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本不用催！中國最愿意生孩子的省，無需催生，連續八年全國第一

當許多地方還在絞盡腦汁試圖用發紅包、延產假等手段強行提高生育率時，南方的這片經濟熱土已經用實打實的數據戳破了陳舊的刻板印象。

截至2026年披露的最新數據，廣東2025年出生人口超過100萬，不僅連續六年突破百萬大關，更是連續八年穩坐全國生育率的頭把交椅。在這里，繁衍后代從未被視作需要動員的任務。

每年數十萬年輕新鮮血液涌入深圳、東莞和廣州，他們在寫字樓與流水線上揮灑汗水，也在普惠托育體系和真金白銀的支撐下，安心地在此安家落戶。

這種強烈的對比，直指當前人口困局的核心。

我們把時間線拉長來看，人口更迭規律的背后隱藏著極長的反饋周期。人口問題、人口政策，本質上是在聊未來三十年的事。

現在出臺的人口政策，得等三十年，到下一代長大，效果才能顯現出來。所以討論人口問題、人口政策，本質上是要對三十年以后的情況做預測，難度非常大。

人口變量和其他社會變量的相關性本身就非常復雜。一個社會經濟結果的出現，既可以說是人口的原因，很多時候也能歸因到其他因素。

就是因為變化周期太長，中間發生的事件太多，所以任何關于人口的理論，都特別難做實驗、特別難證偽。咋做實驗呢？

搞控制變量，選兩個地方執行不同的人口政策，然后等三十年？問題是人口能控制變量，其他變量根本控制不住，很難做嚴格的社會實驗。

這類問題只能基于歷史經驗去討論。這也是為什么聊人口問題的時候，任何觀點都不敢說百分百正確——因為所有觀點都沒法做嚴格的控制變量實驗。

歷史就是社會科學的實驗室，只能基于已經發生的事給出大概的論證。其實這幾年，關于各地催生效果的爭論一直沒斷過，之前網上就有一個核心觀點，認為高昂的生活壓力徹底鎖死了中國最愿意生孩子的省之外地區的生育動力。

像這種反饋鏈路長、難以證偽的問題，往往很容易成為帶有意識形態性質的政治議題，而不是單純的經濟、管理、技術議題。一個事情適不適合成為政治議題，主要看兩個因素：第一就是是否難以證偽，比如轉基因問題、氣候問題，都屬于非常難證偽的類型。

第二就是這個議題是否能引起人們當下的情緒共鳴。轉基因問題關注度這么高，很多人提到就義憤填膺，真的是把它當成科學問題在討論嗎？

其實不是，更多是關聯到了普遍關心的食品安全問題，而食品安全本來就是現在社會普遍頭疼的痛點。還有氣候問題，真的都是基于科學研究去討論的嗎？

也不是，更多是因為工業化過程中看到了太多污染，給生活帶來了切實的痛苦，基于這種情緒產生了共鳴。所以滿足“難以證偽+能引發當下情緒共鳴”這兩個特點的議題，很容易變成帶有意識形態屬性的政治議題。

政治還有個特點：天然傾向于把當下的痛苦和困難處境，歸因于目前正在執行的政策，或者目前正在執政的團體。這是一種心理傾向，甚至可以說是生物本能——如果現在過得很痛苦，就會下意識覺得是現在執政的團體出了錯。

當時一些專家信誓旦旦地認為中國人口萎縮已成定局，但現實卻狠狠打了他們的臉，目前的真實情況是，在那個連續八年創下生育奇跡的地方，人們更看重產業虹吸帶來的實際底氣。現在中國的人口問題，最容易引發情緒共鳴的點是什么？

就是高房價、生活成本高、生活壓力大。總在說低生育率，很多人痛恨低生育率，本質上是痛恨現在生活太累、壓力太大，大到根本負擔不起養孩子的成本，這種心態是整個社會的情緒共鳴點。

想把人口問題當成科學性議題去討論，首先要擺脫它的政治屬性思維，盡量避免陷入意識形態的預設里。最核心的就是不要有前置認知：不要先入為主覺得人口一定是多好，或者一定是少好。

國家的人口政策本身就出現過巨大的轉折和變動。最開始鼓勵多生，后來馬寅初提出鼓勵少生，被當成右派批判。

等到改革開放的時候，馬寅初少生的思想又占據了主流，將近三十年的時間，都是社會意識形態的主流。八零后、九零后從小到大被灌輸的人口觀點，基本都是少生好，都是“中國人太多、資源不夠用”的說法，馬寅初甚至被塑造成堅持真理的英雄知識分子形象。

但是到了最近幾年，哪怕是八零后九零后這代從小接受“人少好”灌輸的人，也幾乎齊刷刷轉變了觀念，進入了新的意識形態：覺得生育率太低了，要多生。

這么多年的意識形態塑造，短短幾年就變成了共識性的“多生好”，這種轉變，真的是每個人都研究了人口理論、人口經濟學之后得出來的結論嗎？肯定不是，本質上還是來源于當下的情緒共鳴，就是對當下生活不滿意的情緒共鳴。

