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玥、宋念申、胡簫白｜三城記：歷史與記憶維度下的中國城市史研究

近年來，城市史研究逐漸成為歷史學、社會學與文化研究等相關領域的重要議題。相較于傳統歷史敘述往往以國家、制度、戰爭與政治為聚焦的學術范式，新時期的城市史研究更關注具體空間中的日常生活與個體經驗，試圖從街道、建筑、交通、消費行為、社會問題、情緒、個人與集體記憶之間的張力、乃至文學想象中重新理解中國城市的形成過程。在這樣的研究視角下，城市不再只是國家權力運作的背景板，而成為社會關系、文化認同與歷史經驗不斷交織的復雜場域。也正因如此，北京、沈陽與南京這三座區域不同、形態各異、氣質迥然的城市，便構成了觀察中國現代性與歷史記憶的三個極具代表性的樣本。

對談現場

2026年5月8日，南京大學歷史學院邀請華盛頓大學杰克遜國際研究院和歷史系雙聘施友忠講席教授董玥、清華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所教授宋念申，在南大仙林校區大眾書局與南京大學歷史學院胡簫白副教授展開了一場題為“三城記：歷史與記憶維度下的中國城市史研究”的深度對話。三位學者圍繞北京、沈陽與南京三座城市，從空間重塑、權力博弈與文學想象等多個維度進行全方位探討，重溯城市史研究的范式與路徑，在歷史與記憶的重疊處為我們揭開了城市歷史研究的全新面貌。

城市史研究的源起：三位學者的“最大公約數”

盡管研究場域橫跨華北、東北與江南，三位學者切入城市史的初衷卻有著迷人的共性，即對城市歷史演進中“流動性”與“日常性”的關懷。

《民國北京城：歷史與懷舊》

董玥教授的研究集中于中國近現代史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她在2003年所出版的英文專著《民國北京城：歷史與懷舊》（Republican Beijing: The City and its Histories）探討了1911至1937年間北京從“帝國首都”向“民國城市”轉型的復雜過程。通過在書中提出的極具啟發性的核心概念——“回收”（recycle），董玥指出，舊物、舊記憶與舊印象并非單純消失，而是被不斷循環利用，構成了民國北京獨特的文化氣質。談及研究初衷，董玥回憶起她八十年代在北京讀大學的時光。當時她對于北京的小胡同和老地名這些飽含歷史記憶與現代改造痕跡的城市景觀有著樸素而旺盛的好奇，也驅使著她每到周末就開始的城市探索的旅程。九十年代赴美后，她跟隨周錫瑞（Joseph W. Esherick）教授讀博，盡管周錫瑞更關注中國的革命問題，但受法國文化史思潮影響，當時的美國學界開始將目光投向中國城市，彼時的博士生們也都開始選擇城市史的研究論題。而董玥的嘗試，則是打破當時以“上海經驗”為主導的中國現代城市研究范式，轉而選擇她擁有豐富生活體驗的北京城市史作為其博士論文的選題，試圖通過北京的案例，提供一種不同的、更具層累感的現代性啟發。

《西塔：一個東北街區中的空間、國家與日常》（The Neighborhood: Space, State, and Daily Life in a Manchurian City）

宋念申教授的研究興趣包括區域與全球史視角下的中國近現代史、邊疆史、民族史、東亞史等，而他在新著中則將對區域與全球史的關懷落腳于東北城市的一個小街區。他于2025年出版的新書《西塔：一個東北街區中的空間、國家與日常》（The Neighborhood: Space, State, and Daily Life in a Manchurian City）以沈陽中心區一個1.2平方公里的“西塔”街區為切入點，探討其從1644年建成到21世紀前二十年這近四百年間的空間變遷，并以此展現一個現代城市、國家與區域的形成路徑。西塔在清代是一個與王朝秩序緊密相連的藏傳佛教空間，到20世紀被日本占領時，又成為匯聚包括朝鮮半島的移民、勞工、傳教士與商人的東北亞跨境流動樞紐。1990年代后，該區域進一步轉化為以餐飲、購物、娛樂為標識的都市消費空間。宋念申試圖從這一微小的空間出發，探討東北邊疆與東北亞宏觀結構變遷與城市轉型的歷程。

對沈陽西塔這樣一個小社區的關注，源于宋念申對城市中所謂“固定的東西”在長時間歷史脈絡的關注，即對變化性與流動性的敏銳探查。這不僅是宋念申介入城市史研究的起點，亦與他長期做邊疆、邊界方面的課題的興趣相關。從西塔這一固定的建筑物出發，宋念申如地質學家般將每個時期西塔的“地層剖面”一一考證并展現在讀者面前，而試圖在這種層累的結構中理解構成現代城市最為重要的基礎因素。

