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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自己屬于哪一種女性。我想,大約是有一點舊頭腦,有一點新思想,融合起來的一個東西。”1939年春天,許廣平在《魯迅風》雜志上寫下這段話時,魯迅已去世兩年有余。她不再是那個在《兩地書》里與先生熱烈通信的“廣平兄”,而是一個需要獨自撫養幼子、整理遺稿、在淪陷的上海艱難求生的遺孀。
在下面這篇原標題為《從女性的立場說“新女性”》的文章中,她平靜地講述了自己與魯迅在上海十年的同居生活。她用的比喻是“機器房”:“我們的住處很似機器房……而我們兩人就是兩部小機器。他在寫作,我在抄寫或校對之類,僅有的機會才到外面散步一下。”
許廣平并不抱怨。她承認“他的工作是偉大的”,也承認自己“不過做了個家庭主婦,有時因此悲不自勝,責問自己讀了書不給社會服務”。她在這篇文章中寫下的是一個時代的矛盾:五四時期高喊“娜拉出走”的新女性,當真走出了閨閣,卻發現自己走進了另一間更為精致的牢籠。
許廣平把這個問題歸結為“社會構成的病態現象”,認為“解決它,不全是女性本身,在男性,在社會問題上,我以為都有關系”。這篇寫于八十六年前的文章,沒有激烈的控訴,只有一層層剝開自己生活后的冷靜追問。而今天讀來,那些“悲不自勝”的時刻、那些在深夜“睜不開眼皮”的疲憊,似乎仍然沒有過時。
從女性的立場說“新女性”
我不知道自己屬于那一種女性。我想,大約是有一點舊頭腦,有一點新思想,融合起來的一個東西。這東西——像我似的——也許被一些人所滿意,如她的對手方面就是,然而在她本身則是不滿意的。
她苦悶:有時被新思想所指引,不甘于現狀;有時被舊道德所涵養,安于現狀。但并不同于齊明先生所說的:“要女性不過函數生活,卻仍然照舊維持過函數生活時所顯現的一種風貌的‘屈膝’。”
過去我們的生活是這樣的:
L是知名的著作家,然而他的生活是那么孤獨,一切幾乎都要親手處理。我呢,從學問請益和政治關系,有機會和他更多的接近,于是就時常為了工作在他的左右。不曉得怎么一來彼此愛上了,也許是大家的思想差不多,意氣相投吧,總之,后來到上海就生活在一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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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住處很似機器房,簡單的用具之外就是機器材料——書籍——而我們兩人就是兩部小機器。他在寫作,我在抄寫或校對之類,僅有的機會才到外面散步一下。他是值日而更偏重于夜班的。我值日班。這兩部機器就這樣地工作著,一個月內出產了《奔流》《語絲》和《朝花旬刊》之類,《近代木刻選集》,以及《近代美術史潮》的按期翻譯。以后期刊負責較少,然而質量方面并不減低,許多雜文集以及翻譯都是證據。總計他后期生活,在上海十年來的出產,超過前期二十年來的收獲,幾乎占全部的過半,自然這些都是他努力的成就,我不敢說有什么幫助的,只不過在瑣碎事務上盡可能地,減輕他的精力和時間就是了。
我私意除了幫助他些瑣務之外,自己應當有正當職業,再三設法,將要成功了,但是被他反對了好幾次。他說:“如果你到外面做事,生活方法就要完全兩樣,不能像這樣子,讓我想想再說。”這樣子事情就擱起來了。遇到另外的機會,我又向他提起做事,他說:“你做事這些薪金,要辛苦一個月,看人家面孔,我兩篇文章就收來了,你還是在家里不要出去,幫幫我,讓我寫文章吧。”這樣的結論,迫得我好似一個希特拉的“賢妻”,回到家庭,管理廚房和接待客人,以及做他的義務副手。后來再做了母親,成天給家庭的一切鬧昏了,到夜里往往睜不開眼皮,他看看笑了,催促我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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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愿意浪費一文錢,在他的辛苦勞役換來的僅有的生活費,我不應該無故分潤。我克制自己:穿的是粗舊衣服,有似村婦,和摩登的化妝品絕緣,除了兩餐飯食,我沒有更多的零用,因為我自己不需要。我們不交際,不和親戚往來,我自己沒有世俗所好的一切嗜好。有時一同去看電影,這是唯一的娛樂了,就這樣地生活著。不是誰向誰“屈膝”,大家都為了替社會人類工作。
