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 許紀霖 劉擎 朱大可：移動互聯網時代的閱讀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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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動互聯網時代，許多年輕人習慣了看手機、刷視頻、看短劇，一個新的視頻時代到來了，文字時代正在式微。那么，這樣一個時代，讀紙質書還有用嗎，還有什么特殊的價值與意義？2014年8月14日，在上海書展之際，華東師范大學-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現代中國與世界聯合研究中心邀請了知名文化評論家梁文道先生、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許紀霖教授、華東師范大學政治學系劉擎教授與同濟大學中文系朱大可教授，在華東師范大學中北校區科學會堂，共同分享他們的閱讀經驗與思考。對話的主題是許多當代人所面對的共同苦惱：在移動互聯網時代，還要不要讀書？如何讀書？

本文摘自《此心安處是吾鄉：AI時代的文化認同》（浙江人民出版社，2026.04），學人Scholar經授權發布。

01

父與子兩代人的閱讀習慣

梁文道：各位朋友晚上好！很高興今天又來到華東師范大學跟大家見面。我們剛剛還在聊，我們的組合有一點兒問題，就是我們臺上四個人太老了。雖然也不會完全排斥電子閱讀、手機閱讀，但是我們更多還是傾向于混合型的閱讀。我們很想找一些更極端的人，比如說一些完全抗拒紙本書以外閱讀的朋友，或者說一些完全不碰紙張的人。但是很可惜，時間有限，我們沒有找到。

這樣一個結果，很可能也反映了我們今天這個時代的閱讀狀況：我們都在一個混合狀態、混合生態系里面閱讀，它也許仍然是很傳統的紙本閱讀，也許已經是手機閱讀，或者你還可以想象到的任何其他種類的閱讀。

在這么一個混合的情況下，我們要談的話題，是過去這么多年來已經有太多人談過的話題，比如說很多人會把這種話題當成是兩者對立的問題，是紙本書對立于電子閱讀。何者會生存下去，何者會死亡？我們每次談到這個問題，總難免往這個方向上面引、靠。但是，一旦如此，你就會發現里面談的所有問題都不是新問題了。

比如說，我曾經看到過有很多人講，我們今天的人，由于拋棄了紙本書，只用手機看東西，或者干脆不看書了，所以人類閱讀文字的能力已經下降了。書消失了，文明也就消失了。同樣的這番話，其實在印刷術剛剛出現的時候，就有人這么批評過。因為他們認為大家不再看手抄的書了，那文明就會滅亡。后來到了印刷術興起，17 世紀英國開始流行小報之后，英國有一些文豪又慨嘆文明要滅亡了。后來到了 19 世紀、20 世紀的時候，這類論調就更多了。比如說收音機來了、電話來了、電影來了、電視來了，每一次一種新技術的誕生都會有人慨嘆，大家以后不讀書了，書完蛋了，而且文明也都要滅亡了。

可想而知，我們今天面對的這個時代，我們談的這個問題，早就已經以不同的形式被人類談過幾百年了。那么我們是否能夠不要重復那樣的討論？是否能夠看到其他的可能呢？我想這就是許紀霖老師他們發起今天晚上這樣一個討論的原因之一。

許紀霖：我在想一個問題，現在怎么區分“父與子”兩代人，兩代人的文化特征是什么。我發現從閱讀的角度而言，現在有一個最好的區分方式。父親對兒子說，報紙上面有一篇好文章，你去讀一下吧。兒子說，好，我上網去讀。然后兒子向父親介紹說，網上有一篇好文章，你一定要看。父親說，你幫我打印下來，我再來讀。我發現這就是典型的今天的“父與子”，在閱讀習慣上面的差別。

我一直在想，讀印刷的文字和在電腦上面看到的文字，還有今天在年輕人那里非常流行的手機閱讀，究竟有什么區別呢？我想從我的體會來說起吧。

差不多在 40 歲之前，我看的全都是書本，是一個標準的“書本族”。然后自以為的不惑之年以后卻有惑了，因為電腦出現了。電腦剛出現時，我也是習慣將好文章打印下來讀。記得2000年我在新加坡國立大學訪問，每天坐在辦公室，在電腦里搜索文章，看到好的就用打印機打出來，差點將他們的打印機打壞了！

但是，人是會被改造的。我慢慢也開始習慣電腦閱讀，不再習慣紙本。因為電腦上同樣可以做各種標記、劃重點。最重要的是，電子文本特別方便保存和分類。以前好多打下來的文章，管理成本很高。上海房價這么貴，現在是書買得起，房子買不起。今天晚上，在我們十里之外的上海書展，據說人山人海，我真為他們發愁，不知道他們是去追星還是去買書，買書以后，買得起房子嗎？

今天不知道有沒有報社來的同志，特別是《東方早報》的同志。我要很遺憾地告訴你們，我前幾年給《東方早報》做過一個廣告詞：“比早餐更重要的，是讀 《東方早報》。”可我今天已經不看 《東方早報》 了，因為我現在習慣在網上看報紙、看文章。所以，我發現也就這幾年工夫，我被改造了，改造成了一個“電腦族”。

也就這兩年，隨著手機出現，我最開始用個頭小小的手機，小三星，3.5 寸的。那個時候我覺得，手機只要能打電話、發短信就可以了。慢慢有越來越多的朋友，特別是學生，開始用微信。我突然感覺到好像咱們也不能太落伍，特別是在大學教書的，一定要向學生們看齊，于是開始用微信。現在我終于發現，好文章都在微信里面。

微博，看不到好文章，只看得到新聞，好文章都在微信里。我慢慢又變成一個“手機族”。而且，手機幾乎 24 小時在身邊，每一分鐘都離不開它，上廁所都得帶著，怕漏看了什么。不知不覺，我自己又變成這樣一個“手機族”了！

