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萬經費換造假論文，耿同學連曝三高校，調查組已啟動！

多名知名高校教授接連被舉報，高校與學術界陷入“地震”。

耿同學的打假，還在繼續。

5月1日，南開大學發布通報：成立調查組，啟動調查程序，對違背科研誠信行為堅持“零容忍”。

以下是耿同學的講述：

我一直都在關注學術造假的事情。

自然生成的數據規律，有自然界的規律。打個比方，給一所高中全體學生測量身高，若所有精確到小數點后一位的身高數據，全都統一為 x.5，那這些數據要么是人為統一四舍五入得來，要么就是刻意編造，完全不符合現實規律。

編造者甚至沒有花心思和時間去做一組隨機數據，而是完全隨心所欲地人為亂填。如果用心去編，其實我是看不出來的。

后來，同濟大學把王平教授直接免職了，這在我意料之外。處罰比我預想中重很多。

雖然出乎意料，但嚴格來講，這才是真正公正的處理。“零容忍”的意思，就是但凡跟這件事相關的人士，都要從嚴處罰。

自從我開始打假以來，身邊有親人朋友對我表達過擔憂，怕我被報復，怕我被盯上。最近還有朋友勸我，讓我晚上別出門。但其實我是最不害怕的那個人。很多人跟我說這個事情很危險，我不太理解，危險在哪？

學術界的造假，尤其是理工科學領域的造假，最大的危害之一是浪費經費。

科研圈有個很有名的例子，叫“石墨烯加鳥糞”。有一段時間，石墨烯成了研究熱點，正常的研究方向，應該是去拓展石墨烯的應用，或發現一些新的性質。但做這種前沿拓展太難了，大家更容易想到的是什么呢？在石墨烯里加入另一種材料，看看它會不會產生新的性能。

現在的科研，就面臨著這種情況，很多人都在沒有用的事情上，大費周章，強行找出有用的點。

重復驗證其實很簡單，關鍵的發現要由另一個不相關的人復現一遍。不需要重復所有實驗，只需要重復一個關鍵實驗。比如屠呦呦老師多年研究發現青蒿素，我們不需要重復這么多年的實驗，只需要讓小鼠感染瘧疾，注射青蒿素，看看小鼠有沒有康復。

十年前，我念本科的時候，就遇到過課題組會進行重復實驗。一個博士生發現了一個東西，老師不會馬上相信，而是會讓另一個新來的研究生，照著那位博士生的步驟，重新來一遍。

但我見過會這么干的，幾乎都是幾十人的大課題組，經費上千萬，主導者一般都是院長、主任級別。在大部分小課題組，一個學生發現了一個結果，導師基本會選擇完全相信，甚至看都不看。

我在念研究生階段，這就已經成為普遍現象了。后來我換了一所學校讀博，但發現情況沒有什么改變。

其實也不難理解，如果一個人已經沒有上升空間了，他為什么要努力？當我不需要對我的結果負責，我為什么不回家睡覺，游山玩水，刷刷手機玩玩游戲？

我是從2022年開始做視頻的，那時候我已經讀博2年了。

讀博本不在我最開始的計劃內。本科選專業，我的第一志愿是機械。當時我不懂，我家是農村的，家里也沒人懂。有個叔叔在做機械相關的工作，他可能覺得我選這個專業，將來工作時他能幫上忙。但我的分不夠，最后被調劑到生物了。

大學的第一堂課，系主任就告訴我們，這個專業畢業后是找不到工作的。所以，從那時起，我就知道，我得讀研，甚至讀博。

2020年夏天，我開始讀博士，讀到那年年底，我就萌生了退學的想法。我和導師有一些意見上的分歧，同時，一些客觀條件也不能支撐我的課題計劃。讀到第四年，我真的非常想退學了。

學校比較開明，給了我一年時間糾結。直到有一天，我走進實驗室會感到惡心，推開實驗室的門感到阻力很大，心思也不在實驗上，經常出錯。那時候我就知道，這個博士讀不下去了。

但生物專業碩士也很難找到一份好工作。從大學開始，我在生物醫藥行業多個不同崗位都實習過，也待過體制內，都不太喜歡。

我的最后一份工作是2016年時，在沈陽一家疫苗生產企業負責配生理鹽水，調配氯化鈉和水的比例。這和實驗室唯一的區別是，實驗室用小燒杯配制，車間需要的量大，用大罐子配。這活兒小學生都可以干，初中知識都用不上，我就很納悶，不知道天天配生理鹽水能有啥出息。這份職業的天花板，也就是十年后升到車間主任，拿8000元月薪。

在那干了大概2個月，我就辭職了，換到了沈陽另一家疫苗廠，做庫管員。這活兒也沒什么技術含量，一個月2000多元工資。干了沒多久，公司把我開了。他們覺得這工作留不住一個“985”大學生，留不住我。但我覺得直接原因可能是領導不喜歡我。當然，大部分領導都不喜歡我。

我從小性格就比較直，不討喜，看不慣的就會直說，特別討厭假的東西。

我不想標榜自己為“學術偵探”，我還是更想以“科普博主”的身份存在，希望自己能推動科學知識的傳播。現在很多前沿科技，對于普通老百姓來說很難理解，而恰好我理解這些東西，又能以博主的身份跟觀眾連接上，那我是否能起到一個橋梁的作用，讓大家能聽懂最新的前沿科技？這件事意義非常大，我會感到非常光榮。

但最近幾天，我還是感受到了一些來自外部的壓力。一方面，打假的熱度被推得很高，一部分學生來跟我抱怨或責怪，說我讓他們畢不了業了。就像當初“翟天臨事件”一樣，確實有在校生會擔心他們受到的學術壓力會不會因此增加。

這種聲音會帶給我一種不安。我不怕那些學校、教授甚至院士等權威，但我不確定一些極端的學生會不會做出過激行為，把生活中受到的挫折都歸因于我。

如果我現實中認識學術造假的學生或者朋友，我會誠懇地告訴他，你的困擾和擔憂，我當然有一定責任，但我會想辦法在未來把這件事做得更好。

我很崇拜施一公，我從他那里學會一件事：發表一萬個觀點，不如做一件實事。如果咱們能做點什么，讓改變發生，那就做一點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