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學歷史學科百廿年學術歷程全記錄——讀《南雍史學一百二十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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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中國國家歷史》肆拾壹期

南京大學校史回溯采“二源”模式，將1902年創建的三江師范學堂與1910年在南京三所教會書院基礎上合并建立的金陵大學均作為該校之前身。三江師范學堂先后改組或并建為兩江師范學堂、南京高等師范學校、國立東南大學、國立中央大學。1949年，國立中央大學更名為南京大學。

兩江師范學堂

國立中央大學

1952年全國高校院系調整，南京大學一分為八，諸多科系散枝開葉，在祖國各地開花結果。堂學乾聊江南，其中，以南京大學文理科與金陵大學文理學院為主體合并為新的南京大學，歷史學科成為此次調整中少數幾個不減反增的學科之一。1952年之后南京大學歷史學系較為完整繼承了原中央大學歷史學系、邊疆政治系與原金陵大學歷史學系、中國文化研究所的師資、學術資源與學術傳統，兼通中外，融匯新舊，學科布局完整，漸成新中國史學之重鎮。

三江師范學堂甫自開辦，即在完全科開設12種課程，歷史課目即為其中之一。與南京大學同齡，2022年系南京大學歷史學科誕生雙甲子之秩，同時是歷史學院建院120周年。為紀念院慶120周年，南大歷史學院擇取考古與文物、中國古代史、中國近現代史、世界史（含國際關系史）四大學科領域的前輩學者與在職教師之代表性學術論文，結集出版《南雍史學一百二十年》，以體現南京大學歷史學院各學科領域的學術水準與影響力，可以說是南大歷史學科120年學術發展的全程記錄。《南雍史學一百二十年》分四卷：卷一“中國古代史”2冊、卷二“中國近現代史”3冊、卷三“世界史”2冊、卷四“考古與文物”1冊，共8冊。

《南雍史學一百二十年》書影

該書以“南雍”名之。“雍”乃“辟雍”，辟雍本為西周天子所設之大學，后世指代歷朝太學、國子監。明朝南北兩京同設國子監，南京之國子監（南國子監）被稱為“南雍”。進入民國時代，南國子監早為陳跡，但南京高等師范學校、國立東南大學享“南雍”之名，雅稱流芳直至當下南京大學。凡“南雍史學”，即南京大學歷史學科之謂也。

皇皇八大冊，漫漫百廿年。筆者曾在南大歷史學院受教3年，今有幸在此任教。余生也晚，無緣受教于南雍史學諸老，且學識淺薄，對諸多研究方向無可置喙，但仍不揣謗陋，結合對南大歷史學科發展歷程的有限認知，臚列一些學習心得。需要說明的是，筆者的教育背景與目前的研究領域均為中國近現代史，知識面狹窄，所感所言或多涉自身學科領域，或出于本人興趣，甚或不經意間存“學科本位”立場，敬祈各位方家與讀者見諒。

其一，傳承與創新。正如《南雍史學一百二十年》序中所言：“走得再遠，也不能忘記來時的路。”南大歷史學科直接傳承于1949年前的中大、金大史學，既傳承現代中國新史學，又吸收傳統史學之養分，扎根中國大地，汲古潤今，賡續百廿年史學之文脈。柳詒徵、繆鳳林、貝德士（Miner Searle Bates）、韓儒林、蔣孟引、王繩祖、沈剛伯、郭廷以、陳恭祿、王拭、商承祚等南雍史學名宿為后世之南大歷史學科引領、鑄就中國文化史、中國古代通史、蒙元與北方民族史、區域國別史、國際關系史、中國近代史、思想史、金石考古學等長期保持優勢的學科領域。《南雍史學一百二十年》的編者將南大歷史學科史上的鴻儒巨子們最具代表性的多篇論文收入，既代表學者個人的研究水準，又體現其在南大歷史學科發展歷程中的關鍵位置，足見良苦用心。