但是，我現在不管看電腦，還是看手機，都有一種強烈的恐懼，那就是我變得沒有讀書的時間了。我現在規定自己，手機只能在垃圾時間看，電腦每天晚上用一個小時，不能超時。留下來的時間干什么呢？就是讀書，還得回過頭來讀書。這個書，以前沒有覺得讀書多么有滋味，現在成了一個“電腦族”“手機族”以后，我終于發現原來讀書是很“高大上”的，讀的時候有一種很強烈的自我滿足感。捧著一本書看和對著電腦屏幕或者看著像火柴盒大小的手機，感受是完全不一樣的。

《此心安處是吾鄉：AI時代的文化認同》

作者 許紀霖 劉擎等

浙江人民出版社，2026.04

朱大可：剛才紀霖講他是“三棲”，其實我們都是“三棲”，既是“書本族”，又是“電腦族”，還是“手機族”。而且我是這樣的，對讀書我是很狂熱的。“文化大革命”后期，大量的書從私人家里流出來，我們就開始在小圈子里面拼命閱讀，閱讀的速度奇快無比。

我經常會舉一個例子就是，晚上 8 點鐘，把書送來，第二天早上 8 點鐘拿走。《基度山恩仇記》或者是 《約翰·克利斯朵夫》，四卷本，你必須用 12 個小時，在很昏暗的環境中——那時候電力不足，燈一直在閃爍——把書讀完。就是那個時候，我養成了一種極其瘋狂的讀書方式，就是快速閱讀，讀完后再回過來看細節，用那種方式能夠解決問題。后來看武俠小說，再厚的金庸小說，絕對不會過夜的，看得太快了，一會兒就看完了，就會有一種沒有書看的空虛。速度太快了，這是“文化大革命”硬逼出來的技巧。

上大學的時候，我跟你們講，我就是“逃課族”。逃到哪里？逃到圖書館。兩個圖書館，一個是學校圖書館，一個是我們家對面的盧灣區圖書館。干什么？不停借書。圖書館里面那個負責圖書借閱的女孩很煩我，因為我一去，她就要不停地上架，不停地拿書。那個時候書架不是開放的，必須一本一本，按秩序填好單子，然后交給她，她到庫里面找，找到了，再拿出來給我。但我很快就看完了，于是她就忙死了。她每次看見我就露出非常厭煩和痛苦的表情。所以，我是帶著極其強烈的歉疚感在那里看書的，這個經歷你們應該沒有過。

這種情況到了什么時候才改變？到了 20 世紀 90 年代初期。那個時候，“286 電腦” 開始出現了，我可以說是上海比較早用金山 WPS 寫作的。我的 《流氓的精神分析》，就是第一篇非手稿型作品。寫完以后我就去了澳大利亞，又在那里做媒體。那個時候真的就進入互聯網了，完全使用 e-mail 工作，還用電腦來編報紙，那好像是 1993 年、1994 年的時候。我算是比較早進入“電腦族”行列的，而且工作上完全依賴電腦，所以電腦玩得很熟。

回國以后，我又創辦了文化先鋒網站。紀霖是搞了“世紀沙龍”。當時我們這個網站，可以說在中國知識界是比較有影響力的。當然最后的下場就不說了。但是這個過程促使我們比較早地進入“電腦族”行列。

最后是手機，不用說了，現在你看，你們在拍我，我也拍你們，我一點兒都不客氣，就是大家對拍。它確實很方便，隨時可以把信息傳遞出去。我自己有一個公眾賬號，用了我原來網站的名字，叫作“文化先鋒”，把一些文章在那里發出來。同時我在微博上面發長微博，也在博客上面發，三位一體。基本上文章都是這樣做的。

通過這種方式，我們充分利用了今天這個傳播渠道來跟公眾進行資訊的分享和交流，這是我個人的經驗。從這個經驗你可以看到，其實我們這一代是親歷者，我們越過了三個不同的階段。紀霖是重新回到讀書的那個狀態，我現在是比較平分這三個狀態的。我覺得現在有一個很大的問題是，當時微博出現的時候，我們覺得很恐懼，因為 140 個字會把人的思維完全切斷。西方科學家的研究認為，微博會使人“腦殘”，因為它不是一個完整的線性邏輯推進和追問的過程，而只是一個簡單的結論。這個東西會把人的思維碎片化，而且這是不可逆轉的創傷，就是說，你一旦“腦殘”了，就毀了，根本無法治愈。

后來出現了微信以后，我覺得至少在物理上面，這個狀況有所改善，因為微信通過朋友圈開始出現了一些比較長的文章。這些長文章相對來說，是有邏輯推進的，是有證據鏈供應的。這使得你看一個東西，來龍去脈是清晰的。在這種情況下，事情好像有了某種轉機。這就是我現在對互聯網數碼工具的基本看法。

朱大可

劉擎：紀霖比我大幾歲，他總是比我走在前面。我也可以談談書的體驗，我小時候住在一個師范大學里，有一個小伙伴，他媽媽是圖書管理員。但那是“文化大革命”時期，圖書館已經封了。有一年暑假，他把媽媽的鑰匙偷出來，然后我跟我弟弟就進入了一個對我們來說是巨大的、塵封已久的圖書館。館內都是“文化大革命”之前的書，還有很多雜志，各種各樣。

我記得一本書叫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體系》，因為進去以后門口就這樣一本書。后來我就對戲劇有了興趣，學習了所謂的體驗派戲劇。那時候真的不知道世界上有這么多書，其實那個師范學校的圖書館沒有多大，但是由于這個小伙伴的關系，我們那時候，在 1975 年、1976 年，就接觸到了“文化大革命”之前的讀物，這是一個經驗。

