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捧鐵飯碗考取愛爾蘭公務員，入職才知外籍身份竟被默認需擔保

根據真實人物故事改編

引子

那天早上我盯著電腦屏幕，手指懸在鼠標上方，整整五秒鐘沒有動。

入職培訓第一周，學習HR系統如何填寫員工信息。導師在前面噼里啪啦地演示，屏幕上彈出一個小窗口，她說這是個人資料頁，所有的選項都是系統預填的，你們核對一下就好。輪到我登錄進去，頁面加載了兩秒，彈出來一欄——“Nationality”——那欄的旁邊，赫然選中了第一個選項。

其實那個選項寫的是什么，我到現在都不愿意回想。左上角的位置，默認勾選，字體加粗。我的手指發了涼，因為培訓教室的暖氣開得很足，而我的后背卻在冒冷汗。

教室里坐了十幾個人，都是同一批入職的新同事。左邊坐著一個胖胖的愛爾蘭女生，右邊坐著一個來自波蘭的男生。他們的屏幕我不知道是什么樣的，但我的屏幕上，國籍那一欄的默認選項后面跟著一串英文短語——意思大概是，持證人需要雇主擔保才能合法工作與居留。

我想用手把它改成正確的。可是光標移過去才發現，下拉菜單里根本沒有“中國”這個選項——或者說，“中國”前面的選框是灰色的，點不進去。我連續試了三次，系統像一種聽不懂指令的生靈，每一次都把那個選項默默彈回原點。不是沒有考慮過你的歸屬。是系統里壓根沒有為你預留那個位置。

我僵在那里，直到同事打完卡過來拍了拍我的肩膀，問了一句“Are you okay？”

我笑著點了點頭，沒有說話。

第一部分：當你能投的崗位都投了一遍

我今年二十七歲，來自河南新鄉。我的人生軌跡，說好聽一點叫骨子里有一股不甘平庸的勁兒，說不好聽一點叫——總是在別人覺得“這樣也挺好的”時候，覺得自己不該停。

高考那年，所有人都勸我留在省內填志愿，說家鄉的學校安穩、離家近、有熟人照應。我把志愿表全填了上海。畢業之后北漂兩年，干了兩年沒啥起色的工作，在國貿的寫字樓里擠早晚高峰，覺得方向不對。于是辭職考研，考到清華。研究生最后一年，跑到日內瓦去實習，那是我第一次長時間離開亞洲。瑞士風景真美，日內瓦湖的水像一整塊藍寶石。但美歸美，找工作的過程像被人按在湖水里溺了三回。

那一年半，我把歐盟境內所有的崗位——能投的、不能投的、語言要求英文的、語言要求法語的——翻來覆去地投了無數遍。LinkedIn每天推送“You might have missed these jobs”，我和“missed”之間就差一層窗戶紙。同批實習的同學陸續回國接手家里的生意或者簽了蘇黎世的科技公司，我的郵箱安安靜靜，除了系統自動回復和偶爾冒出的拒信，平靜得像一潭死水。

后來家屬J老師因為工作調動要到愛爾蘭去，我心一橫說那就跟著去吧。六百萬人口的國家，國土面積跟重慶差不多大，GDP高得嚇人，可工作崗位就那么些。2023年大半年的時間里，我像打井一樣把愛爾蘭境內所有——我說的是所有——我覺得自己夠得著的崗位都投了一遍。公關行業的、非營利組織的、教育機構的，連行政前臺我都認真修改了三次簡歷。結果呢？鎩羽而歸。那一年的求職效率低到了什么程度——LinkedIn給我推送的崗位更新，很多時候還沒開始填網申，職位就已經關閉了。

第二部分：面試官說了句讓我愣住的話

投無所投的時候，我打開了愛爾蘭公務員招聘網站。說實話，我對“愛爾蘭政府工作”這件事幾乎沒有任何概念。在北京和河南長大的人，對“公務員”三個字有一種天然的敬畏心——我家沒有任何人在體制內，但從小耳濡目染，總覺得那個門檻摸不得。

