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史力作《壓抑的憤怒》出版，重訪美國兩百年憤怒規訓史

憤怒是人類最古老也最普遍的情緒之一。但在當代社會，它似乎成為最受到回避、最令人羞恥的情緒。我們正生活在一個強調“做自己”“自由表達”的時代，卻格外害怕發火失態，更不知該如何處理自己的憤怒。近日，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光啟書局推出的情感史書系新作《壓抑的憤怒》出版，首次以情感史視角系統呈現了美國自17世紀以來對憤怒的觀念、規范與應對方式的演變，為理解當代的情緒困境提供了關鍵的歷史解釋。

本書由世界史與情感史領域的重要學者彼得·N. 斯特恩斯與當時的妻子、精神病學家卡羅爾·齊索維茨·斯特恩斯合著，是首部系統運用“情感學”方法進行研究的著作。“情感學”是兩位作者原創的概念，指的是一個社會評估某種情感/情緒（例如憤怒）的習俗和標準，以及人們設立的反映和鼓勵這些標準的機制。經由這個概念，情感研究者得以區分人們“如何感受”和“認為自己應該如何感受”——前者更多是生理性的、自發的反應，后者很大程度上由社會文化等外界因素決定，兩者之間存在強烈的交互影響——也因此更有望厘清長期以來關于情感的“先天與后天之辯”。并且，由于情感學比情感體驗本身更易追蹤，歷史學家有望通過探究主流情感規則的代際變遷，為我們理解某個特定時期（包括當下）的情感問題提供獨到的見解。自20世紀80年代這一概念被闡明以來，它便深刻影響了國際情感史研究，也為理解情緒與社會結構之間的關系開辟了新的路徑。

在這本書中，兩位作者以大量史料為基礎，包括日記、私人通信、育兒手冊、婚姻指南、宗教文本、報刊專欄、管理學與心理學的專業文獻等，追蹤日常生活領域的情感學演變，及其對實際情感體驗的影響，揭示了一段隱秘的“反憤怒”社會史：雖然美國文化中不乏與憤怒相伴的暴力故事——從宗教傳統到榮譽文化，從西部拓荒到20世紀的社會運動——美國人也常常自稱“憤怒的民族”，但真正影響深遠的，是18、19世紀以來對憤怒強烈的規范化趨勢。

從殖民地時期到20世紀下半葉，美國對憤怒的態度經歷了四個關鍵階段。早期社會對憤怒的容忍度遠高于今日，無論婚姻爭吵、育兒懲戒，還是上級對下級的怒氣，都被視為正常甚至必要的行為，人們要管控的更多是憤怒行為可能造成的嚴重后果。進入18、19世紀，以啟蒙思想、家庭理想和宗教觀念為動力的“情緒文明化”開始形成，人們逐漸將憤怒標記為危險、破壞性和不宜公開的情緒，尤其在家庭內部，克制憤怒成為新的道德要求。19世紀晚期到20世紀初，工業競爭和現代心理學讓憤怒被賦予新的意義——既被視為破壞秩序的情緒，也被視為男性競爭力的動力來源，被“疏導”進入體育和商業等領域。20世紀20年代以后，隨著企業科層制發展、白領職業興起、心理咨詢普及，憤怒的表達空間被進一步壓縮，管理主義情緒規范滲透進家庭、婚姻、育兒與職場，使憤怒成為一種必須被控制、最好被消除的情緒。

尤其值得關注的是本書對家庭與職場兩個關鍵領域的分析。家庭長期被視為情緒避風港，但從19世紀開始，它也成為情緒紀律最嚴格的場域。維多利亞時代的婚姻指南推崇“永不爭吵”的理想，將第一次爭吵視為嚴重的情感危機；育兒手冊逐漸將父母的憤怒視為不成熟、不道德的，要求父母以身作則消除憤怒，以免傷害兒童心理。20世紀中葉以后，隨著心理學的普及，家長被大量教育如何管理孩子的憤怒、引導情緒表達，憤怒被納入一整套兒童情緒教育系統。

相比之下，現代職場體現出憤怒壓抑機制的真正力量。在工業時代，主管對工人的憤怒被視為正常等級秩序的一部分，而憤怒中包含的進攻性，也被認為對商業競爭至關重要；但進入白領時代，在科層制背景下，企業以效率、合作與服務為名，將情緒管理全面制度化，最明顯的舉措就是組建人事管理部門。“不能生氣”因而成為一種職業要求。阿莉·霍克希爾德提出的“情感勞動”，越來越不僅限于服務行業，而是成為整個現代職場的重要特征。憤怒在職場中的不可見，疊加人們對于家庭和諧的持久理想，使個人在兩大關鍵生活領域都難以找到表達憤怒的合法空間。這種潛在的全方位壓抑，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個人的困惑與不適感。

隨著心理健康、情緒勞動、家庭關系和職場文化成為當下的高頻討論話題，《壓抑的憤怒》以其跨越兩個世紀的深度考察，為這些公共議題提供了歷史視角。它不僅是一部情感史領域的學術經典，更是一部幫助讀者理解自身情緒生活、重新認識憤怒的思想杰作。正如作者在書的結尾所強調的：“知曉了我們在情緒上的來處，我們便能將自己從以往那些未經審視的行為與情感執念中解放出來，進而做出新的選擇。”

《壓抑的憤怒》收錄于“光啟·情感史”叢書。該系列此前已推出《憤怒的農民：1870年法國鄉村慘案》《關于愛的五種幻想》《羞恥：規訓的情感》《帝國的眼淚：一部英國情感史》《什么是情感史？》《疼痛的故事》等著作，未來還將繼續引介威廉·雷迪、烏特·弗雷弗特等情感史名家的代表作，為中文讀者呈現更加系統的情感史研究圖景。

文/北京青年報記者 韓世容

編輯/汪浩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