當然到最后上大學后，大家都要讀書。對我們來說，那時候敘述方式、閱讀方式沒有什么大的變化。對我來說最具沖擊的是，我剛剛要在國內買“286 電腦”的時候，就出國了，那是1991 年。那時候，我記得長城牌電腦要 18000 元一臺，那是很貴的。出國以后就完全進入了一個以電腦為主的生活。閱讀主要還是在圖書館，先在美國大概待了八九年，后到香港中文大學三年。

我的閱讀體驗，大概跟紀霖差不多。在世紀之交的時候，網絡文章開始越來越多。美國、歐洲著名的大報和大的刊物都逐漸開始有了自己的網絡版，以前它們都是紙質的，像 《大西洋評論》什么的，都開始出現了網絡版，現在幾乎所有著名的刊物都有自己的網絡版，而你在海外是最容易看到網絡版的。后來，比如 《新左派評論》 的文章，都讓大家免費看。所以，我就在網上、在電腦上閱讀長的理論文章，一開始其實不太適應，覺得還是拿一本書舒服。后來發現在網上閱讀有兩個好處：第一，轉發給朋友很容易；第二，做筆記很容易。以前看書要畫線，我這人有一點潔癖，畫線老是畫不直，小時候就拿一個尺在下面抵著畫線。后來發現網絡文本可以用高亮功能畫線，很方便。有好多軟件，比如說Adobe的閱讀器，你可以在PDF文件上自己做批注。

我慢慢適應了在網上閱讀，連續兩三個小時讀一篇長的理論文章，這實際上和讀書已經差不多了。所以，我的經驗，特別是在香港中文大學，2000 年到 2003 年那一段，我就開始這樣讀文章。后來，大家知道，有個網站可以大量下載英文學術書，再后來那個網站被關掉了。有人說，這個網站的關閉和當年亞歷山大圖書館被燒的損失差不多。所幸的是，我有一個朋友，特別能夠搞來這些書，他下載了 6000 本，都是跟我關注領域有關的書籍，主要是政治哲學和思想史的學術著作，而且做了編目。他就用光盤，把那6000本書全復制給我了。

后來習慣了，覺得在電腦上讀書不是一個特別大的負擔。當然顯示器是很重要的，于是用 12000 元買了一個 32 寸的顯示器，讓字可以放得非常大。現在有特別好的閱讀軟件，亮度、色彩，還有翻頁功能，有時候像真的書一樣。所以，我現在外文書的主要閱讀是在電腦上面。外文書的購買比較麻煩，也比較貴。中文書還是看紙質的比較多。

我的微博、微信都是跟在紀霖之后。他玩得很興奮了，強烈推薦給我，我才開始使用。但我剛剛開始玩微博的時候，他又說現在是微信好玩，我又拒絕了很長時間。我怕跟著這種潮流。他年齡比我大，但心態比我更年輕，我怕被他們拉著走，有一點兒抗拒。后來有一次出國，我為了方便聯系注冊了微信。微信的訂閱也是他推薦給我的，能看他轉發的東西。我現在也開始在微信上讀東西，但確實有一個麻煩：時間的碎片化。

所以，我的閱讀主要還是在電腦上面。報紙真的不太看了，因為微信上可以看到很多新聞。每天早上起來不是讀 《東方早報》，是讀澎湃新聞。訂閱了以后，不僅是早餐，午餐之后也要讀，因為每天的更新量太大了。我特別喜歡看他們的思想立場什么的，早餐和中餐都把澎湃新聞當佐料，但也發現時間不夠。我們家大概有六種報紙，都是送的，現在直接給阿姨，基本上不太看報紙了。大概這也就是我的經驗吧。

梁文道：我不像你們那么先進，我不用微信，也不用微博，我在香港住，也不用 Facebook，也不用推特，電郵是好幾天、有時候一個月看一次，手機一天只開幾小時。我常常是大半個月、一個月集中回復一次電郵。我要專門找一個時間出來，要不然我會覺得時間不夠用。另外，我連寫稿也還在用手寫。但是我已經算是很先進了，因為我去年、前年學懂了，寫完了稿子可以用手機拍照，然后傳給編輯。以前要發傳真，但他們現在很少用傳真。

我想說的是，我們剛才講了這么多的經驗，但我總在想物質跟物質本身的關系。舉一個例子，我小時候在臺灣念書，我念臺灣的徐匯中學。臺灣的徐匯中學是天主教耶穌會的學校，三年我都住宿舍，而且是住在神父的宿舍，因為那時候我想當神父，我去做修身。所以，我的哲學啟蒙是在修道院完成的，是一個人跟一個師傅。我的神師那時候指導我看 《懺悔錄》，是奧古斯丁的《懺悔錄》。奧古斯丁 《懺悔錄》 第八卷里面有很有名的一段話，那段話其實就是奧古斯丁終于徹底皈依的一個經驗。

他的經驗是這樣的：他當時坐在一棵無花果樹下面，百無聊賴，但是心里面充滿了焦慮。他問自己，我什么時候可以終結這個充滿罪惡的生活，我什么時候才能徹底地讓自己清晰？明天嗎？明天嗎？還是明天嗎？明天到什么時候才是明天？我為什么總是要拖？就是他一方面很懶，覺得明天洗心革面吧，但另一方面又為自己這種日復一日的拖延感到內疚。

他說，他旁邊果園的一間房子里面傳來小孩的聲音，那個小孩在唱歌。唱什么呢？唱的內容其實就一句話，反反復復：“拿起它，拿起它，趕快讀，趕快讀。”這是什么？原來他帶了一本《圣經》 出來，坐在無花果樹下，聽那個小孩唱歌。他后來覺得那是一個神秘經驗，有一點像天使告訴他，你趕快看這本書，就在你手邊，拿起來就是。于是他拿起來開始看，他隨便翻了一頁，又翻了一頁，看到一句話之后就恍然大悟，到后來非常震撼，把書合上，出來看到自己朋友就說，我再也不會回頭。奧古斯丁后來出家做了神父，再后來當了主教。

