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黑人選區危機：60年法律被廢，休厄爾爭資無效

美國最高法院的一項裁決，可能取消兩個黑人占多數的選區，并進一步鞏固共和黨從國會到縣級教育委員會的控制力。阿拉巴馬州長期被認為是美國投票權運動的發源地。

1965年，一場爭取投票權的和平示威在阿拉巴馬州舉行，州警開槍打死了教會執事吉米·李·杰克遜。隨后，大約600名示威者從塞爾瑪出發，跨過埃德蒙·佩特斯橋，前往州首府蒙哥馬利的州議會大廈，要求獲得投票權。迎接他們的，是騎在馬上的州警、警棍、催淚瓦斯和縣警長組織的武裝隊伍。當天晚上，這一幕通過全國電視播出。

“血腥星期日”的畫面引發了一場道德危機。5個月后，林登·約翰遜總統將這種危機轉化為聯邦法律，也就是《投票權法案》。如今，在一個近30%人口為黑人的州，過去60年來支撐黑人政治代表權的法律框架，可能正被拆解。

上個月，最高法院在“路易斯安那州訴卡萊案”中的裁決削弱了《投票權法案》第2條，使各州得以重新劃分原本保護黑人占多數選區的國會選區。塞爾瑪投票權運動的參與者謝安·韋布－克里斯特堡，在“血腥星期日”發生時只有8歲。她稱，這項裁決是“對民權運動的攻擊”。

幾天之內，阿拉巴馬州共和黨人就投票決定恢復一張舊版選區地圖。這張地圖實際上會在11月中期選舉前抹去一個黑人占多數的選區。周二，一家聯邦法院阻止該州使用這張有利于共和黨的地圖。

阿拉巴馬州共和黨人計劃就這一最新裁決上訴至最高法院。代表該選區的聯邦眾議員肖馬里·菲格斯表示，他仍希望自己的選區不會被取消。菲格斯是該州僅有的兩名黑人國會議員之一。他說：“共和黨人正竭盡所能加快推進，試圖讓人覺得這個案子已經結束了，但事實并非如此。”

該州另一名黑人聯邦眾議員特里·休厄爾的選區也可能受到影響。她所在選區超過一半居民是黑人。如果共和黨人在未來幾年重新劃定該州選區、進一步稀釋黑人選票力量，她的選區也可能被拆散。

對阿拉巴馬州黑人選民而言，“卡萊案”的影響遠不止菲格斯和休厄爾的選區。它還會在長期內波及各級政府——州參議院、縣委員會、教育委員會——以及那些與阿拉巴馬州黑人生活最直接相關的議題，包括基礎設施、供水、醫院關閉和監獄狀況。黑人選民和民選官員都在發出警告：如果失去這種代表權，阿拉巴馬州黑人的生活狀況將進一步惡化。休厄爾說：“我非常害怕。我們這一代人共同見證的，不是前進，而是在倒退。我會盡我所能去抗爭。”

塞爾瑪的示威者讓美國更接近多種族民主的理想。此后60年里，阿拉巴馬州以及更廣泛的美國南方，黑人政治代表權經歷了一段緩慢、充滿爭議、并依靠法律強制推進的擴張過程。

到1980年，也就是《投票權法案》通過15年后，美國黑人民選官員的人數已從大約72人增長到1500多人。1985年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迪拉德訴格林斯伯勒市案”裁定，阿拉巴馬州各縣必須用單一成員選區取代全縣普選制。所謂全縣普選制，是指選民對所有空缺席位都在整個選區范圍內投票；單一成員選區則意味著，居民只為自己所在社區的代表投票。

阿拉巴馬州參議員鮑比·辛格爾頓說：“那起案件讓我們在裁決后的幾年里，有機會在整個南方270多個城市和67個縣選出官員。”辛格爾頓曾三次以原告或訴訟參與方身份卷入提交至最高法院的重劃選區案件，自2012年以來一直擔任阿拉巴馬州參議院少數黨領袖。

休厄爾所代表的第7選區，就是在那一輪投票權擴張時期形成的。它在20世紀90年代設立，是阿拉巴馬州第一個依據《投票權法案》設立的機會選區，目的是讓“黑帶地區”選民在國會擁有真正的發聲渠道。這里的居民是美國最貧困的人群之一，其中不少是被奴役者的后代，他們曾被迫在這片黑色肥沃的土地上勞作，這片地區也因此得名。

在塞爾瑪長大的休厄爾于2010年贏得該席位，并自2011年宣誓就職以來一直擔任這一職務。

選民表示，過去16年里，休厄爾的工作改善了教育、醫療、貧困等多個領域的狀況。她為阿拉巴馬州的歷史性黑人學院和大學爭取到超過3.34億美元資金；她還通過擴大兒童稅收抵免，一度將該州兒童貧困率減半，直到國會共和黨人在2024年阻止這一政策續期。

她也是阿拉巴馬州國會代表團中唯一投票支持一項法律的人。這項法律為該州帶來了超過60億美元資金，用于重建道路和橋梁、修復破損的污水處理系統、擴大寬帶覆蓋并升級公共交通。

休厄爾的影響力也延伸到了州內其他地區。多森農村地區的長期社區組織者萊蒂希婭·杰克遜說：“如果我想獲得聯邦政府方面的幫助或信息，我只能去找特里·休厄爾，因為我根本沒有代表。”

杰克遜最近擊敗了一名擔任20年的現任者，贏得休斯敦縣委員會委員民主黨初選。她說：“我的代表根本不和我們接觸，不見我們，不跟我們說話，也從來沒來過我們的社區。杰克遜還說：“在菲格斯出現之前，休厄爾幾乎代表了阿拉巴馬州所有黑人，因為我們基本上沒有代表。”