他的工作是偉大的,然而我不過做了個家庭主婦,有時因此悲不自勝,責問自己讀了書不給社會服務。但是,我又不能更不忍離開家庭,丟下他,獨自個兒走到外面做事。以上是我以前的生活,恐怕像我一樣的人一定不少。
偶然有機會遇到幾位男性先生,他們各自訴說自己的太太不肯走出家庭。一個說:“我的太太過于寶貝小孩子了,一步也不肯出來。她沒有不良嗜好,不吸煙,不打牌,不跳舞,樣樣都好,就是不肯到社會上來,連做禮拜都不大肯去。”另外一位先生說:“你還不曉得我呢,新年拖她出來,后來你知道嗎?”我趕快說知道:“你的太太責備你好叫她出來是不是?”他承認了,而且他們都希望有機會多多拖他們的太太出來,更表示自己的從心(里)愿意她們走到外面。我笑說:“也許是的吧,然而是不是以前沒有開放過,所以此刻一時開放了也不肯出來呢?”我這句積壓話引起他們的嘩笑,但是堅決否認。我說:“恐怕是的吧,我的L在世時,我就沒能夠到這種地方來。”他們說:“你也自己承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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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那時的不能出來已如上說。至于她們呢,有足以安處的家庭,有足以怡適的生活,不需要去謀生、去作工。丈夫的收入足夠她打扮,又兼之各有賢良的丈夫,一切無有不滿足,不必走到外面來應酬,費心思,不需要“謀求私人問題的解決”。真似齊明先生所說的,不自覺地“以做男子的函數的生活所能顯現的風貌為‘女’性本然的風貌”了,這是非常之可惜的。她們和她們的先生一樣處于優秀的社會層,假使出來幫助丈夫旁及社會,就是難民救濟、節約救困、寒衣捐等等的工作,在我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而沒有自認滿意的成績,在她們一定是輕而易舉的、毫不費力的超等成就,可惜現時沒有好好地把這個門打開來。
要挖開這個門,我想非賴宣傳之力不成功了,從各方面向她們宣傳,除了她的先生要真下決心來把鐵門打開,其余親戚朋友都有做說客的義務。她們有知識,有能力,一說就通,一講就明白,她們有似中國地下蘊藏的寶貝,大家都知得到,說得出,就是沒有請出來。現在西南已在開發了,隨著各地也紛紛叫著開發了,一切的寶貝都出來吧,連著活的在內,我們期待著。
不過問題的本身我想還不全在女性,和愛的家庭,的丈夫。“盡管在社會上大吹男女自由平等,要女人出來謀生,經濟獨立,一到自己的女人,就什么都兩樣了。”這是我的一位很要好的女朋友說的。他們要家庭,出去了,妻子在家守著,甚至收信會客,自然都比傭人周到;回來了,更需要伶俐的妻子在旁,更覺方便,所以,女人就成天在家。慣了,也就不想出來了。這個責任似乎不能專責備女性,這是社會構成的病態現象,是社會組織落后的國家必然的現象,解決它,不全是女性本身,在男性,在社會問題上,我以為都有關系。
(原載于1939年3月22日《魯迅風》第10期,署名景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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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如此堅信著》
作者:許廣平
出版社:浦睿文化·岳麓書社
出版時間:2026.4
本書為許廣平個人作品精選,涵蓋紀實寫作、自傳文章、報刊投稿等創作。全書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紀實作品《遭難前后》,真實再現許廣平被日本憲兵逮捕入獄,堅持不吐露抗日知識分子信息的完整經歷,刊載后曾作為單行本出版并多次再版,代表其作品中公共生活的向度,充滿堅韌與脆弱交織的人性力量。第二部分關注個人成長,作品回憶幼年在廣州的生活,講述求學經過,剖析封建禮教對女性的壓迫,反思女性處境,展現其作為現代婦女運動先驅的個人生命史,以及對民國時期女性生活的深刻思辨。第三部分聚焦于家庭生活,收錄許廣平回憶魯迅的核心文獻《最后的一天》《魯迅先生與海嬰》等,既是重要的文史資料,又有強烈的情感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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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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