這是宗教史上面很有名的例子，但我好奇的是什么？我為什么忽然講到這么遠的事？因為這是4世紀左右的事，那個時候是奧古斯丁的時代。請注意他說拿起來，你手邊就有一本書，然后他說他是翻書。我想說的是什么？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轉折時期，它的意義不亞于我們今天這個閱讀轉折時期。這是一個人類，至少是西方的閱讀從卷軸邁向冊頁的時代，正好是在奧古斯丁那個時期，羅馬后期完成的。

首先，卷軸不可能被帶到無花果樹下讓你那么輕松地坐在那兒看，只有冊頁的書才能夠帶著到處跑，可移動，可攜帶；其次，只有冊頁的書能翻，卷軸是不能翻的。所以，卷軸閱讀有一個天然的問題。古代的閱讀跟我們今天所知道的閱讀不一樣，今天的人讀書，比如說像朱老師剛才講的，那種翻書速度只有冊頁能幫你完成，卷軸不可能的。卷軸你要怎么翻？你想想看，如果是一部《神雕俠侶》，四冊的《神雕俠侶》，變成卷軸，那得多少卷？而且你卷不了那么快，翻不了。翻書可以隨便翻到某一頁。

所以，奧古斯丁那個轉化很有意思，他是隨便翻到一段，打動了他。他這整個故事，早半個世紀都不可能出現，因為還是卷軸時代。

我想說的是，那本書是什么樣的載體、什么樣的物質，也決定了你的身體跟它的姿態是什么，身體跟它的關系是怎樣的。這是我們文明的物質面。而這個物質面會反過來影響我們所謂的內容。我們平常以為內容是不變的，好比 6000 冊政治哲學書，拷貝到光碟還是 6000 冊。理論上面是這樣，但是我總有一點兒懷疑，真的嗎？真的一點兒變化都沒有嗎？難道這個物質的變化真的不起任何作用嗎？我覺得是有作用的。

比如說我們會發現，中國的文學也有一個轉變的階段，差不多在漢代以前，文字相對是非常精簡的，其中一個主要的原因很可能是因為他們用竹簡。當你用竹簡的時候，閱讀跟寫作都很困難，都不容易。因為成本很高，所以你要節省每個字。但是當到了布帛、到了紙張流行之后，就不一樣了，字就開始多起來了。所以，那個物質形式絕對會反過來制約你的。

所以，我覺得像剛才許老師提到，微博或者微信會不會對人有影響，或者朱老師剛才提到，會不會讓人變成不可逆轉的“腦殘”？我覺得是有影響的，那個物理空間，能放多少字，怎么放，我們在什么樣的環境下閱讀，我們跟這個物之間的關系，應該是會受影響的。

02

書為什么有神圣性？

朱大可：思想的這種作用，我想起一個中國的例子，就是在漢代，儒家的傳承是依靠口傳的。我們今天講三種介質，其實還有一種介質沒有講，就是在書本之前還有一個口傳時期，它依靠我們的口舌。這個口傳時期，在中國被大大延長，是因為秦始皇的緣故，大量的書被燒掉，很多戰國的典籍是要靠口傳來完成的。所以，當時孔子編訂的《春秋》是通過背誦傳承的，通常是某個家族掌握了某本典籍的秘本，然后開始秘密傳授。

最典型的就是 《公羊傳》 的例子。公羊這個家族把 《春秋》傳下來，傳到了漢代，搞得無限神秘。因為只有他家有這個東西，秘不外傳，民眾是不可能知道的。董仲舒傳授的時候，甚至躲在一個帳子后面，學生們連導師的人都看不見，搞這種極度的神秘主義。那個時候，儒家喜歡通過這種知識壟斷來達到他們的目的。

現在有一些搞國學的人也在玩這種把戲。這個手法非常高級，用反傳播和故作神秘的方式，來提升權威性，也就是通常說的“造魅”。

另一個是與此相反的例子，古登堡印刷術出現以后的一個例子。古登堡印刷術出現以后，就有了第一部拉丁文的 《圣經》。再過 50 年，維滕堡大學的神學教授路德，世界上第一個宗教改革家，貼了一張大字報在教堂門口，然后還印刷成小冊子，到處散發，在這種情況下，又翻譯了德文版的 《圣經》。這就把 《圣經》從原來教會壟斷的那種狀態里徹底解放出來，每個教徒都可以自由購買和閱讀 《圣經》。于是，這個關于 《圣經》 知識的壟斷體系，被徹底打破了。這是一個具有革命性意義的事件。整個歐洲后來的啟蒙也好，文藝復興也好，跟這個事件都有很大的關系，它是整個歐洲走向近現代的基礎。這就是圖書介質的重要性，在歷史上，它可以引發兩個完全不同的極端結果。

劉擎：剛才文道講的是知識的載體、樣式和知識之間的關系。麥克盧漢說過一句名言：“媒介即信息。”我們不要把內容和形式看作是割裂的，好像不管什么樣的形式，都不會影響形式中的內容。像麥克盧漢，還有他的后輩學者尼爾·波茲曼，《娛樂至死》和《童年的消逝》的作者，還有很多學者，都討論過新的傳播技術，印刷技術、電報、廣播和電視對整個傳媒和知識生產的沖擊，以及歷史變遷。

印刷出版帶來閱讀的平民化或者知識的民主化。其實新教改革的一個前提與印刷術也有關。“因信稱義”的意思是說，普通人通過直接讀 《圣經》，就可以講“信”是怎么回事。如果 《圣經》的教義只能由教會傳達，是神職人員的特權，甚至要躲在幔帳后面秘傳，那么普通人就永遠生活在一種知識特權的陰影之下，無法宣稱對教義的個人理解。但是，當每個人都可以直接面對《圣經》文本的時候，情況就大不相同了。這其實就是閱讀的“移動客戶端”的最初形態。每個人都有一個自己的終端，直接與文本聯結。這造成了知識民主化的趨勢，改變了話語權的結構。