柳詒徵韓儒林

民國時期，中央大學與金陵大學是少數設置中國近代史課程，并專設中國近代史教席的高校。1925年秋，羅家倫到中央大學的前身東南大學任教，始開“中國近百年史”課程，并提出研究中國近代史的宏偉計劃，這在當時國內各大學歷史系中有首創之功。此后，羅家倫有多篇關于中國近代史學科構建的文章問世。在羅家倫的課堂上，坐著一位叫郭廷以的學生，后成為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共驅人物。1933年，郭廷以開始在中央大學史學系任教。郭廷以深受羅家倫的教誨與影響，在中大開設“近代中國史”“太平天國史”“中西交通史”等課程，并出版《太平天國歷法考訂》《近代中國史》《太平天國史事日志》等重要專著,為海峽兩岸培養了一大批杰出的中國近代史學者。“近代中國史”課程一直是中央大學史學系的必修科目前，這在當時國內各大學中絕無僅有。

羅家倫

郭廷以

金陵大學歷史系由美籍教師貝德士創立，金大的歷史教學與研究側重于近代中國與西洋。貝德士在金大提倡中國近代史研究，金大學生陳恭祿深受他的影響。中國近現代史研究是金大歷史系的特色，陳恭祿在金大長期開設“中國近代史”課程，其《中國近代史》作為“大學叢書”的一種，1935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在當時有很強的影響力。

《南雍史學一百二十年》的編者清晰認識到南雍史學中的中國近代史學科之源，由此形成“不問華夷，不分今古”的兩校學術文化之境。編者重視羅家倫的開創之功。《南雍史學一百二十年》收入羅家倫文章4篇，分別為《五四運動宣言》《五四運動的精神》《俠出于偉大的同情》《抗戰時期中央大學的遷校》，這是身為五四健將的羅家倫長期擔任“學衡派”大本營中央大學校長的現實寫照。這四篇文獻本身又構成當下研究中國近代史的重要史料。不過，作為中國近代史學科領域的奠基者，羅家倫的另兩篇文章《研究中國近代史的計劃》（1928年）與《研究中國近代史的意義和方法》（1931年）更應被收入。這兩篇文章上承羅氏在東南大學講授“中國近百年史”課程，下接他擔任中大校長，是理解南雍史學傳承與中國近代史學科創建關聯的重要線索。

貝德士陳恭祿

因種種原因，羅家倫雖對中國近代史學科有著開風氣式的規劃，但自身未能踐行，后來則是由郭廷以延續其師之職志。《南雍史學一百二十年》收入郭廷以兩篇論文《中國近代化的延誤——兼論早期中英關系的性質》與《近代西洋文化之輸入及其認識》。拜讀此二文，我最大的觀感是郭氏對近代中外關系的宏觀把握與近代史領域早期學人對中國近代化的認知。

1952年之后，陳恭祿在南京大學歷史學系任教，主要講授近代史料學。《南雍史學一百二十年》收入陳氏兩篇論文《四國《天津條約〉成立之經過》與《《弘光實錄鈔〉的作者及其史料價值》，展現其對近代中外關系與清代史料的精深研究。

羅家倫、郭廷以、陳恭祿及羅爾綱、王栻等先生奠定了南大中國近現代史學科領域的基礎，他們形成的重視史料、重視中外關系、關注近代化的學術取向在南大歷史學院得以傳承。

羅爾綱王栻

毫無疑問，茅家琦是南大中國近現代史學科承前啟后的引領者，他的太平天國史研究受羅爾綱親炙，陳恭祿則在史料學與史學方法上給他很多啟發與幫助。《南雍史學一百二十年》收入茅家琦在不同時期的3篇代表作，其中《對19世紀50年代中外關系的一點看法——太平天國運動失敗原因辨析》刊載于1984年。在文中，茅家琦對太平天國運動與中外關系進行宏觀考察，提出在當時頗為“異類”的結論：在19世紀50年代，外國列強并沒有和中國封建主義勢力勾結起來共同對付太平軍；中外聯合鎮壓太平天國起始時間是1862年。這是其在固有領域的創新性觀點。20世紀80年代中期之后，茅家琦的研究重心逐漸轉移，在近現代史學科中新辟城市近代化與當代臺灣研究方向。1994年刊發的《長江下游城市近代化的軌跡》一文便是茅家琦學術轉型與創新的寫照。1984年，南京大學成立歷史研究所，下設中華民國史等研究室。由此，南大的中國現代史開始向中華民國史新領域轉型，形成張憲文研究團隊。《南雍史學一百二十年》收入另一篇論文乃2004年刊發的《中華民國在中國社會發展史上的地位——從宏觀上兼評幾部中華民國史通論著作》，茅家琦對當時海峽兩岸的民國史研究進行宏觀評述。翌年，年近耄耋的茅家琦又推出一部國民黨史專著《百年滄桑：中國國民黨史》。從中可見，茅家琦的學術生涯不僅是個人學術傳承與創新的寫照，更體現學科整體的學術傳承與創新。

