行和傳播的路徑。

龜背形網格器所采用的材質如黃金、青銅、玉、絲綢皆系當時的珍稀資源，三星堆人將其組合并塑造出這件作品，顯然絕非普通器物，而是寄托了他們的思維認知、宗教信仰和精神追求，富有極其深刻的文化內涵。破解龜背形網格器之謎，也有助于弄清三星堆文明的內涵及其本質屬性，了解三星堆人的精神世界。

眾所周知，三星堆文明是夏商時期在四川盆地輝煌發達的古蜀文明，但其自身卻呈現出濃郁的夏文化特征。考古出土的實物表明，三星堆文明和中原文明關系密切，是中國青銅時代文明重要組成部分。祭祀坑中出土的大量玉璋、玉璧、玉琮，與二里頭、殷墟出土玉器幾乎如出一轍，都是用于祭祀的禮器，從造型和功能上反映出，偏居西南一隅的古蜀王國同樣深受中原禮儀文化影響。

三星堆出土了帶有二里頭二期、三期文化風格的盉、豆、璋、戈、圭等典型夏文化器物，特別是牙璋作為夏代的祭祀禮器，在殷商時期走向衰落，卻在三星堆被完整地保留和傳承下來。三星堆人還用更為貴重的銅和金箔鑄造出了全新材質的牙璋，并繼續作為祭祀重器使用。三星堆人對牙璋的使用已上升到信仰層面，超出了一般文化交流或貿易所能帶來的影響，故有學者推測“三星堆二期文化很可能是夏末商初時，由遷入成都地區的夏遺民，與當地土著居民相結合所創造的一種新型文化遺存”。

殷墟甲骨卜辭和周原甲骨文中，屢見“伐蜀”“至蜀”等記載，“蜀”即位于今四川盆地的古蜀國，可見殷商王朝對蜀地開發和經略的腳步，從來就沒有停止過。據文獻記載，在商末周初之際，遠在西南的蜀人，也跋山涉水，不遠萬里參加周武王伐紂的聯軍，可見蜀人和中原王朝的聯系，自始至終也沒有中斷過。

古代文獻中有禹生西羌的傳說（“禹生石紐說”），其實這個神話傳說并非真的是說大禹生于四川，而是意指當時的巴蜀地區是“禹跡”所至之地，是禹域亦即華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古蜀文明是多元一體的華夏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

據研究，三星堆文化的時間跨度等同于從二里頭文化二期到商末周初，即公元前1680—前1046年前后，年代明顯晚于河圖洛書神話傳說誕生的古史傳說時代。

“器以藏禮”，大量帶有中原文化因素的青銅器和玉器等禮器在三星堆遺址和金沙遺址的集中出現，是華夏文化深入傳播至四川盆地和成都平原的鮮明體現，而三星堆龜背形網格器的出土則充分反映了殷商時期古蜀文明對中原文明的深刻認同。

凌家灘玉龜版的真相

1987年6月，在安徽含山凌家灘一座史前時期墓葬中，發現了一組玉龜版（87M4：29、30、35，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玉龜出土時置于墓主胸部，圓雕，分為背甲和腹甲兩部分，在兩甲之間，夾置一長方形刻紋玉版。玉版呈片狀，平面略弧，兩端略內弧，表面精整，三側磨出榫緣，兩短側各對鉆5個圓孔，長側則對鉆9個圓孔，但有2個圓孔鄰接，可能本是要鉆8個圓孔，無榫緣的長側兩端各對鉆2個圓孔。玉版正面有陰線刻琢的復雜圖紋。在其中心有一小圓，內繪八角星形。外套大圓圈，兩圓之間以直線分割為八等分，每分中有一個飾葉脈紋的圭形。大圓圈外有四個飾葉脈紋的圭形，指向玉版四角。