尼爾·波茲曼專門講過一個問題，文字書寫與閱讀，和啟蒙時代的理性主義有一個結構性對位的關系。文本書寫要求線性的閱讀，然后遞進式的思考，有一個深度模式。但是后來的新興媒體，特別是電視，主要是大量的影像。波茲曼專門講過，影像要求的是怎么樣才能對你造成視覺沖擊。電視新聞報道必須有畫面，而且我們要畫面越來越多，節奏越來越快，最后，人們完全沒法接受長鏡頭的新聞。現在長鏡頭是非常藝術的東西，所謂文藝青年玩的東西。

好萊塢一部電影要 450 多個鏡頭。新聞也是跟著這個走，不然沒辦法抓住觀眾。新聞當然不是電影，但由于看電影的經驗塑造了你的觀賞習慣，如果新聞不那樣拍的話，你就會看不下去。所以，電視新聞很難呈現給你一個完整的理性思考的故事，而是碎片化的、感官沖擊強烈的敘事。所以，波茲曼認為，一方面大眾傳媒的興起，帶來了信息和知識的民主化，但是同時，另一方面，也在瓦解民主本身，因為民主是啟蒙理性主義的成果。如果大眾媒體正在瓦解啟蒙理性的基礎，顛覆啟蒙文化的理性思考基礎，民主就陷入了危機。

尼爾·波茲曼和我有過郵件往來，互聯網出現的時候他已經老了，但直到去世之前，他都一直非常關注互聯網的發展。他認為互聯網是新一波的知識民主化。雖然以前閱讀是民主化的，知識傳播已經沒辦法壟斷了，但有一個東西是壟斷的，那就是作者，知識生產還是壟斷的。所以在傳統的媒體，哪怕電視和廣播，都是所謂“one to many”的模式；寫作中心是單一的，閱讀是多樣的。但互聯網出現之后，特別是在微博時代，作者也是多樣的，發展為“many to many”的格局。許多人寫，許多人看。

所以，現在閱讀的移動客戶端，和剛才我說的印刷時代的“移動客戶端”不太一樣。印刷出版業發達的時候，西方有所謂的“口袋書”（portable），就是可以放在口袋里隨身攜帶的書，是“可以移動的”，可以隨身攜帶的。那時候我們的書還是一樣的。但現在，如果把每個人的手機看成一本書的話，每個人讀的書都是不一樣的，世界上再也沒有重樣的書了。這些變化的意義是很豐富的，對整個文化的沖擊和后果，我覺得還要進行更多的探討。

許紀霖：書這個東西，無論在歐洲還是在中國，最初都不是一般的物品，有很大的神圣性，不像今天一樣是所有人都能擁有的，而是一些比較高貴的人才能擁有的，甚至是一個身份標志。我這幾年最喜歡的電影是《朗讀者》。女主人與男孩有不倫之戀，其實是因為她崇拜書，但自己不識字，要男孩子為她讀書。文字對她來說，是神圣的。

中國也有這個傳統。讀書人過去在士農工商中排在前列，就是“貴族”，叫你“讀書人”，那就不一樣。書不是一般人能夠讀的，有身份的、有文化的、有教養的，這才叫“讀書人”。所以過去對“讀書人”有很高的道德要求，這在當時是有道理的。今天，當書籍變得普羅化、大眾化，人手一冊，但是每個人的書是不一樣的話，就失去了它原來的神圣性。它成為一個消費品，甚至變得民粹化了，已經失去了原來的意義。當我們在面對它的時候，這個書本對你已沒有一種神秘感，一種讓你敬畏的東西。“讀書人”已經不再具有某種特別的符號意義了。

我現在對書還是有一種敬畏感，特別是好書、經典的書。但是這種經典的東西一旦在電腦上面呈現，我的感覺就沒有了。為什么叫作“瀏覽器”？在電腦上面看書，實際上是以瀏覽的方式，不會一個字一個字地看。今天在手機上面看微信中的文章，基本是掃描式的，一目十行式的，把它最主要的幾個關鍵詞抓住，就行了。看微信文章，好像總是有一條惡狗在后面追趕，要趕快看掉，否則就覺得太浪費時間了。

如果看到一本電子書是好的，我一定要去買一本紙質書來，因為感覺不一樣。我覺得只有面對那本紙質的書，自己的心靈才能安靜下來，才覺得可以和它進行很安寧的心靈的對話，一個字一個字地品味，慢慢去欣賞。

北京有一個教授太厲害了，每個月要讀 25 本書，我對他真是敬佩得五體投地。為什么？我發現他可能讀的都不是好書。我一旦發現一本好書，閱讀速度就突然變得慢下來了。不是一條惡狗在后面追趕，而是我覺得和它在共舞，慢慢地品味它。你喝好酒會牛飲嗎？不會，只會慢慢品，這才顯得你有品位。我越讀到好書，速度就會越慢，而且經常會停下來，腦子里會被它激發出很多想法，于是開始思考，開始寫筆記，這才是好書。我在電腦上閱讀的時候，很少能讀出這個感覺。

梁文道：我覺得很有意思，剛才許老師說仍然覺得有一些好書配得上用紙本書來看，或者至少要有紙本在手。我想很多人都有這種感覺，這種感覺很有美學性的價值，但是書的價值并不只是美學價值，這個美學價值是它種種價值之外最后殘留的東西。以前有各種的宗教價值、神圣價值，甚至在口傳時代，其實也有書。這里首先我們要談談書的定義到底是什么。傳統上我們的理解，書，很簡單，就是我有一堆紙，然后用兩張不一樣的紙把它們包住，中間那些東西跟它構成一個整體，而且必須是意義上自成一個體系的，叫作一本書。