不僅是中國近現代史，考古與文物學、六朝史、蒙元史、明清史、區域國別史、國際關系史等南雍史學的各學科領域也在不停歇地進行學科傳承中的創新，進行跨學科的創新，尋求新的學科增長點。

茅家琦

章學誠

其二，貫通與專精。中國傳統史學最講求貫通，司馬遷所云：“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此之謂也。章學誠在《文史通義》強調治史學之“通”。他闡釋“通”之古義為“絕地天通”（《尚書》），理想境界是“人神不擾，各得其序”，即人事與神學各安其位。于是，上古先王分人官治事，分史官（五史）治書，“學專其師，官守其法，是絕地天通之意也”。章學誠又引述《易經》“惟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意即史學為人學，治史能通曉古今，“能達天下之志”。

傅斯年

治史求貫通，不僅是上下貫通，而且左右橫通。貫通與橫通不僅要求歷史知識的聯通，更要求研究視野與方法的擴展，即治史的綜合與學科布局的綜合。而民國以來的現代新史學力求學科定位的明確與研究議題的專精，以“窄而深”的專題研究為上品。最典型的是新史學科學主義代表人物傅斯年特別強調的“史學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做藝術的建設，不是做疏通的事業”。“疏通”指對史料的串聯與闡釋，又指將片段史實貫通成為通史。但若無疏通，何來史學？傅氏在古史領域奠定話語權的《夷夏東西說》與《性命古訓辨證》兩篇作品，立論的關鍵就在于“疏通”史料，“疏通”論證邏輯。章太炎治史講經，無不重“通”，其言“今修《通史》，旨在獨裁”。“獨裁”指史家匠心獨運，彰顯個性。這句話等于承認求通的前提是有專精的治學功夫。

因此，在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歷程中，不同的學者或偏于貫通，或偏于專精，但兩者并不相悖，而是相輔相成的。民國時期，學分南北，從南高師到中央大學時代的南雍史學常被打上“南高史學”的派分標簽。北方史料學派認為“南高史學”在史學觀念與方法上“守舊”，其具體表現是偏重“史學智識”而非“史料整理”。在當時的學術語境中，史料整理等同于考據與發現新史料，而考據與發現新史料則是治史專精的表現。與之相對，“史學智識”即歷史知識的融會貫通。

柳詒徵認為“考據的方法，是一種極好的治學方法”，但要防止“畸形的發達”，反對“專在一方面或一局部用功”，所以要“一方面能留意歷史的全體，一方面更能用考據方法來治歷史”。由此可見，“南高史學”提倡貫通，但并不排斥專精。柳詒徵的代表性專著是其于20世紀20年代獨立撰寫的《中國文化史》。雖曰“文化史”，但并不等同于當下歷史學科中“專門史”的文化史，而是從文化的角度看中國歷史，是一部中國通史。《南雍史學一百二十年》收入其《《中國文化史〉弁言》，曰“吾人繼往開來，所宜擇精語詳，以詔來學，以貢世界，此治中國文化史者之責任”。

柳詒徵的弟子繆鳳林長期在中央大學史學系、南京大學歷史學系任教，亦撰有通史著作《中國通史綱要》。繆氏治史受柳詒徵的影響很大，主張貫通，反對單純的考據。二人是疑古史學的強烈反對者，常被同業冠以“信古”或“是古”之名。繆氏在《中國通史綱要》第一冊中認定堯舜以后時代為信史，即承認夏的存在，這與疑古派有本質性區別，并與當時以甲骨卜辭證殷商為信史而殷之前為神話傳疑的古史觀不同。繆鳳林在《與某君論古史書》中表示：“三古史實，自漢以前，不特非層累造成，而實系層累亡失。”繆之“層累亡失”說絕不等同于顧頡剛的“層累造成”說。后者視整個傳統上古史系統均為神話傳說構建，乃“偽史”；而前者認為先秦典籍所載古史傳說，“茍非漢后偽托，疑皆語有所本，且皆經層累亡失之余而僅存者”,是信史不全。此篇長文表達其明是信史不全。此篇長文表達其明確的古史立場，既出于對上古資料與漢代文獻的貫通性認識，亦基于對上古史的專精研究。值得注意的是，現在南京大學歷史學院的中生代學人仍對疑古、信古、釋古問題不斷進行新的探討，體現南雍史學對上古史的持續關懷。

