肄業博士連續打假5位名校教授，新華社下場“力挺”，背后信號不一般

一位退學博士，扒掉了學術圈作假人的底褲。

朋友們好，我是凱叔。昨天，朋友圈被一個叫“耿同學”的肄業博士刷屏了，我寫了一篇隨筆，發現不夠好，因此刪了今天重寫。

他憑一己之力，實名舉報了同濟大學、南開大學、中山大學、上海大學等多所名校的教授，指控他們在國際頂刊《自然》及其子刊上發表的論文涉嫌數據造假。被舉報者中，不乏院長、國家杰出青年科學基金獲得者等學術“頂流”。

一個自媒體博主，為何能連續撼動多位頂尖學者？他手里的證據從何而來？而最核心的叩問是：本該由嚴密的學術共同體內部糾錯機制發現的問題，為何最終由一個“局外人”公之于眾？

“耿同學”何許人也？他本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生物醫學工程專業的博士生，讀書期間就開始做自媒體，網名從“耿同學想當老師”一路變到“耿同學想退學”，最后定格為“耿同學講故事”。2025年，在博士生涯的第五年，他選擇了退學，全職運營起自己的科普賬號，專注生物醫學領域，積累了三百多萬粉絲。

2026年4月，科普博主“耿同學”在一個名為“畢業論文打卡”的微信群里，看到有人轉發對同濟大學生命科學與技術學院院長王平團隊一篇《自然》論文的質疑。他仔細一看，發現了令人啼笑皆非的“痕跡”：論文補充材料的數據表中，兩列數據的差值精確地全是“0.3”，而另一列數據的末位數字，驚人地清一色是“5”。

2026年4月9日，耿同學指出同濟大學生命科學與技術學院院長王平發表的一篇論文存在數據造假，開啟了一場學術界打假風暴。（圖源：@耿同學講故事 視頻截圖）

這種違背基本統計學規律的“完美數據”，在實驗科學中幾乎不可能出現。 耿同學順藤摸瓜，下載了論文的全部原始數據文件，發現了更多疑點。

4月9日，他將分析制成視頻公開舉報。出乎很多人意料，同濟大學的反應異常迅速。2026年5月6日，校方發布通報，認定涉事論文存在學術不端， 對通訊作者王平作出免去院長職務、崗位等級下調兩級等嚴厲處罰，第一作者金佳麗則被解除聘用關系。

這場由民間發起的“學術打假”，就此拉開序幕。隨后，耿同學又將矛頭指向了南開大學生命科學學院院長陳佺、中山大學生命科學學院副院長鄺棟明、中山大學腫瘤防治中心康鐵邦、上海大學轉化醫學研究院院長蘇佳燦等四位教授，質疑他們發表在《自然》子刊上的論文同樣存在數據問題。涉事高校均迅速回應“已成立調查組”，但截至當時報道，調查結論尚未公布。

5月17日，耿同學在后續視頻中直言，手中還有涉及其他高校和“杰青”的素材，并喊話“給杰青們一個自查機會”。這場風波迅速溢出學術圈，引發全社會關注。新華社隨后發表評論，連發兩問：這種公開打假會否帶來實質改變？科研誠信的底線又是如何失守的？ 官媒的定調，將討論引向了更深層的反思。

2026年5月4日，耿同學舉報中山大學腫瘤防治中心實驗研究部副主任康鐵邦發表在《Nature》子刊上的論文存在數據和圖像造假的嫌疑。（圖源：@耿同學講故事視頻截圖）

耿同學的“打假”之所以能引發如此大的震動，恰恰因為它擊中了幾個要害。首先，被質疑的論文均發表在全球最頂尖的學術期刊上，這動搖了公眾對學術金字塔尖“金標準”的信任。其次，舉報指向的造假手段被指“過于粗糙”，例如規律性的數字差異，這讓外界質疑：如此明顯的漏洞，為何能通過作者自查、同行評議、期刊編輯等多重關卡？最后，舉報者并非匿名攻擊，而是提供了可公開查驗的原始數據線索，增加了指控的可信度。

更令人深思的，是耿同學披露的一個細節：他曾匿名向某校學術委員會電話反映問題，但在公開舉報視頻發布前，就有人聯系他希望不要曝光。這一插曲引發了關于舉報人保護機制和學術調查獨立性的擔憂。

壓力，常被指為學術不端的誘因之一。在當前的科研評價體系中，論文發表數量、期刊等級與項目申請、職稱晉升、人才“帽子”緊密綁定。有學者指出，這種“唯論文”的導向，加上科研本身的高失敗率和長周期特性，可能催生急功近利的心態。而作為課題最終負責人的“PI”（首席研究員），在龐大的團隊和繁重的管理壓力下，有時也難以對海量原始數據進行逐一核查，監管存在盲區。

放眼國際，治理學術不端更依賴系統性的監管設計。例如，美國設有直屬聯邦政府的科研誠信辦公室（ORI），專門調查處理受政府資助項目中的不端行為。德國則將嚴重的學術欺詐視為可能觸犯刑法的行為。這些體系的核心在于調查的獨立性、過程的透明性以及懲處的嚴厲性，旨在提高造假成本，形成威懾。

我們當然敬佩“耿同學”作為個體所展現的勇氣與堅持，他的行動如同一面鏡子，照出了系統內生的某些失靈。

然而，健康的學術生態不能長期依賴“俠客”式的偶然揭露。真正的進步，在于構建讓學者能安心坐“冷板凳”的評價環境，在于完善讓造假者望而卻步的監督懲戒機制，更在于重塑一種對真理本身而非僅僅對“成果”保持敬畏的文化。

當維護誠信需要依靠個人冒著風險“吹哨”，當神圣的學術殿堂需要外人來指出梁柱上的蛀痕，這本身值得整個共同體深省。

這場風波的意義，或許不在于扳倒了幾個“明星”學者，而在于它迫使所有人正視一個根本問題：

我們究竟需要如何才能守護科學最寶貴的品質——真實？

陽光是最好的防腐劑，

而透明的規則與獨立的監督，才是讓陽光持續照進象牙塔的保障。

我們期待的未來，

不是一個需要更多悲壯“吹哨人”的江湖，

而是一個讓求真務實者得到最大尊重，讓弄虛作假者寸步難行的學術凈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