那個時候我還不知道，就在我打開那個網站之前的兩個月——2023年10月23日——愛爾蘭公共支出部長帕斯卡爾·多諾霍剛剛宣布了一項改革措施：從即日起，持有Stamp 4簽證（長期居留許可）的居民將有資格申請愛爾蘭公務員崗位。對我而言這意味著什么，我當時完全沒有意識到。

我申請的崗位是行政部門的一個普通文職。英語筆試、情景判斷測試、幾輪結構化面試。流程走得不算輕松，但跟國內考公比起來，我覺得好像也沒有可怕到哪里去。

終輪面試那天，都柏林下了挺大的雨。我穿了一件深藍色的西裝外套，在面試中心門口抖了抖傘上的水珠才推門進去。

面試官是一男一女，都四十多歲上下。女面試官姓什么我現在還記得，因為她笑起來很有感染力，讓人覺得她不是在考你，而是在跟你聊天。

前面幾個問題都屬于常規操作，問你為什么申請這個職位、你對公共服務的理解是什么。我老老實實地回答——我不是為了什么宏大敘事才來考公務員的。我說我在河南長大、在清華讀研、在日內瓦實習，一路走過來越來越清楚一件事：每個人的命運不是完全靠個人努力就能決定的，社會系統里的那些縫隙和缺口，需要有人去修補。愛爾蘭政府愿意給像我這樣的人一個機會，我想試試看自己能不能在這個系統里做一點事情。

我說這番話的時候，女面試官一直在點頭。

然后她忽然換了個角度，問我身份狀態。我如實說明我持Stamp 1簽證（工作許可類），正在申請轉為Stamp 4。面試結束前，那個男面試官忽然說了一句讓我印象極其深刻的話——現在回想起來，那是我整個公務員面試過程中最魔幻的一幕：

“非歐盟國家的人申請我們部門的崗位，實際上會被優先考慮。因為我們部門長期缺少熟悉移民和多元文化背景的工作人員。”

我當時愣住了。面試官隨即補充了一句，那語氣不像安慰，更像一個客觀陳述：“你不是搶了誰的飯碗來的。我們缺的就是你這種人。你在哪里長大的——你的出生地和成長經歷——對很多人來說是劣勢，對我們這個機構來說不是。我們需要你能用自己的視角，服務社會上那些來自和你類似背景的人。”

我人生中第一次聽到有人說，“你的出生不是劣勢”。

第三部分：最被討厭的部門

你知道為什么愛爾蘭人那么恨我們部門嗎？

我們機構叫Tusla——蓋爾語中“tús”（開始）與“lá”（白天）的結合，意為“新的開始”——全稱是愛爾蘭兒童與家庭福利局，專門負責保障兒童福祉和支持家庭的國家機構。這個部門的性質有點像國內的未成年人保護委員會和民政局的某種結合體。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有人舉報某對父母虐待孩子，我們的人會上門調查；如果家庭有嚴重功能障礙，我們有權力——在司法程序批準之后——把孩子從家庭里暫時帶走。

就因為這最后一條，Tusla在全愛爾蘭所有政府機構的輿情榜單上常年霸榜第一。

剛入職的那個月，我的本職工作是做內外媒體傳播和公眾溝通，還沒有直接處理過一線案件。但我在公眾留言板和社交媒體上鋪天蓋地刷到了人們對這個機構的評價。有人叫我們“拆散家庭的暴徒”，有人說我們存在本身是對家庭主權的挑釁，有人在議會聽證會上對著我們的負責人激烈質詢。最狠的一條推文我截圖存下來了：“Tusla的存在，比任何一個虐待孩子的父母都更可怕。”

每次看到這些，我心里都會閃過一絲說不清的東西。不是因為有人罵我，而是因為我知道——他們罵得不是沒有道理。很多美國人質疑他們那個兒童保護署拆散了千家萬戶，愛爾蘭人也一樣。那些把孩子帶走的決定，每一條都通往一個家庭最深切的創傷。