《“莫愁”之城：文化符號與南京景觀記憶》，胡簫白著，江蘇人民出版社2025年12月

胡簫白副教授則致力于從文化景觀中打撈南京的記憶，傾向于從那些獨特而邊緣、甚至帶有虛構性的文化符號中，去理解一座城市的精神骨架。他的新著《“莫愁”之城：文化符號與南京景觀記憶》選取了“莫愁”這一看似細微卻極具穿透力的文化象征，梳理其從六朝到明清敘事的演變，剖析了這一文化符號背后蘊含的社會背景與時代變遷。這一視角不僅是對莫愁湖個案的剖析，更折射出作者對前現代中國城市文化的深刻思考，即考察這些勝景的命名、題詠與景觀結構，從而關注不同于西方的中國城市經驗。在即將出版的《勝景金陵》中，他將進一步系統考察南京的景觀文化，對南京城市空間展開更為細致入微的探索。

由此可見，三位學者各自的城市史研究，既是情感體驗或者興趣使然，亦有宏觀學術思潮的推動。但作為中國學者，他們并沒有局限于西方理論視野下對中國城市史研究的規定，而是掙脫了學術范式的框架桎梏，真正關注城市的本身，并表達中國學者獨特的觀察與思考。

空間與群體：城市研究中的“中心”與“邊緣”

在城市史的研究坐標系中，“中心”與“邊緣”往往構成了一組極具張力的辯證關系。胡簫白在對話中敏銳地觀察到，三位學者在各自的城市書寫中，表現出一種高度的一致性，即他們鮮少被那些紀念碑式的宏大建筑所吸引，反而更愿意將筆墨傾注在城市中那些邊緣性、過渡性乃至處于“褶皺”地帶的日常空間。這種對邊緣地帶的認知轉向，構成了理解他們城市研究學術底色的重要維度。

針對這一問題，董玥指出，城市的“空間經驗”本質上植根于“生活在這片空間里的人類的活動”。在她看來，重要的是這片空間中真實的人的生活經驗。學者應該去關注人類如何理解、定義這片空間，又是如何規劃、利用它的。她坦言，“城市史研究其實和做其他的歷史沒有本質上的區別，城市只是理解人類文明的一個中介”，我們用城市作為透鏡理解社會、國家、乃至人類的行為，這是城市史研究最真實和持久生命力的來源。

宋念申則提出了一個犀利的觀察，即城市本身已經是一個聚合的地方。即使再研究邊緣，也無法脫離其與中心的關聯。這恰恰涉及到城市產生最為根本的原因，即其與鄉村的本質差別。宋念申以他的沈陽研究舉例，在全國版圖中，沈陽看似是位于關外的“邊緣城市”，但作為關外最大城市，它又在東北具備著某種政治與經濟方面的“中心性”。而宋念申關注的西塔社區亦正好是一個中心與邊緣相疊加的地方——其位于沈陽的市中心，但又處在多種競爭性國家建設勢力的邊緣地帶。宋念申指出，正是城市的這種邊緣性與中心性兼具的特征，即其所處的所謂“in between”的雙重地帶，才為歷史學家提供了深入研究與闡發的窗口。

由此可見，這種“中心”與“邊緣”的定義并非絕對的，它是可以互動與共存的。如何從這一看似對立的概念去詮釋歷史，恰是歷史學家在城市史研究時一個重要的切入口。延續對這組概念的探究，胡簫白將話題從空間引入群體的書寫中。歷史中的普通人往往無法通過直接的文字記錄表達看法，他們在歷史上往往是“失聲者”或者是被替代發聲的對象。那么在城市史的研究中，普通人是怎樣進入歷史敘事的？我們怎么能避免讓國家、知識分子、殖民者或者媒體這種上層視角替普通人說話的情況？

董玥

董玥借由胡簫白對南京莫愁湖的研究給出了回應。她認為，莫愁湖的傳說不僅僅是文人的虛構，它為普通民眾提供了一種超越個人的、普遍的情感連結。關乎“中心”與“邊緣”的矛盾，她深刻地指出，邊緣往往是某種權力框架人為創造出來的，而非自然生長的結果。因此，在很多情況下，統一的城市敘事并不必然排斥個體，它可以成為個體經驗的某種集合，而不必通過界定身份的高低來割裂歷史。她援引著名英國史學家E.H.卡爾（Edward Hallett Carr）的《歷史是什么？》（What is History）中的觀點，“是歷史學家把歷史變成歷史”，強調歷史學家可以在寫作時選擇面對過去真實存在的人，應忠于歷史與現實之間的“對話”關系。這意味著研究者需要穿透史料的迷霧，去尋找那些被上層視角遮蔽的庶民痕跡。