凌家灘出土的玉龜版 作者/供圖

凌家灘玉龜版因其獨特的造型和罕見的圖紋，震驚了當時的學術界，很快引起海內外學者積極討論。學者一般認為玉龜應系占卜工具，對玉版圖紋的性質也有一些推測。陳久金認為其系河圖洛書的前身。饒宗頤認為其系表示方位與數理之間的關系，實即河圖洛書。李學勤指出，玉龜版的重要性，從其在墓中陳放的位置不難看出。玉版上的圖紋如此復雜精細，必然有特殊意義，不能以普通的裝飾花紋來說明。玉版同玉龜的結合，更非偶然。玉版上面的圖紋，任何人一看之下，都會聯想到八卦，所體現的是中國遠古以來的宇宙觀念。這些看法皆極富啟發性。

凌家灘出土的玉龜版同三星堆出土的龜背形網格器雖材質不盡相同，時代也相差較大，但二者在造型上有很明顯的共性，其基本的形制即是外為神龜內夾置圖紋玉版。漢代儒士認為，“河圖”就是八卦，“洛書”就是《尚書·洪范》的“九疇”。凌家灘出土玉龜版上的圖案，顯然與古史傳說及文獻所述“河圖”頗似，因而學者多認為玉版上的圖案就是八卦圖。

凌家灘M4出土的陶片有兩個熱釋光測定年代結果，分別為距今4500±500年與4600±400年，所以這座墓明顯晚于古史傳說中伏羲氏的年代。據其造型和紋飾特征來看，陳久金、饒宗頤等說自然不無道理。結合三星堆遺址出土的同類器物來看，更可進一步證明陳、饒之說，凌家灘玉龜版即傳說中的“河圖”。

凌家灘遺址位于安徽省含山縣銅閘鎮，是長江下游巢湖流域迄今發現面積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新石器時代晚期大型中心聚落遺址，年代為距今5800—5300年。遺址區內發現有人工建造的祭壇、大型氏族墓地以及祭祀坑、紅燒土和積石圈等重要遺跡，出土大量精美玉禮器、石器、陶器等珍貴文物，種種跡象皆表明，當時凌家灘社會正處于文明相對發達時期。

在凌家灘遺址以北約200千米，位于安徽蚌埠涂山南麓、淮河東岸禹會區秦集鎮的禹會村遺址，是一處較大的龍山文化時期遺址（面積約60萬平方米），發現有溝槽和圜底坑、火燒堆、方土臺、長方形土坑遺跡，出土有陶器、磨石、草木灰、獸骨、獸牙等。禹會村遺址的年代為新石器時代晚期，約在公元前2300—前2000年之間，與凌家灘遺址恰相銜接。

可見，作為中華文明一體化進程中的一個重要環節和地方類型，凌家灘文化已較為發達，當時的凌家灘人精通天地物理之數，出現河圖洛書一類的物品，自然也毫不奇怪。凌家灘遺址地處江淮之間，凌家灘文化同中原地區時代相當以及更早的新石器時代文化之間的文化交流和傳承發展，考古學者多有論述。起源于中原地區的河圖傳說，流傳到江淮地區并為當地人所認同和吸納，有足夠的時空條件和內在動力。

退一步講，即便凌家灘出土的玉龜版與三星堆出土的龜背形網格器并非同一性質的東西，但也深刻反映出，在中華文明早期，中原文化的核心要素業已深入傳播到江淮地區。玉龜版與龜背形網格器的出現都絕非偶然現象，皆系中華文明一體化進程中的重要環節。

總之，河圖洛書雖系神話傳說，但證以考古出土的實物資料，可證其并非空穴來風。凌家灘出土的玉龜版和三星堆出土的龜背形網格器，以具體的實物和圖案，揭開了河圖洛書的神秘面紗，同時也見證了中華文明早期形成和發展過程，是當之無愧的國之瑰寶。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中國歷史研究院重大歷史問題研究專項重大招標項目“考古學視野下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形成與發展研究”（22VL002）階段性成果

作者系江蘇師范大學語言科學與藝術學院教授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責任編輯：楊陽

新媒體編輯：宗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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