我入職第二周的時候，部門正在做一份關于家庭出勤率的輿情評估報告。我在內部系統里查找新聞資料，翻了大概四十多個網頁，越翻越覺得不對勁。大量的媒體報道在描述愛爾蘭傳統家庭觀念如何被“外來機構的粗暴干預”所擊碎，措辭激烈得不像新聞標題，更像討伐檄文。在那些報道的評論區，很多人把矛頭直接指向我們機構里“不了解愛爾蘭文化的外來人員”。

那天午休的時候，我端著三明治踱步到茶水間接水。部門的公關經理，一個五十多歲的愛爾蘭婦女，忽然在我背后開口了——語氣半開玩笑半認真：“Junyang，你來這兒工作之前，學過愛爾蘭的家庭法和家庭傳統沒？”

我還沒來得及回話，她笑了一聲：“Welcome to the most hated department in Ireland.”

茶水間的熱水壺咕嘟咕嘟地響，我站在那兒，忽然特別清楚地意識到一件事——我的辦公室里坐著的人，大部分都是在愛爾蘭長大的白人同事。他們天生知道這個國家的家庭觀念是什么樣的，知道愛爾蘭人對孩子意味著什么情感依附，知道一家三代住在一起的社會文化心理。而我呢？一個河南長大的中國人，對那個只存在于地理課本上的翡翠之島，連“家庭日”的常規做法是什么都要靠谷歌搜索去猜測。

但是——想到這里，我又覺得好笑——當年面試官說的，不就是要這個效果嗎？你要真找個愛爾蘭本地人來做我的位子，他能比我更好地服務這個社會嗎？不一定。

有些家庭就是功能性失調的，有些愛爾蘭孩子被帶走的家庭里，父母甚至不是“邪惡”的——他們只是手足無措，且拒絕承認自己需要幫助。正因我從中國來，不在愛爾蘭傳統的家庭結構里長大，我反而能在一樁樁揪心的案件中保持相對冷靜和克制的判斷力。不是沒有同理心，是同理心沒有被當地的那一套人情、鄉情的褶皺給纏住。

當然，我也會有遲疑的時候——有時候我審完一份輿情報告，反復想了一夜，早晨到辦公室還要先泡三杯咖啡才能下筆修改措辭。但后來我想通了：我的“不懂”，或許恰恰是這個國家需要我來的原因。

第四部分：系統里不會出現“中國”

入職第一周的HR系統事件之后，我花了不少時間搞清楚了愛爾蘭的簽證體系是怎么回事。

愛爾蘭的居留許可從Stamp 0到Stamp 6有不同的類別：Stamp 1對應工作許可持有人；Stamp 2是學生；Stamp 3是不允許工作的家屬陪伴；Stamp 4是長期居留許可，持有者不再需要雇主擔保就可以自由工作；Stamp 5是永久居留；Stamp 6是已獲得愛爾蘭公民身份但仍保留外國國籍者的居留許可類別。這套體系像一道數學公式，將一個人的人生狀態精確標注在一個編號后面，精確得像你衣服尺碼的標簽，卻沒有標出你最在意的那部分信息。

在2023年政策改革之前，非歐盟居民幾乎沒有可能進入愛爾蘭公務員系統。有移民政策研究指出，愛爾蘭公共服務部門的工作人員中，絕大多數是白人愛爾蘭裔。當年的招聘條件里，對于要申請公務員崗位的外國人，要么要求是歐盟/歐洲經濟區公民，要么必須持有Stamp 4簽證——而絕大多數剛到愛爾蘭的中國學生、工作者和高技術移民，持有的都是需要雇主擔保的Stamp 1。