繆鳳林

在當代的學科建制中，分門別類是高校歷史學研究與教學遵循的基本要求和特征。這一點無須回避，也不能回避。因此，分科治學、分專業教學需要學科群體與個人對所在學科領域、方向、議題等方面有著專精研究。作為綜合性大學的歷史院系，又有百廿年學科積淀的加持，現今南京大學歷史學院的學科布局完善、均衡，這種學科布局恰為學科間的貫通與融合提供良好的條件。新時代的中國歷史學，“在世界發現中國歷史”和“在中國發現世界歷史”之間應進行有機結合，探究中國歷史演進的內在動力，同時把中國歷史置于世界歷史的坐標系中，發掘中國歷史對于世界歷史的意義。因此，古今中西視野的融合，應當成為當代中國史學達到貫通理想的最重要標識。

《中國通史綱要》

貝德士在金陵大學教授歐洲史、日本史、印度史，以及政治學、社會學，晚年主要研究教會史等。在歐美東方學的系譜中，貝德士的研究對象自然可被稱為“虜學”，但他于1935年在美國耶魯大學完成的博士論文題目卻是一個“全漢”的題目——《中國中央帝國的建立：公元前221～前87年》。《南雍史學一百二十年》收入貝氏博士論文的最新中譯本《中華帝國的建立：從秦始皇到漢武大帝》之部分內容。筆者推測，編者此番用意是作為早期南雍史學探路者的貝德士，既為歷史研究提供廣闊的國際視野，又不甘于當一個“西學的搬運工”，中西史學視野的交融與中西史學方法的貫通是他們（南雍史家）不懈的追求。

《南雍史學一百二十年》收入的是貝德士博士論文第1章“針對史料的批評”，用現在的史學方法術語講就是“史料批判”。貝氏在文中所述不僅限于對史料的介紹、對照與考證，而且展現史料作為一種文本背后的話語體系的功能。這種史料批評的方法，基于對相關史料與史實的專精，更需要有貫通的史識。相映成趣的是，青年學者熊永的近作《封建郡縣之爭中的秦始皇遺詔》一文亦屬秦漢史領域的專精研究。°此問題的史料考證本已近極致，很難有所突破，且出土、傳世兩類文獻所見迥異，這就需要研究者對史事有更為貫通的理解。熊氏認為，秦始皇選擇嗣君的最終標準是秦的國家體制——郡縣，其結論胡亥即位具有合法性，實為貫通之見。

南大世界史學科有很鮮明的中國史視野。區域國別史的創始人蔣孟引、國際關系史的創始人王繩祖兩位先生早年在英國留學時的學位論文均涉及近代中英關系史。《南雍史學一百二十年》世界史卷收入的論文并非全然“西學”，有相當大部分有“半漢”的成分。如王繩祖關于近代教案的研究《馬嘉里案和《煙臺條約》》，任東來的中美關系史研究《1934—1936年間中美關系中的白銀外交》《美國在華治外法權的放棄(1942—1943》°，譚樹林關于明清與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圣經〉“二馬譯本”關系辨析》《英美來華傳教士卷入東亞外交之考察——以十九世紀中前葉為中心》。

蔣孟引王繩祖

在中國古代史卷與中國近現代史卷中，有相當大比例的論文是關于中外關系史、中外文化交流史與中外文明互鑒的內容，如古代東亞文化交流、古代與近代的中國周邊與邊疆問題、海上絲綢之路、國聯調查團、釣魚島問題等。考古與文物卷收入的論文常有考古學與歷史學兩種視野與方法交織者，讀來惠風和暢。這些文章均展示了歷史學科中跨越中西古今的貫通。

