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知府，正四品大員，清朝中期統共一共185個知府，相當于現在的地級市一把手，今天我們就來聊一聊，知府能調動多少兵馬。
知府能動的人馬叫衙役
清朝的知府管著整個府的事務，如果一旦出事，他手底下能用的人卻很少，按照規定，一個府最多能配一百個衙役，但常常只給五十來個，這些人就是三班衙役，就是皂班、壯班和快班，其實干的都是體力活，皂班主要在大堂喊威武，再就是拿木杖打人，用鐵鏈鎖犯人，壯班負責看守倉庫，押送囚犯，在街上巡邏，算有點行動力，但沒受過訓練，純靠力氣，快班最接近警察的活兒，抓小偷，傳話，追逃犯，可他們的武器只有一把刀和幾條鎖鏈。
現實里人數可能還要多一些，因為有“白役”的存在，也就是沒有正式編制的臨時工，一個府衙正式編制只有幾十人，白役人數卻能到三四百，他們全靠收取各種規費維持生活，比如抓人多要錢，查案時敲詐勒索，他們沒有固定工資，沒受過培訓，也沒有晉升途徑，干得好不能升官，干壞事沒人追究，這不是真正的執法隊伍，只是依附在衙門里混飯吃的寄生蟲，更慘的是，衙役身份被歸為“賤籍”，子孫三代都不能參加科舉考試，等于整個家族都被永遠釘在社會底層。
這些人遇到小毛賊還能勉強應付，一旦碰上超過百人的民變，基本上只有跑的份，嘉慶年間白蓮教鬧事的時候，許多府的衙役直接逃跑，知府只能等著省城的綠營兵來救援。
府里的綠營士兵他動不了
知府的轄區內，都駐扎著綠營兵。普遍規模在三五百至上千人，這支部隊有制式兵器、有操練，妥妥的正規軍。但偏偏知府不能指揮他們。
在清代地方上，文官和武官各自有獨立的體系，知府屬于正四品，都司也是正四品，參將的級別更高，是正三品，但他們之間沒有互相管轄的權力，綠營兵由提督和總兵管理，知府連調動一小隊士兵的資格都沒有，如果需要請求兵力支援，必須使用“移咨”或“照會”這類文書，語氣客氣，相當于請對方幫忙處理。
遇到緊急情況時更麻煩，知府發現敵人來了，不能直接下令，必須上報巡撫，再報總督，最后等皇帝批準，中間層層轉遞，快則三四天，慢則十幾天，鴉片戰爭期間好幾座城就是這樣丟的，不是守將不盡力，而是等批文等到城門被炸開。
更諷刺的是事后的追責，朝廷講究同城共責，1841年寧波城被英軍攻破后，指揮作戰的都司和參將被判斬監候，而負責民政的知府雖無軍事指揮權，卻挨了一百杖，還被發配到新疆，
這一切都是朝廷的統治心機
1673年吳三桂起兵造反，一路從云南打到湖南，這場仗打了整整八年，清廷這邊被嚇得不輕，八旗兵力只有二十萬，卻要管著六十多萬綠營兵，而這些綠營兵全是漢人，朝廷擔心地方上的文官和武官聯手起來，就定下死規矩——知府只能管錢糧戶口和案子，一個兵也不能調動，總兵雖然帶兵，但沒權力收稅調糧，得等布政使批條子才行，綠營兵還被拆成幾百個小哨卡，最小的點只有三四個人，連集合操練都很難做到。朝廷害怕再出現一個像吳三桂似的，掌握軍政大權的地方勢力。
1840年鴉片戰爭一起，綠營的弱點就暴露出來，問題不在士兵身上，而是制度把他們困住了，士兵分散在各個地方，軍令傳不到位，糧草供應跟不上，想集結起來打仗都很困難，清朝政府這才意識到，當初為防范吳三桂設計的制度，現在反而把自己給限制住了。
1851年太平天國起義爆發后，八旗和綠營的軍隊完全失去作用，朝廷沒有辦法，只能讓曾國藩自己去招集士兵、籌備糧餉、任命將領，這樣一來，湘軍和淮軍就逐漸建立起來，地方督撫一下子掌握了全部權力，中央反而難以插手，過去一直防備漢人掌握兵權，如今卻不得不依靠他們來挽救危局，這種轉變確實顯得有點諷刺。
有人提出疑問，說這么明顯的制度漏洞為什么沒人早些修改，其實不是沒有人看出來問題所在，而是八旗高層根本不信任漢人官僚，他們寧可讓制度僵化停滯，也不愿意承擔任何風險，再加上當時沒有電報和鐵路這類通訊工具，消息傳遞慢得如同蝸牛爬行，朝廷中樞聽到的匯報全是八旗系統呈報上來的“一切安好”，結果是制度越是防范嚴密，就越運轉不靈，越害怕出現混亂，反而導致更大的亂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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