系統里的那個“需要擔保”的默認選項，其實是歷史很長很長的一筆賬。愛爾蘭過去長期是一個向外輸送移民的國家，直到最近二十多年才開始變成凈吸納移民的目的地。它的勞動合同法、社會福利體系和公務員招聘標準，是在“本地人足夠多”的預設下設計出來的，沒有為像我這樣的人留下足夠多的空間。我的位置如此脆弱，脆弱到一個系統中的默認選項就能時時提醒你：你不是他們眼中理所當然的人。

那段時間我忽然理解了一件事——那些跟我在同一批入職的華人同事為什么很少。不是因為他們不想，也不是因為他們不夠優秀，而是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連報名的資格都沒有。他們有的是中國籍的軟件工程師、IT項目經理、數據分析師——全都是愛爾蘭緊缺的關鍵技能人才，但按照規定，公務員招聘的資格要求之一是歐盟公民或Stamp 4/5簽證持有者（2023年政策改革后開放）。這意味著若你持有的是需雇主擔保的Stamp 1簽證，即使已具備關鍵技能資格，也無法直接滿足招聘準入條件。我們所有人的困境，本質上是一樣的——被一套不是為外來者設計的規則，定義成了“需要擔保的人”。

第五部分：鐵飯碗的真義

來了愛爾蘭之后，好多在國內的朋友問我：“你一個中國人，跑國外當公務員圖什么？鐵飯碗？”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因為在愛爾蘭，所謂的“鐵飯碗”和國內的意思是反著來的。

在國內，鐵碗的“鐵”意味著穩定、安全感、從生到死的確定性。但在愛爾蘭，鐵碗的“鐵”更多的是一種容器——你能不能在這個容器里盛下一些復雜而變化的東西。就像在Tusla工作，每天打開郵箱都能看到讓你不知道怎么回復的郵件。比如早晨收到一份轉發新聞的郵件，標題寫著——某選區議員稱，我們造成了一個單親母親的“不公正分離”。我盯著那個標題看了足足一分鐘，腦子里反復跑過一個念頭：那個孩子被帶走，究竟是真的不公正，還是那個家庭的情況已經嚴重到所有人都避而不談？沒人能給我答案，我必須自己處理、自己判斷。

“鐵飯碗”的另一面，還有政府部門在數據系統里給我貼的“擔保”。非歐盟公民進入愛爾蘭就業，通常需要愛爾蘭雇主先向企業、貿易與就業部申請就業許可，獲批后個人再向駐華使領館申請入境簽證。就業許可與入境簽證為兩個獨立流程，雇主與個人須同步配合。在我拿到足夠的居留時間之前，我的工作身份有保質期，像一盒冰箱里的牛奶。系統里那個“需要擔保”的默認選項之所以存在，不是因為我個人有什么問題，是因為法律和招聘資格就是這么規定的。這個選項不會因為我穿什么顏色的西裝、說多流利的英語就自動消失。但它教會我的一件事是——你要知道你要在哪里落腳。不是選擇一個永遠安穩的地方，而是選擇一個值得不斷努力的地方。

愛爾蘭給我提供了那個地方。我會早上六點從都柏林郊區的住處醒來，披著晨露坐輕軌到市中心，走進一棟灰白色建筑的大門，桌上放著一個待處理的媒體問詢列表。我坐在格子間里，敲著鍵盤寫輿情回應的時候，偶爾會想到那個HR系統里的默認選項還在。它不會消失——但至少，它可以像一部劇本里的反派角色一樣，被安排在一個它該待的位置上，不影響劇情主線該怎樣推進。

面試官說要優先招非歐盟背景的人的時候，我以為是他們心善。后來我才明白，這不是善不善的問題——是這個國家正在慢慢承認一件事：它的公共服務系統和真實社會構成之間，有一道巨大的裂縫。而彌合那道裂縫，需要的不是我這種“人才”，需要的是一批又一批像我這樣的普通人——在某一個領域里，恰好有能力，恰好有決心，恰好不怕在系統默認勾選的選項旁邊，反復找到自己真實的位置。

（根據真實人物故事改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