時至今日，隨著各類理論方法層出不窮與史料獲取進入“大數據”時代，歷史學研究必須適應理論方法的變革，歷史學者學術視野的貫通也包括對新理論方法的接受，為我所用，為史所用。南京大學歷史學院目前的一大學科特色是數字人文與量化史學，王濤對近代德意志歷史文獻的研究《數字人文框架下《德意志人物志〉的群像描繪與類型分析》《18世紀德語歷史文獻的數據挖掘：以主題模型為例》，梁晨對民國高等教育的研究《從教育選拔到教育分層：民國大學院校的招生與門檻》，邱偉云對概念史的研究《中國近代天道概念的形成與演變——基于數字人文視野》°，均在各自的領域中嫻熟運用數字史學的方法，得出令人信服的結論。這些都是各位學者將專精的領域與大數據演算無縫連接的典范研究。此為方法論意義上的貫通。

其三，以史經世與構建本土學科體系。經世致用是南大歷史學科長久以來的學術底色。何謂“經世”，章學誠《文史通義》對此有很明確的詮釋：“所謂史家之書，非徒紀事，亦以明道也”“史學所以經世，固非空言著述也……后之言著述者，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則吾不得而知之矣。學者不知斯義，不足言史學也”。在章學誠看來，明道、重人事是史學經世的關鍵，而史纂、史考均非史學。時遷事移，當下以史經世的本質并未改變，即回應國家與時代的需求，構建中國的歷史學學科體系。

早在1930年，中央大學史學系制定課程設置的宗旨：“在研究歷史之重要智識，期以闡明歷史對于人類社會之關系，并策專精研究之效，蓋稽古所以知今，故講明歷史最有助于事理之觀察與推斷，分析言之于本國史則注重政治文化蛻變之因果，庶可明其利弊，知所興革”。這明顯地表達出了不同于純考據的經世致用傾向，也是南大歷史學科延續至今的傳統。

成吉思汗

晚清時期，受經世實學和西方現代史學的影響，蒙元史與西北輿地之學漸興，具有強烈的現實關懷。1944年，韓儒林至中央大學歷史系任教，于次年擔任邊政系主任。韓先生是南大蒙元史、西北民族史的開創者，熟練掌握各種歷史語言，擅長各類史料的考證，兼治藏學，具有寬廣的國際學術視野和學術影響力。《南雍史學一百二十年》收入韓儒林兩篇代表作，其中早年撰寫的《成吉思汗十三翼考》是蒙元史領域的經典之作，極顯功力。另一篇是1959年發表的《元朝中央政府是怎樣管理西藏地方的》。這篇論文同時利用大量元代正史文獻與藏文文獻，對元朝政府管理西藏地區的體制進行詳細的論述，既內容扎實，又體現強烈的家國情懷，至今仍是研究元代西藏歷史的重要成果。當時西藏地方上層反動集團發動武裝叛亂，圖謀分裂國家主權與領土完整。韓儒林撰寫并發表這篇論文，用無可爭辯的史實，闡明西藏從13世紀就已正式進入中國版圖，駁斥別有用心者妄圖分裂中國的論調。《南雍史學一百二十年》收入南大蒙元史、民族史團隊幾代學人在蒙元史、西北民族史、回族史、邊疆學、古代中外文化交流史方向的多篇論文，內容十分豐富。由于需要依賴各種歷史語言與各類歷史文獻的支撐，蒙元史、西北民族史是國際性的學問，長期以來受歐洲漢學界關注。從收入的各篇論文可以看出，南大蒙元史、民族史研究團隊的努力正是在此種學術背景下，適應新時代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研究的現實需要，努力構建中國的蒙元史、民族史學科體系與話語體系。

南大的區域國別史研究同樣有著深厚的學術傳統，幾代學人在該領域辛勤耕耘。1939年，蔣孟引從英國留學歸國，執教中央大學，開啟南大英國史學科。他在倫敦大學完成的博士論文主要分析了第二次鴉片戰爭時期的中英關系，文章運用了大量英國檔案，證明鴉片戰爭的侵略性質。此后經過長期的努力與開拓，英國史研究派生出英帝國研究、英聯邦研究、歐洲研究、現代化研究等新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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