我們今天的電子閱讀太容易被拆解，很多人也是拆解著來閱讀。這并不是一個很新鮮的事，因為在口傳年代，書也常常面臨這種被分裂的危機。由于口傳更難做到大規模傳布，就像朱老師講的，他的神圣感特別強。口傳時代，總是人跟人之間直接的相傳，而那個相傳是要講究關系的，甚至要有一個制度把他們制約起來。

比如，我們今天看到的佛經，大部分開頭都是“如是我聞”。佛經最早的源頭，在結集的時候，作為口述者，憑他過人的記憶力，記住了他在世尊旁邊30多年當侍者時，任何他說過的東西，而后一個一個背出來，然后其他 449 位羅漢在場見證：這是佛陀說的嗎？他真的會這么說嗎？從地理上面講、事實上面講，都推定無誤，大家都承認、接受了，好，這就成了一部經。在這種經的授受過程之中，要保證不被污染、不被遺忘、不會亂、不會崩裂，所以要有一個機構，一個傳統。比如說一群長老要很嚴格地捍衛它的完整性跟純凈性。口傳時代的“書”肯定是最有宗教價值、最神秘的。

梁文道

到了書本年代、冊頁年代，就開始不一樣了，但是書仍然很神圣。到了今天，我們剛才說的是一個最不神圣的時代，即便如此，我們仍然覺得紙本書是有美學色彩的。我們都說中國人是世界最早發明活字印刷的，但是為什么我們中國卻很晚才開始用活字來印刷書？明朝到清朝，大部分的書還是雕版印的，那是為什么呢？就是因為中國人太迷戀書的美學價值，活字印刷不好看，印出來的書太粗，不堪入目，只有整個雕版印才叫好看，所以就忽略了活字印刷的實用性。所以我覺得很有意思，每一種形式、載體，我們都賦予它一些不同的價值。

那么是不是現在，比如說將6000本政治哲學經典放進一張光碟，這些經典就貶值了，你就覺得再也不寶貴了，很不重要了，可以隨手扔了呢？我不知道。

03

四個“老男人”的閱讀經驗

問：請問各位老師，如果有一天沒有紙質書讀了，您是否還會一如既往地讀書、出書、寫書？

劉擎：正規的紙質出版物，如果被挑出一個錯誤，就覺得是專業意義上的失誤。就是說，我們對書有一個很高的要求，要保證盡可能精確無誤，這實際上是說它是有權威性的。作者 （author） 與權威性 （authority） 是同一個詞根。只有在作者不是任意的，是有門檻要求的時候，作者的作品才具有一定權威性。直到現在，紙質出版物的作者還是有相當的門檻。大家發現沒有，在網絡和手機上面讀文章，哪怕是很長的文章，我們都不太注意作者是誰。

在網絡上、在手機里，我可以在任何時刻中斷一次特定的閱讀，隨時轉到另一個文本或另一個頻道，對于文本權威性的要求已經降低了。也就是說，以作者為中心的時代已經漸漸遠去，我們進入了一個以讀者為中心的時代。從作者的主體性轉向了讀者的主體性。我們不再面對知識權威，或者至少我們不再分享共同的知識權威。這似乎意味著一種解放，但同時它也暗藏著危險。

啟蒙時代以后的自由和民主，這樣一些所謂進步主義的現代成就，一方面是打破了傳統的禁忌，但另一方面，我們仍然接受一個共同的權威，那就是啟蒙理性的原則。但現在這個原則可能已經破碎了，被碎片化了。如果沒有新興媒體，沒有網絡或手機閱讀，我們不可能隨時切換頻道、隨時中斷。我們傳統的書房里也可以有很多書，這本書不想讀了，也可以隨時換一本書。但是大家想想，不要小看在這里把這本書放下，再到書架上去拿另外一本書這個過程。這個過程只需要 30 秒或幾分鐘，但這和你只需要半秒鐘就能切換一個頁面，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語的。

有技術專家專門做過實驗，手機觸屏發明以后，功能界面切換的快多少、慢多少，對手機用戶的使用滿意度影響非常大，甚至相當大的程度上決定了你對這一部手機的態度。也就是，在物理意義上，當我們可以極為方便地換一本書、換一篇文章或者換一個作者的時候，特定作者和作品的權威性就下降了。這就轉變為以讀者為主體，就是以自我為主體。讀者的主體性是多樣的和多中心的，這意味著我們不再依賴某種共同原則和共同權威。這也就在生活的微觀經驗上帶來了一種后現代結構。后現代文化對啟蒙后的政治意味著什么？這在學術界有很多討論。有許多研究顯示，這對現代民主政治可能具有顛覆性。

回到剛才那個問題，紙質書可能最終會消失，表面上好像說只是書籍的一種傳統樣式消失了，書并沒有消失，我們有了電子書。但我確實要承認，當自己的電腦收藏了幾千本電子書，用幾秒鐘就可以隨時打開的時候，你很難專心致志地讀完一本書，或者要有很多理由才能讀完一本書。對于閱讀來說，這不是一個“忠貞不渝”的時代，而是一個“水性楊花”的時代。

劉擎

問：在移動互聯網時代，大量信息蜂擁而至，很多是相關媒體人在利益的驅動下制作的。作為年輕人的我們，一方面不甘于落伍，另一方面又想靜下心來，讀一些經典，靜心思考，但是最終很多時間花在了一些花里胡哨的東西上。請問各位老師可以給一些建議嗎？

許紀霖：下面坐了一位“騰訊·大家”的主編，剛才他發了一條微信，說麗娃河畔，四個老男人談閱讀。潛臺詞就是說，你們早就已經 out 了，還談什么閱讀？我們這四位一唱一和，實際上都是一些“反革命”，懷舊，談來談去都是一些所謂書本閱讀的經驗。那么一場新的閱讀革命在哪里呢？