針對“中心”“邊緣”的二元性，胡簫白總結道，這種“中心”與“邊緣”的相對性，本質上是被國家層面的權力關系所形塑的。歷史學家的使命，不僅在于描述這些關系，更在于將眼光拉長、拉遠，超越被形塑的相對概念，去捕捉那些在權力縫隙中閃爍的、屬于普通人的真實生活圖景。這種視角，不僅是對城市史研究的擴容，更是對歷史學人文關懷的某種回歸。

重寫國家：城市敘事的影響力

董玥的作品關注二十世紀早期北京的演變，而宋念申筆下的西塔亦是清王朝、日本殖民者等種種權力糾纏的地區。胡簫白由此提問，對城市史的書寫是否會影響或是抵抗國家層面的宏大敘事？從城市視角展開的歷史是否給予大家一個全新的理解歷史的路徑？

董玥首先從“情緒”與“城市經驗”切入，指出現代城市生活與人的情感結構密切相關。古代社會并非沒有情感，但現代城市中的“喜歡”“幸福”“快樂”等表達方式，已經成為人們評價城市的重要標準。所謂“喜歡一個城市”，實際上是在評價人在其中的生活體驗與情緒狀態，而這種情緒又深受空間與時間結構的塑造。例如，北京年輕人通勤時間漫長，每天數小時耗費于地鐵與交通，這種現代都市空間安排本身便會深刻影響人的情緒感受。因此，城市史不僅是空間史，更是關于現代人感知結構與生活體驗的歷史。

在這一基礎上，董玥進一步回應“城市史能否改變國家史敘事”的問題。她認為，城市史確實具有改變宏大歷史敘事的可能，但前提在于研究者如何提出問題。單純地“一城一史”式書寫，很容易滑向地方志式的碎片化敘述，缺乏真正的史學意義。關鍵并不在于研究對象大小，而在于研究能否回應更大的歷史問題。例如，她自己的北京研究，真正關心的是“中國現代性”的問題。傳統現代化敘事往往只關注“光亮的一面”——鐵路、公路、工業、軍隊、國家能力的增強；而城市史、社會史與文化史，則試圖轉向“被遮蔽的一面”，即現代化過程中普通人的感受、代價與失語的經驗。董玥用“照片中的陽光與陰影”作比喻，說明歷史書寫實際上取決于觀察者選擇注視什么。過去的國家敘事強調國家建設的成果，而城市史則關注這種建設過程中誰被犧牲、誰又承受了代價。例如城市建設中的污染、噪音、拆遷與生活環境變化，在過去常常被視為發展過程中理所當然的成本，但今天人們對“干凈空間”“宜居環境”的期待，本身就是城市意識變化的體現。因此，城市史不僅是在補充歷史細節，更是在改變人們對于“什么才是歷史重要內容”的理解。以此，城市史能夠造成國家敘事的重構，前提是研究必須置于大語境中。面對日常性的現象時，歷史學家需洞察其背后的人文、社會運行乃至制度因素。只有兼顧問題的正反面，城市史研究才能有效彌補以往宏觀敘事的不足。

宋念申

宋念申則從“時間”與“國家敘事”的角度深化了這一問題。他指出，中國許多地方志的歷史分期，其實都遵循國家敘事所規定的重要時間節點：1840年、1895年、1911年、1937年、1949年等等。這些節點背后實際上對應著北京、廣州、南京等全國性或地區性中心的歷史經驗。然而，這些時間節點對于不同城市的意義并不相同。例如，1840年鴉片戰爭對于廣州意義重大，但對于西安居民而言，未必構成切身的歷史分水嶺。東北城市的歷史經驗更能說明這一問題，1912年清帝退位在國家敘事中是重大轉折，但在東北地區，趙爾巽為首的地方統治精英和治理結構基本延續了下來，地方社會并未發生劇烈變化。由此可見，國家歷史中的“重大時刻”，并不一定能夠完全對應地方社會的真實生活節奏。

因此，城市史的重要性，在于它能夠提供另一套時間邏輯與歷史感知方式。宋念申強調，城市史并非一定要“否定”國家敘事，而更多是在“豐富”它。國家史提供的是一種宏觀視角，而城市史則能夠讓歷史更加立體。例如，九一八事變在國家史中是民族危機與抗戰史的重要節點，但如果從沈陽城市生活角度觀察，則會發現更多微觀層面的變化。他舉例說，日本軍隊進入沈陽后，當地陪酒業與色情服務需求驟增，日本與朝鮮人經營的酒館營業額迅速上升。這種檔案材料讓人意識到，重大政治事件不僅改變國家命運，也會深刻改變普通人的消費、娛樂與生存方式。這樣的歷史書寫，并未否定國家敘事，而是使其更加具體、生動與復雜。

