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在國宴上提到一塊清朝石碑，運到美國被鑲在華盛頓紀念塔上

一塊來自晚清中國的漢字石碑，至今仍靜靜鑲嵌在美國地標華盛頓紀念碑的內壁，跨越近170年時光，成為中美文化交流的隱秘見證。

今年5月14~15日，特朗普率團訪華，在出席歡迎國宴致辭時，特意提及了這段跨越時空的外交佳話，讓這塊鮮為人知的石碑重新走進大眾視野，也讓一位晚清睜眼看世界的先驅——徐繼畬，再次被世人關注。

華盛頓紀念碑是美國人對國父華盛頓的紀念性建筑，據說它也是世界最高石質建筑，塔壁內鑲嵌著全球各地贈送的紀念石刻，其中唯一一方中文石碑，來自清咸豐三年（1852年）的浙江寧波府，碑文全文摘抄自徐繼畬《瀛寰志略》中贊頌華盛頓的文字。據說它也是塔內唯一的一塊英文之外的碑文。

在19世紀中葉，“天朝上國”觀念在當時的清朝人心中仍然根深蒂固，雖然當時的清朝在各個方面都已經落后于西方，但是仍然自大地視西方為蠻夷，在這樣的時代，一位封疆大吏能拋開偏見，精準讀懂一個新興國家的制度精髓，并以典雅文言高度贊譽，本身就是石破天驚的舉動。

徐繼畬，山西五臺人，乾隆六十年（1795年）出生，教育家徐潤第長子，自幼受過良好的家庭教育和儒學的熏陶，曾隨父寓京師，師從著名文學家高鶚等名人。嘉慶十七年（1812年），十八歲入縣學；次年中舉人；道光六年（1826年）中進士，朝考第一，選為翰林院庶吉士。道光七年丁父憂時整理完成父親徐潤第的《敦艮齋遺書》，該書以心靈自由為主旨，熔心學、氣學、易學為一爐，深入批駁朱熹理學，啟迪開明思想。

道光十年，徐繼畬授翰林院編修，之后的仕途歷任廣西潯州知府、兩廣鹽運使、廣東按察使、福建布政使等職，此間因通商事務久居廈門，與美國傳教士雅裨理（DavidAbeel）等人晤談，并詢問世界各地歷史文化，制度規章，風土人情等。

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任福建巡撫，并暫時署理閩浙總督。入朝覲見時，面對道光帝關于外邦事務的詢問，徐繼畬對答如流，頗合上意，后遂將其奏對內容以及多年來對于外國情況的了解，編撰成《瀛寰志略》一書。

徐繼畬是中國近代開眼看世界的先驅之一，其《瀛環志略》突破華夷觀念，以亞洲、歐洲、非洲、美洲為序，系統介紹世界各國歷史、地理與制度，打破了國人對西方世界的荒誕認知，該書和魏源《海國圖志》一同成為晚清睜眼看世界的標志性著作。

在書中的“米利堅合眾國”部分，徐繼畬以超越時代的眼光聚焦這個新興國家，尤其對華盛頓推崇備至，寫道：

華盛頓，異人也。起事勇于勝、廣，割據雄于曹、劉。既已提三尺劍，開疆萬里，乃不僭位號，不傳子孫，而創為推舉之法，幾于天下為公，骎骎乎三代之遺意。
其治國崇讓善俗，不尚武功，亦迥與諸國異。余嘗見其畫像，氣貌雄毅絕倫。嗚呼！可不謂人杰矣哉？
米利堅合眾國以為國，幅員萬里，不設王侯之號，不循世及之規，公器付之公論，創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華盛頓為稱首哉！

這段話用中國傳統史觀對標，把華盛頓比作勝過陳勝吳廣、曹操劉備的英雄，更贊其功成不居、開創民主選舉制度，并把西方實行的現代共和制和中國上古堯舜禹三代“選舉禪讓”，“天下為公”的理想對接。