我覺得，如果讓年輕人坐在這個位置上，他們大概會是完全不同的一個看法。因為他們生長在一個網絡閱讀的時代，他們是吃著這些營養長大的，不管你把它稱為什么。難道他們真的就是被毀掉的一代嗎？還是一場新的革命開始了？

我們剛才都說到近代啟蒙是開始于印刷革命。那場革命最初也被很多人所抵制，覺得是一種墮落，用民族語言，不用高貴的拉丁文。但印刷革命是不可逆的，一場新的網絡革命也是如此。未來畢竟是年輕人的，不是我們的。他們會怎么想？未來會發生什么變化？我們總是用我們的閱讀經驗、人生經驗衡量一場新的革命，但這場革命真的這么糟嗎？

劉擎：我給許老師做一個診斷。他是有兩面性的，自己有一個內在的緊張。他剛剛說，看那些新聞總覺得趕緊要看完。我說你干什么要看呢？一方面他是受不了現在這個誘惑，但另一方面，他又有一個忠貞不渝的情結，認為讀書才是正事。為什么他要求每天只讀一小時的網絡文章，或者手機的微信文章要很快地看完，因為這些都是浮云，都是風花雪月。但是，他覺得自己的主體性還存在。所以他用所謂“高貴”“美好”“神圣”這些詞來修飾它。這說明他還在堅持一種主體性。我們是 20 世紀 80 年代新啟蒙的一代，對主體性有迷戀。

但紀霖有一種開放的態度，他要問這個東西到底有多壞，我們真的說不出來。但可以有一個分析，就是我剛才講到的，所謂讀者中心主義的時代，多多少少就是讀者有一個虛構的主體性，或者說幻想的主體性。就是說大家覺得現在的閱讀可以隨便讓我自己來選，好像是“我的地盤我做主”，因為沒有一本書是非讀不可的。

但是你發現，當你獲得這樣一種主體性感受的時候，你實際上更多讀的是那種“快樂”的東西。這個“快樂”特別有意思，跟真善美都可以脫鉤的。以前我們閱讀的快樂，至少跟真善美之一有關系。比如說讀科學，我發現了一個真的東西，我認知提高了，或者感受到美了；或者是奧古斯丁那種書，甚至讀得深了，我就皈依了，跟善有關系。

現在有一個獨立于真善美之外的“快樂”，跟真善美無關的“快樂”。那是什么東西？那就是現在大家說的“爽”。爽，有一個特點，得到的時候就失去了。也就是說，它要永遠不斷地到來，同時不斷地流逝，最后是落花流水。這是一種欲壑難填的狀態，永遠在欲望之河中流動；好像有了主體性，但這種主體性被各種碎片化的閱讀不斷造就，同時被不斷肢解。這是破碎的主體性、破碎的自我掌控的幻覺，實際上是被支配，受制于那些能讓自己更爽的信息。一方面，我們處在一種自己做主的感覺 （幻覺） 之中；另一方面，又被所有那些能使你更爽的東西潛移默化地支配，始終處在一種焦慮當中。

我相信這是個問題。也許下一代閱讀革命就像當初的啟蒙一樣，或者就像宋詞剛剛出來，被喜歡唐詩的人嘲笑一樣。宋詞是當時的流行歌曲，現在成了古典文獻。那么，我們是不是帶著一種過于保守的舊眼光在看新事物，看待新技術革命帶來的新的文明方式呢？這個憂慮是不是一個保守派的自我負擔？

我覺得未必。因為這和認知結構有關，如果這個世界的政治和道德秩序還需要基本的認知的話，我們現在這樣一種閱讀習慣，會與我們期待的政治秩序和道德秩序所要求的認知結構相抵觸。除非我們想象有一種嶄新的，我們現在還不知道的“政治秩序”（或無序），否則兩者之間的沖突是嚴峻的問題，我們至少要有警覺和疑慮。

朱大可：應該這么說，四個老男人在這里談閱讀，其實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精神分裂，我們都是精神分裂的“病人”。在互聯網時代，我們面對的這種困境，很多人會有各種不同的策略來應對。有的人宣布我永遠不再用手機，當然這樣的人現在已經很少了。也有人這樣宣布說，我永遠不用微信，我永遠不上網，諸如此類，這樣的人很多。但是，他們也在悄悄改變。這是一種逃避的策略，顯示了他內在的焦慮，這個焦慮是他跟時代發生錯位的結果。他覺得這個時代的所有變化都是不正當的，是有問題的，是病態的，是一種退化。而他那種堅守，則符合他所想象的那個歷史的“烏托邦”的存在。

另外一種情況是，對任何新事物永遠給予熱烈的歡呼和擁抱。最近這一段時間，“大數據神話”出現了，大家都在普遍地流傳，幾乎所有人都在高談闊論“大數據”，仿佛這是一個新的“烏托邦”亮點。諸如此類，這就引發了一個雙重問題：一方面，無論是西方還是中國知識分子，比如剛剛去世的鮑德里亞，一直堅持對于這樣一個所謂擬像時代的批判。這種社會批判的傳統，是由法蘭克福學派開創，并一直堅持到今天的，包括對所謂現代性和后現代性，對符號資本主義或者資訊資本主義的批判和否定。鮑德里亞就很明確地表示，今天我們存在的狀態，是把歷史、今天、未來完全混淆了。另一方面，先碎片化，然后重新加以拼貼，也就是說，我們已經沒有記憶可言了。而沒有記憶，就意味著歷史的終結，同時也是知識分子的終結。剛才我們講到主體性的問題。原來，在整個的知識傳播鏈中，主體是知識分子；知識分子負責發出并傳播一種聲音，民眾是被動接受的。今天這種單向和單維的傳播方式已經結束。你們在互聯網上獲得的所有資訊，知識分子的思想只占其中很少的部分，大多數是民眾自發制造和傳播的，發動這個資訊傳播革命的主體發生了重大變化。