在討論過程中，兩位教授都特別強調了“記憶”與“遺忘”的關系。董玥指出，歷史時間并非單純的記憶積累，而是記憶與遺忘同時進行的過程。選擇記住些什么，也意味著選擇遺忘些什么。而城市空間中的物質遺跡，則成為連接時間與歷史的重要媒介。例如南京城墻之所以重要，不只是因為它是古跡，更因為人們行走其上時，會被迫意識到自身正置身于明代以來的歷史空間之中。空間因此成為時間的載體，城市中的城墻、碑刻、街道乃至老地名、社區里的老人們，都構成了“活的歷史記憶”。胡簫白指出，在更大的理論層面，兩位學者的表述其實都延續了“中心”與“邊緣”的問題探討。空間上，北京、上海等政治文化中心往往定義了國家敘事；而時間上，被記住的歷史構成“中心”，被遺忘的經驗則成為“邊緣”。城市史的重要意義，正是在于它能夠重新激活這些“邊緣”經驗。例如，董玥提到美國學者Bryna Goodman關于“五四運動”對上海的影響的研究，指出了它與北京學生運動不同的政治想象與社會動員方式。這種從上海出發的觀察，改變了人們對于“五四”僅僅屬于北京學生運動的單一理解，也展現了中國現代性的另一種可能；而賀蕭（Gail Hershatter）對陜西農民婦女記憶的研究，亦為我們理解中國近現代歷史提供了不同的視角。

總體而言，城市史并不是國家史的附庸，也不僅僅是地方性的補充材料。它通過空間、日常生活、情緒、記憶與地方經驗，重新打開了理解中國近現代歷史的方式。相較于單一的政治視角，城市史更強調普通人的感受、地方社會的時間節奏以及歷史經驗的多樣性。

話語中的城市：歷史敘述與文學表達

在討論城市史與國家敘事之后，三位學者的對話轉向了文學與歷史之關系的探討。胡簫白提醒在場聽眾去思考，文學究竟是歷史研究的證據、歷史想象力的來源，還是一種需要時刻警惕的文本建構？尤其是南京這樣的城市，其歷史感往往不僅來自現實空間，而且是長期由詩歌、記憶與文學想象共同塑造。在此方面，胡簫白首先向新近去世的漢學家宇文所安（Stephen Owen）致敬，他指出，宇文所安曾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到訪南京，他對南京的研究在當代有著恒久彌遠的意義。在名篇《地·金陵懷古》中，宇文所安將文學與南京的關系提升到了高度理論化的層次， “南京最迷人的地方，或許正在于它從來不是一座現實中的城市。它既是山川形勝之地，也是不斷被回望、被趕上、被重新書寫的文學空間。”“金陵懷古”也因此不只是面對廢墟的感傷，而是一種持續性的記憶生產過程。南京之所以成為“歷史之城”，并不是因為它單純擁有悠久歷史，而是因為它始終被文學與情感不斷重新書寫。胡簫白指出，這種由詩歌、情緒與歷史想象共同構成的“金陵”，實際上已經超越了現實地理空間本身，而成為一種詩性的歷史意象。

胡簫白

關于文學和城市歷史的關系，宋念申首先從歷史敘事的角度回應。他強調，歷史寫作與文學寫作在根本上都屬于“敘事”。歷史并不只是理論與概念的堆砌，更需要講述故事的能力。尤其是在涉及普通人日常經驗的歷史研究中，敘事性尤為重要。真正優秀的歷史作品，應當將理論關懷隱藏在敘事內部，即專業讀者能夠從故事中看出作者的問題意識與理論對話，而普通讀者則不會被艱澀的理論阻斷閱讀體驗。故好的歷史作品往往是敘事性強、具有現實關懷的。

進一步地，宋念申指出，文學材料與檔案材料之間其實并不存在高下之分。無論是詩歌、旅行文學、口述史，還是兒童作文、地方檔案，它們都可以成為理解城市經驗的“證據”。關鍵不在于材料是否“真實”，而在于研究者如何分析這些文本背后的社會語境、書寫目的與情感機制。他以自己的沈陽研究為例，說明自己在研究中同時使用檔案、口述、旅行文學與詩歌等多種材料，因為這些文本都屬于一種“社會化的記憶”。因此，歷史研究真正重要的，并不是簡單判斷材料“真”或“假”，而是分析是什么力量塑造了這種記憶，又是什么機制促使人們這般、而非那般講述過去？文學材料的重要性，也恰恰體現在這里——它能夠展現社會情緒、集體心理與城市經驗中那些難以量化、卻真實存在的部分。