回看這起事件，與其沉溺于對生活壓力的抱怨，不如像廣東那樣用真金白銀的補貼和六十萬個托育崗位來滿足現代家庭的剛需，做到無需催生。

完成基本工業化之后，整個社會的產能供應全民基本生活已經完全沒問題，新增人口的邊際成本非常小。

現在生孩子，根本不會擔心養不活、餓死人，擔心的是能不能考上好大學，能不能贏在起跑線，要投多少教育資源，能不能有個成功的人生。本質上擔心的是孩子未來的就業問題，而不是生存問題。

這說明現代社會缺的早就不是基本生存的物質資源，而是成就資源、意義資源，需求才是當下最稀缺的資源。

另一方面，進入高收入社會之后，生育率會規律性下降，甚至低于世代更替水平，自然會擔心人口越來越少、老齡化越來越嚴重，哪怕不主張多生很多，也會覺得生育率不能太低。這種社會狀態下，生育觀念基本都會轉向應該適當多生。

生育觀念、生育相關的意識形態，本質都是當下社會經濟狀況的反映。對人口政策的判斷，其實特別像炒股，容易根據當下的狀況做決策，也就是所謂的邊際思維。

但人口政策要解決的是至少三十年以后的問題，要看的是未來的變化，要是完全照著當下的狀態定政策，特別容易踩大坑。這種未能預見如今穩居全國第一的省份如何用新經濟破局的短視思維，源自人類在漫長歲月中對技術和資源增長的悲觀錯覺。

整個人類歷史的大部分時間，人們都認為技術根本沒辦法進步，或者說技術進步是偶然的、靠運氣的。

就算到了凱恩斯、熊彼得那代人，甚至到二戰前后一九五零年代的哈羅德多瑪模型、早期索羅模型，主流思想都認為經濟技術進步是偶然的，停滯才是正常的，說技術能線性發展都屬于異類觀點。

當時只有前蘇聯經濟學家康德拉季耶夫提出了長波周期理論，也就是炒股常提的康波周期，認為技術有可能持續進步，五十年一個周期，但這個理論在西方主流經濟學界被視為異端。認為技術能夠線性發展進步，是人類社會最近幾十年才有的認知，非常晚近。

比如最重要的經濟學模型之一索羅模型，最早根本沒有技術變量，一九六零年之后才把技術加進去，那個時候還認為技術變化是偶然的。

一直到八十年代后期，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羅默提出內生技術增長模型，才認為技術可以靠人為努力、靠增加研發投入進步，不是靠運氣。等到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技術能靠努力進步”才成為經濟學界的共識，這個時間甚至比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的時間還晚。

站在今天看過去的經濟思想，首先要知道過去大部分時間，人們都認為技術進步不了，不能想當然靠提高技術增加國內生產總值、提高人均收入。這就是極端資源有限論、人口控制論背后的本質：技術不變論。

技術不變的前提下，每畝耕地產出是固定的，總有一天糧食會不夠吃。

不管是自然資源還是生產出來的資本品都是有限的，最終會達到人均收入沒法再提高的上限，達到上限之后如果人口增長率還是正的，總會出現人均資源不夠、人均收入下降的情況，整個社會的經濟福利變差。

當擺脫了對資源枯竭的恐慌后，我們便能明白，為什么這片根本不用催的南方土地如今能夠獨樹一幟，因為歷史上的政策演變同樣受制于當時的經濟發展階段。中國的人口政策演變歷史，完全契合這個規律。

一九五零年代剛建國的時候，仿效蘇聯鼓勵多生，給生得多的女性頒“英雄母親”“光榮母親”的稱號，這也符合戰后“人多力量大”的普遍認知，當時全國人口大概是四億多到五億左右。

一九五三年第一次全國人口普查，發現人口已經突破六億，短短不到五年漲了近一億。看到普查報告后，當時的中央領導都已經同意要控制人口。

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馬寅初提出的控制人口理論被打成資產階級思想，人口政策問題成了靶子。

只有短短幾年里，明確反對過控制人口、反對計劃生育，其他時間都是支持的。

一九六二年，衛生部就設立了計劃生育處，沒有同意或默許，不可能設立專門的政府部門做這件事，說明領導層很快就恢復了要控制人口的思路。

一九六四年還成立了計劃生育委員會，由國務院秘書長兼任主任，規格很高。整個五十、六十年代的主流都是贊成計劃生育的。

當時處在工業化早期，潛在國內生產總值很低、資本很少、失業很多，所有工業化早期的國家，都會有覺得人口太多的壓力，這種現實壓力比政治運動的影響大得多，所以領導層從五十到七十年代，主流思路都是要控制人口。

走出歷史的迷局，如今南粵大地繁盛的生育景象，恰恰是對過去單純依賴教條式干預的最有力反撥。透過這些長周期的歷史迷霧與現實數據，廣東的成功密碼已經清晰可見。

當人們能夠在一個充滿活力的環境中穩健扎根、獲得收益并看見長遠的未來時，繁衍后代就不再是沉重的負擔，而是水到渠成的期盼。

事實證明，順應經濟規律、給足真金白銀的實質性支撐，才是破解人口焦慮的終極解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