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心畬曾親自畫扇相贈，愛爾蘭古堡家族四代人跨越百年的中國情緣

我們是在中國的社交網站上關注到帕特里克·帕森斯（Patrick Parsons）的，在視頻里，這名來自已有千年歷史的愛爾蘭古堡比爾城堡（Birr Castle）的第八代爵士、繼承人向中國觀眾展示了自己的一件夾克。這件夾克是他20年前在香港的“上海灘”定制的，普通人也許都不會保留這么久的衣服，他卻還珍惜如初。

我們決定和帕特里克聊聊，關于貴族長久以來留給世人的那些刻板印象，也關于面對古堡高昂的維修費用時何以為繼。他說，比爾城堡是愛爾蘭為數不多仍舊有家族運營的城堡，絕大部分已經被賣給了國家和財團，作酒店等用途。

在新時代，舊貴族們必須積極拓展思路，和家族流傳下來的古堡一同與時俱進。帕特里克靈感閃現，開通了中國的社交網站賬號，希望讓更多中國人知道比爾城堡，也希望他們將其作為歐洲游途中的一站。

隨著話題的展開，讓我們驚訝的是，這個家族從他往上數三代人都曾和中國結下過不解之緣。

曾祖父持續引種中國植物

珍稀山羊角樹80年后首度開花

比爾城堡面積最廣闊時，曾占地約1萬公頃。現在雖然只剩下1000公頃（約10平方公里），但也已經是超越普通人想象的面積，相當于一個外高橋保稅區的大小。

城堡的園林長期以來都被視為歐洲頂級園林之一，也是愛爾蘭境內唯一躋身歐洲三十大園林的名園。但園林中有大量植物出自中國，這一事實卻鮮為人知。據統計，產自中國的物種數量遠超其他任何國家，占比超過40%。

如果翻閱比爾城堡的檔案與植物典籍便能發現，園內絕大多數中國植物都源自同一區域：中國中西部，尤以四川、云南兩省為核心。有專家分析，城堡所處地區氣候與云南季風邊緣山谷地帶高度相近，這也是來自中國西南的植物能在此完美適應生長的關鍵。盡管比爾城堡的土壤酸性弱于云南，但木蘭、杜鵑等喜酸性植物依舊在此長勢喜人。

帕特里克祖父邁克爾·帕森斯，該照片攝于1927年

帕特里克聽自己的父親布蘭登·帕森斯（Brendan Parsons）說過，愛爾蘭與中國植物最初的淵源，可以追溯到一百多年前一個叫奧古斯丁·亨利的人。亨利大學專攻醫學，當他畢業時，擁有醫學資質正是晚清中國海關招募外籍人員的標準，亨利隨即被錄用。他于1881年遠赴中國，沿長江上游航行千里抵達湖北宜昌，并在此定居十多年，認真勘探周邊植物。

自1885年起，亨利便將其采集的植物標本與種子送往英國邱園進行鑒定，由他發現并命名的中國珍稀植物多達數百種，其中最負盛名的是珙桐、深山含笑、冬青葉鼠刺、金縷梅、杜仲、青藤等。這些珍稀花木如今都在比爾城堡園林綻放生機。

如今，城堡園林內眾多以亨利命名的珍稀植物，都出自他在宜昌一帶的勘探發現，比如香果樹、滇含笑、椴樹等。中國科學院出版的《中國植物圖譜》第二卷中，專門將此書題獻給奧古斯丁?亨利，上面寫道：“謹以此書致敬奧古斯丁?亨利，他在中國中部和西南部的不懈勘探極大拓展了世人對中國植物的認知。”

1908年，帕特里克的曾祖父繼承城堡后，便與亨利保持長期通信，持續引進并種植在中國新發現的植物。此外，曾祖父還直接從英、法植物供應商處采購珍稀樹種。

一戰前夕，他以13法郎和6先令的價格分別購入兩株名木：一是城堡護城河旁的山玉蘭，二是山羊角樹。其中，山羊角樹在城堡生長80年后首度開花，是園內最負盛名的中國珍稀樹種之一。