董玥亦非常認可宋念申對文學材料的認識方式，而她更從自身的城市經驗進一步回應了文學與歷史的關系。她談到此次來到南京時，有人曾告訴她，“南京是一座陰氣很重的城市。”這句話讓她立刻聯想到“悲情城市”這一概念，這也使她意識到城市的歷史創傷會長期沉積在空間與情緒之中。城市空間中的“美”與“傷痕”往往是重疊存在的。人無法徹底“縫合”這種歷史創傷。南京不會因為“陰氣重”而停止生活。人們既不能簡單遺忘歷史，也無法完全消除創傷與現實之間的裂痕。因此，真正重要的不是強行完成一種“和解”，而是在承認歷史復雜性的前提下，以現在生活在這里的人們為中心，繼續前行。由此，董玥進一步談到文學的意義，即文學之所以重要，正在于它允許“不確定性”的存在。在董玥看來，無論是文學、歷史、繪畫還是音樂，本質上都是人類理解世界的方式。而優秀的文學之所以能夠打動人，恰恰因為它承認人與世界無法被完全控制的事實。她認為，當代社會常常試圖以一種絕對理性的方式掌控一切，但現實世界始終存在無法解釋的創傷、情緒與偶然性。文學的價值，正在于它尊重這種不確定性，并通過一個具體的“我”，讓這種不確定性獲得普遍性的情感共鳴。也正是在這一意義上，文學與歷史之間存在深刻共通性。董玥認為，處于后現代語境中的歷史學家，其實早已無法完全擺脫“敘述”的問題。我們寫作歷史時也需要意識到歷史事件不一定必然、不一定確定的性質。而且，歷史寫作本身也帶有視角、情感與某種程度上的“虛構性”。因此，歷史學家真正需要做的，并不是假裝自己完全客觀，而是意識到自身敘述中的“我”始終存在，并在此基礎上誠實地展開歷史書寫。

從敘事出發到材料運用和情緒體驗，三位學者圍繞文學與歷史的主題，給出了他們最深切與真實的研究、生活乃至生命體驗。而這種體驗不僅僅啟發了我們看待城市的視角，更帶來了一種深刻的哲學反思，并從中體悟到文學、歷史之于生命的價值和意義。

結語：在歷史與記憶的重疊處重審城市

在隨后的提問與互動環節中，現場聽眾展現出了極高的參與熱情。圍繞北京作為古都的歷史層累與現代轉型、城市經驗中的個體情感、AI寫作對歷史研究與學術生產方式的沖擊、大眾旅游熱潮對古典文化空間的重塑，以及鄉村記憶研究長期被忽視等問題，聽眾與與談學者展開了持續而深入的交流。不同于傳統學術講座中單向度的知識輸出，此次對談更像是一場不斷延展的思想碰撞：從各自的城市史研究出發，三位學者不斷提醒聽眾，所謂“城市”，并不僅僅是地圖上的空間單位，更是由記憶、情緒、身體經驗與歷史敘述共同塑造的復雜場域。無論是北京作為帝都的歷史所承載的現代性焦慮，沈陽在殖民歷史與工業文明之間留下的復雜痕跡，還是南京在“金陵懷古”傳統中反復被召喚的歷史情感，都表明城市從來不僅是現實空間，更是時間與記憶持續沉積后的文化結構。一場關于城市歷史的討論，不斷回蕩著關于現代性、記憶、技術、情感乃至人的存在狀態的機鋒。以此，這場對話不僅是一次關于“城市”的學術深耕，更是一次關于在AI時代對在場感的堅持及對于“人”的重新發現的探討。正如對談所揭示的，城市史研究不應僅僅滿足于權威框架下的宏大敘事，而應像地質學家一般，在層累的廢墟與繁復的日常中，去打撈那些被遮蔽的生命個體，去體認那些在“中心”與“邊緣”之間震蕩的真實經驗。幾位學者深入淺出的回應，也使原本具有專業性的城市史議題，逐漸延伸至更廣闊的社會與文化層面。從歷史走向記憶，再從記憶重返歷史，學者們的觀察與思考不僅豐富了我們對中國現代性路徑的理解，更賦予了我們一種審視生活之地的敏銳眼光——在流動的城市景觀中，尋找那些恒久的、關于人類共性的回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