那么這段話是如何刻到石碑上，又運到美國，放到了華盛頓紀念塔上呢？

原來有一位叫張斯桂的寧波人熟讀過《瀛寰志略》，尤其嘆服于徐繼畬對華盛頓評論，張斯桂有個美國學生叫丁韙良，本是美國的傳教士，1850年6月被派到中國傳教，主要生活在寧波，受老師的影響開始熟讀《瀛寰志略》，有一次他聽說美國政府正在籌建華盛頓紀念塔，要在海外征集與華盛頓有關的紀念物品，就想到了一個主意，和老師一起找來一塊上等的花崗巖石，將徐繼畬《瀛寰志略》有關華盛頓的評論文字刻在了上面，于1853年把這塊漢字石碑送到美國，贈給了美國華盛頓紀念塔，所以該塔中才會有這塊石碑，就鑲在了其第十層的內壁上。

但是在君權神授、世襲罔替、等級森嚴的晚清中國，對華盛頓的這種評價雖然能開啟民智，但卻無異相當于振聾發聵的思想驚雷。因此徐繼畬的遠見，注定要在時代的矛盾碰撞中付出沉重代價。他書中的內容在保守官僚眼中，就是夸贊西方政治、貶低皇權合法性，是“長夷人志氣、滅天朝威風”，是離經叛道。因此遭到了包括林則徐在內的不少清廷高官的貶斥彈劾。

后來在福建任職期間，徐繼畬手下的官員因將福州神光寺租給洋人使用，違反了清廷制度及南京條約的相關條款，他被彈劾革職，從封疆大吏先是貶為四品閑官，后又一貶到底，逐出京師，人生跌入谷底。

而他創作的《瀛寰志略》也在國內長期被冷落、被批判，但卻在海外流傳，遠播日本助力明治維新，成為東亞近代的先進思想火種。

到了1862年，美國《紐約時報》根據華盛頓紀念塔中這塊贊揚華盛頓的石碑以及《瀛寰志略》報道了徐繼畬這個人的事跡，此人開始在大洋彼岸為人所知，這一消息也很快傳到了大清王朝，使得徐繼畬被重新啟用成了可能。

后來國內洋務運動，維新變法興起。該書也影響了一部分具有先進思想的知識分子。清廷也在這時急需了解外國的人才，于是在同治二年（1863年），徐繼畬由于對涉外事務的得當處理及對西方政治地理的了解得重新啟用，進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任職，后又任總理同文館事務大臣，期間制定了“兼容并包，智周無外”方針，將同文館從原先單純的語言學習，改造為對國際經濟法律、天文歷史地理的全面學習，形成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的雛形。

1867年時，美國第十七任總統約翰遜感佩于徐繼畬對華盛頓等的理解，遂請畫家普拉特繪了一幅華盛頓的肖像，交給當時的駐華大使蒲安臣帶回清朝贈予徐繼畬。徐在答辭仍然表示了對華盛頓的欽佩。次年的《紐約時報》刊文《美國在中國之影響》，也講到了徐繼畬其人其事。

這塊1853年遠渡重洋的石碑，是對徐繼畬著述思想最好的致敬，也是東西方文明對話的實物坐標。它不是簡單的禮器，而是古老中國在封閉年代里，對現代文明一次清醒而勇敢的眺望。其碑文不僅是對一位政治家的推崇，更是對天下為公理想的跨文明共鳴。

這件事也證明，在清朝晚期閉關鎖國的迷霧中，仍有中國知識分子保持清醒，不被狹隘思想蒙蔽，不被某些偏見束縛，愿意平視世界、尊重制度創新、追求人類大同的政治理想。這種開放、理性、包容的姿態，正是近代中國走出困境、走向現代化的關鍵品質。

美國總統特朗普在國宴上提及這塊石碑，本質上是在致敬一段超越政治分歧的民間與文化交流史。石碑無言，卻道出一個樸素道理：真正的文明自信，從不是盲目排外，而是敢于認識世界、善于借鑒所長、堅守自身理想又擁抱人類共識。徐繼畬的偉大，不在于他精準預判美國的崛起，而在于他在最封閉的年代，守住了理性與良知，用一本書、一段話，為古老中國打開了一扇看世界的窗。

今天再看華盛頓紀念碑上的漢字，我們看到的不僅是一段外交軼事，更是一位先驅的遠見、一個民族的覺醒、一種跨越國界的文明共鳴。它提醒我們，無論時代如何變遷，開放包容、實事求是、追求公義，永遠是一個國家和民族前行的底氣與力量。

消息來源：《長江日報》5月15日報道《特朗普在歡迎宴會上說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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