“我唯一的歐洲朋友”和

愛爾蘭最早出現的水杉

在植物以外，這個家族數代人還與中國建立了深層的人文聯結。帕特里克祖父的弟弟德斯蒙德?帕森斯（Desmond Parsons）因為厭惡英國與愛爾蘭的刻板生活，在常年游歷歐洲后決定遠赴中國北京生活。

抵達北京后，他便潛心鉆研中文，后在一所高校任教，教授語言。他定居北京一條胡同里的8號，居所完全依照中國傳統風格布置。他一生癡迷中國文化，收藏了大量中國瓷器、折扇、屏風與書畫卷軸，這些藏品至今仍完好地保存在比爾城堡內。正是在這里，他翻譯了自己的第一本書——內容關于中國民間神話故事。而在他的居所里，他先后招待了京城內眾多知名的文人雅士，包括英國漢學家哈羅德·艾克敦（Harold Acton）。

按順時針順序分別為：1、比爾城堡；2、德斯蒙德；3、帕特里克祖母安妮；4、德斯蒙德、羅伯特·拜倫和邁克爾

帕特里克的祖父邁克爾·帕森斯（Michael Parsons）曾兩度來中國，一次是和英國旅游作家羅伯特·拜倫游歷了西藏，騎著牦牛，喝當地的茶。第二次，是和新婚妻子去北京度蜜月。1935年，他們抵達北京后借住德斯蒙德的宅邸，由此結識了很多中外友人。

其中的一個，便是末代皇帝溥儀的堂兄溥儒，他更有名的身份是作為畫家的溥心畬。他贈予帕特里克祖母一柄手繪折扇，此后自然成為了家族代代流傳下去的瑰寶。

溥儒和妻子，照片攝于1935年

他的祖父母當時還結識了北京植物研究所的主管胡教授（H.H. Hu），在其協助下，祖父得以于1937至1939年間組織了三次中國植物科考遠征活動。正是在這些活動中，他們為比爾城堡引進了包括毛糯米椴在內的珍稀名木。從至今保存在城堡內的書信中可以看到，在當年兩人的通信中，胡教授將帕特里克祖父稱作“我唯一的歐洲朋友”。

1948年1月，胡教授將珍貴的水杉種子寄到了比爾城堡，遺憾的是首批種子未能發芽。同年，第二批種子又落地愛爾蘭，并終于于1951年成功栽種，成為愛爾蘭最早出現的水杉樹。

家族第八代爵士娶了中國妻子

在京舉辦中式婚禮讓路人駐足

遺憾的是，德斯蒙德當年居住的胡同如今已在城市的更新中消失。這個愛爾蘭人畢生的心愿就是前往甘肅敦煌莫高窟，用相機記錄下那些神奇的壁畫的影像——這是他最喜歡的工具。

大半個世紀后，莫高窟已經是聯合國公布的世界物質遺產，帕特里克的父親就曾坐著舒適的大巴沿著古老的絲綢之路參觀過這里。但在當時，這無疑是一次危險遍布的旅程，他最終抵達了莫高窟，在一名當地警員的協助下完成了全部影像的拍攝，他拍攝的這批資料現存于倫敦大學亞非學院。

然而在返程途中，德斯蒙德不幸被警方逮捕，并被投入了牢房。在英國方面的施壓下，他終于獲釋，但回到北京的時候，幾乎只剩了一口氣。醫生診斷出他身染兩種不治之癥，他在1936年初經西伯利亞鐵路返回歐洲，1937年在瑞士療養院離世。

帕特里克的父親布蘭登曾經在聯合國工作，1993年到訪過云南，當時的帕特里克已經結束在香港的求學，進入了北京語言大學，系統學習中文。布蘭登回憶，帕特里克很快意識到自己在香港無法體驗真正的中國，因此他寫了一封簡短的家書回愛爾蘭，差不多就一行字，問父母能否在經濟上支持自己去北京讀書。