菲格斯在2024年贏得席位，直接得益于一年前最高法院在“艾倫訴米利根案”中的裁決。該裁決要求阿拉巴馬州劃出第二個黑人占多數的選區。這也是自重建時期以來，阿拉巴馬州首次同時向國會派出兩名黑人議員。

在第一個任期內，菲格斯爭取到近1900萬美元社區項目資金，其中大部分流向了此前從未直接獲得聯邦撥款的農村縣份。他還把外界的注意力引向該選區可能淪為“醫療荒漠”的危機：26家農村醫院中有22家被評為面臨立即關閉風險；一些縣的居民等待救護車的時間超過45分鐘；13個縣中，只有2個縣能接生嬰兒。

菲格斯說，他才剛剛開始讓外界關注阿拉巴馬州南部農村地區那一長串亟待解決的問題。他說：“我們必須給選民一個去投票、并相信我們會照顧他們社區和需求的理由。這不只是說我們會給他們帶來醫療服務。當你連醫院都沒有時，‘醫療’這個說法本身就完全不一樣了。”

在休厄爾的選區，曾任州眾議員、如今正競選副州長的菲利普·恩斯勒提到，當地存在一場最基本的衛生危機，而聯邦投資才剛剛開始介入。恩斯勒說，該選區有數千名居民沒有接入正規的污水處理系統。恩斯勒說：“他們家后面真的就是一根直排管，污水和廢水直接排到后院。接著會發生什么？有時它會倒灌，那些臟水又會從廚房水槽里冒出來。”

國會席位只是問題的一部分。在阿拉巴馬州共和黨人投票取消菲格斯選區的同一次特別會議上，他們還推動把州參議院選區圖恢復為舊版配置，這將威脅蒙哥馬利兩個少數族裔占多數的選區。

辛格爾頓說，如果黑人議員團失去在談判桌上的席位，很多來之不易的成果都會喪失：“我們已經看到一些法案，比如多元、公平與包容、批判性種族理論。我們也看到有人試圖把圖書館里的書清掉，把檔案館里的歷史抹掉。到目前為止，正因為我們還在桌邊，我們才能擋下一些這樣的法案。”

在縣和地方層面，“卡萊案”的后果最終可能更為深遠。在阿拉巴馬州，縣委員會委員和教育委員會成員都按黨派參選，并在劃定的選區內競爭。恩斯勒說，黑人官員之所以能贏得這些席位，部分原因就在于《投票權法案》要求選區劃分必須給黑人選民一個選出自己屬意候選人的機會。

布倫南司法中心在一份法庭之友意見書中指出，自1982年以來，幾乎一半針對全縣普選制、依據《投票權法案》第2條提起的案件，最終都促使數以百計的地方政府機構——包括教育委員會——采用了更公平的選舉制度，并對代表性產生了可衡量的積極影響。如今，這一切都處于危險之中。

塞爾瑪市長約翰尼·“斯基普”·莫斯三世說：“所有政治都始于地方。”他曾在該市教育委員會任職9年。塞爾瑪是一座黑人占多數的城市，卻位于一個深紅州，它的發展結果與其國會代表質量直接相關。正如莫斯所說，這意味著要“有人替我們發聲，確保我們得到所需資源”。他提到，最近幾場地方選舉的勝負差距只有3票和11票。莫斯說：“如果這件事不重要，就不會有人想方設法去改法律。”

“在剩下的時間里，盡可能榨出每一點成果”“卡萊案”裁決作出幾周后，數千名示威者聚集在阿拉巴馬州議會大廈前。他們來自另外十多個州，抗議共和黨重劃選區，并要求保護黑人選票力量。

當天的活動從一場無聲游行開始，參與者跨過塞爾瑪的埃德蒙·佩特斯橋，以呼應1965年那場具有歷史意義的民權游行。在蒙哥馬利的集會上，多位政治和民權領袖——包括聯邦參議員科里·布克、拉斐爾·沃諾克，以及聯邦眾議員亞歷山德里婭·奧卡西奧－科爾特斯——點燃了現場氣氛，也有人提醒參與者，不要忘記爭取投票權的艱難歷程。

“黑人選民很重要”聯合創始人拉托莎·布朗參與組織了蒙哥馬利集會。她說：“這些年來，我們在這個州做了大量工作，就是為了確保有一個充滿活力的選民群體。由于我們爭取到了代表權，我們也取得了一些進展。最高法院正在削弱那些在投票權運動中奮斗、甚至獻出生命的人所留下的一切。”

杰克遜說，在“卡萊案”裁決之后，基層組織者正回到最初的行動方式：挨家挨戶組織、選民登記，以及在那些全國性競選活動通常忽視的地方持續開展社區動員。

休厄爾說，集會上“情緒高漲”的人群給了她鼓舞：“人們沒有沉浸在對這項裁決的哀嘆中，反而被激發起來了。我預計會有更多人去投票，11月會有更高的投票率，民主黨也會取得更大的勝利。”菲格斯和休厄爾都表示，不會輕易放棄。菲格斯說：“我們還有一個任期要履行。我們會繼續工作，繼續盡我們所能，在剩下的時間里榨出每一點善意、每一點進步。”

1965年“血腥星期日”當天曾在埃德蒙·佩特斯橋上遭毆打、如今仍住在塞爾瑪的本尼·塔克牧師，給出了他60年來始終如一的忠告。他說：“繼續前進。我們的聲音一定會被聽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