他們照做了，而讓家人沒想到的是，僅僅第一年年底，他已經可以通過在多部國內影視劇里扮演“洋鬼子”而獨立養活自己。

畢業后，帕特里克深耕中國房地產行業。同時，這名家族的第八代爵士還創立了愛爾蘭投資咨詢公司，擔任戰略合伙人與董事。2008年北京奧運會期間，帕特里克出任了愛爾蘭奧運事務專員。

22年前，他迎娶了天津姑娘Anna，兩人在北京舉辦的中式婚禮讓路人駐足。此后，他們又回到城堡，舉辦了一場西式婚禮。

帕特里克的弟弟邁克爾也同樣深深被中國文化吸引。他同樣在北京讀了大學，并先后在西單小學和百年職校教授英語。這所職業學校專門為北京外來務工人員子女提供免費教育與技能培訓，作為一所新創辦、辦學領域尚屬新興且經費不足的學校，教學物資非常緊缺。

為解學校燃眉之急，邁克爾發動親友，策劃了一場陸路進藏的公益籌款之旅，最終籌得2.4 萬元人民幣善款。這筆經費不僅配齊了教學物資，還足以維持學校下一年度的英語教學運轉。

他在中國度過了自己的青年時代后，回到了愛爾蘭。

城堡運營一年花銷100萬英鎊

“希望更多中國人來體驗”

早在上世紀80年代初，比爾城堡就接待過中國奧運射箭代表隊。近20年來，城堡和中國之間的雙向交流愈加密切。家族與中國跨越數代的聯結，也讓比爾古堡成為愛爾蘭境內與中國淵源最深的地方。赴城堡參觀的中國旅游團數量成倍增長，涵蓋上海重點學校研學團，文旅與教育的合作持續深化。古堡也已乘勢推出中文導覽資料，旨在吸引更多中國游客。

中國第一任駐愛爾蘭大使龔普生在城堡園林中

帕特里克告訴我們，放眼整個愛爾蘭，像他們一樣由原家族繼續運營城堡日常的情況已經極為少見了。因為，城堡的運營費用高得實在令人難以想象。以比爾城堡為例，城堡內共有100個房間，其中28間為臥室，每個臥室層高4米，整棟建筑幾乎全部由石頭砌成，墻體厚度為1米多。愛爾蘭全年氣溫偏低，墻體厚度又具有很好的隔熱性，使得夏天的溫度和冬天很接近，所以一年四季都需要供暖。

他介紹，一年到頭最大的一筆花銷就是在城堡的供暖上，而且沒有辦法切斷供暖。“因為如果室內太冷，可能導致壁紙裂開。”而且城堡內藏著不少名畫，過低的溫度和較大的濕度都會影響這些畫的保存。

帕特里克的太太Lady Anna在自己的社交平臺賬號上介紹，由于現在能源價格上漲，每年的暖氣費用大概要30萬英鎊，換算成人民幣接近300萬。

此外，她還詳細介紹了其他各項支出：

員工和管家團隊工資為20萬英鎊；

花園與森林維護費用為10萬英鎊；

古董窗戶和屋頂修繕費用為15萬英鎊；

古建筑保護與日常維修費用為10萬英鎊；

土地稅和房產稅為5萬英鎊；

城堡保險費用為5萬英鎊；

活動運營、晚宴、音樂會等支出為10萬英鎊。

全部加起來，一年維持整個城堡正常運轉，大概要100萬英鎊左右，相當于約1000萬元人民幣。

為了貼補一部分開銷，他們先開放了自己的園林，并收取門票費用。然后是對外敞開城堡大門，推出威士忌品鑒會，下午茶體驗活動等項目。“我希望通過中國的社交網站，可以讓更多中國人知道我們的城堡。然后，也可以到愛爾蘭體驗我們的城堡和文化。”

城堡常年向公眾開放

帕特里克說，保護好家族的城堡，就是責任感的體現，也是身為一名貴族應有的擔當。“什么是貴族？”他說，

“不是奢華的生活，而是對社會和家國的責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