這變化究竟是歷史的終結，還是一個新的開始？就像胡風在 1949 年的詩所寫：“時間開始了！”是不是時間真的重新開始了？我們拭目以待。

劉擎：所謂主體性是說我明白自己是誰，明白想要什么，并且知道如何實現自己的人生目標。對這樣一幅圖景，我可以講出一個相對完整的故事。這是我理解的主體性，就是我對自己所處的世界，多多少少是有把握的。現在的主體性，所謂破碎的主體性，是每個時刻好像都在我的把握之中，我的每個瞬間，手指的每一次動作都是我發出的，但是當我放下手機以后，這個世界對我來說是不那么有把握的，是支離破碎的、模糊不清的。甚至對于我自己，都不能給出一個完整的敘事。

你現在問一個人，你到底是一個什么樣的人？有人說，“youare what you read”，你就是你閱讀的東西。但當你閱讀的東西如此之破碎，你還可能是完整的嗎？你可能要費半天口舌，結果還是說不清楚。這是一種新的主體，這種新的主體好像是一種無主體性的主體性，一種很矛盾的東西。其實這不需要用學術黑話來闡述，因為這和我們的日常經驗感受直接相關，就是我們對世界和對我們自己都不太有把握了。未來的文明形態到底會怎樣？我不知道。但是有一件事是可以確定的，就是當下這樣一種閱讀方式和大學培養目標是極端沖突的。

我的學生，甚至碩士生和博士生，現在都越來越不能夠閱讀。越年輕的學生，就越難以讀長文章和書。這對他們來說是很困難的事，是要克服一些障礙才能完成的事。除非我們以后的大學體系再也不需要寫十幾二十萬字的博士論文，就可以給你一個學位，或者把博士論文的要求變成上千條微博，否則學生就會越來越難完成學位的要求。他們會不會有一個新世界？我真不知道。

許紀霖：這個上千條微博，我已經看到了。我曾經多次參加上海某工科名校的博士論文答辯，我發現他們工科生寫出來的論文基本是我們說的 PPT。PPT 是一種文化，與之對應的論文就是一條一條的：1.1.1， 然后是1.1.2、1.1.3…… 再往后是2.1.1、2.1.2……看上去很有邏輯，但實際上一條與下一條之間沒有任何邏輯，是一種形式上的完整，我把它稱為“PPT 文化”。就像教科書上，這個問題的答案總共有五點，點與點之間是沒有邏輯關聯的，適合記憶和背誦。

是不是 21 世紀就是這樣呢？因為今天我們所看到的，微博、微信都充滿資訊。資訊是一條一條的，都是碎片化的存在，之間的邏輯要靠你自己去填補，彼此之間是沒有邏輯的。知識不一樣，知識一定是有體系的，是成一個邏輯的架構呈現給你的。今天年輕的一代，我發現他們更喜歡消費資訊。他們基本上是用一種資訊的方式來呈現他們的思想，但是背后缺乏整體的邏輯關系。這是一個碎片化的、缺乏世界觀的世界。

為什么要讀書？讀書實際上是要獲得知識，知識是有體系、有邏輯的。你們剛才大談主體性的人，我聽了一頭霧水。但是有一點我突然醒悟了，凡是有主體性的人，一定不是碎片化的存在，一定是一個有自身邏輯的主體。

許紀霖

梁文道：由于微博、微信用得多了，看得多了，所以最后博士論文就只像微博了。五年前的博士論文對他來講，也看不懂了，因為現在的博士生會認為太深、太長。很多人會慨嘆這是一種知識的墮落。所以我們會說，這是不對的，大家還是得看書才行。但坦白講，對這一點我非常悲觀。許老師，你剛才鼓勵大家還是得看書。我是從來不太鼓勵年輕人看書的，包括剛才那些問題，問你會給年輕人一些什么建議這樣的。我從來不給任何這種建議，我從來不建議年輕人干任何事。我沒有資格建議，而且我覺得建議了也沒有用。比如說我建議他們看書，你以為他們真會看嗎？他們才不看呢。問你拿書單，回去真的會一本一本找來看嗎？不會看的。

我常常會有一種感覺，我們就是最后一代讀書人了。我們熟悉的這個世界正逐漸在我們眼前崩潰，我們所熟知的人類文明已經開始遠去了。我甚至沒有什么價值判斷，我只是覺得那是我所熟悉、我所知道的東西，以后的人也許完全不認同，正如我也不能夠完全理解他們一樣。實體書店要關就關吧，沒人買書就沒人買書吧，我就看我自己的，我就寫我自己的，世界跟我根本沒有關系。就是在這個意義上講，世界跟我沒有關系。當大家能夠用上千條微博來交博士論文的時候，也許那是一種嶄新的知識，是我們過去不知道的。我們傳統的知識觀念是一個樹狀觀念，也許那時候真的會出現根芽狀的知識觀念，誰曉得呢？

問 如果說閱讀形式的革命已經到來，電子書必然成為大趨勢，那么我們如何更好地去適應或者說改善現在互聯網時代的閱讀呢？

劉擎：我想，這在根本上取決于你想要成為一個什么樣的人、一個怎樣的閱讀者。比如對許老師來說，他每天晚上會看看網絡和微信，但最終還是要回到他的書籍的世界。我自己的閱讀，無論是通過電子書還是紙質書，還是希望能成為有深度閱讀體驗的讀者。但如果你滿足于消費性的閱讀，隨波逐流就很輕松，而深度閱讀，在這個環境下有點逆流而上，就會有點累。

有時候我看到書架上的那些書，會有一種傷感。有一些書，就這么相遇過，但沒有真正閱讀過，在閱讀的計劃里要排到很后面，實際上，是永遠不會真正去讀的，這些是很好的書啊！這會帶給你一種很深的傷感。我們現在能夠占有的和我們實際能夠閱讀的，相差太大了。當然像大可這種有超凡閱讀能力的人除外。

對我來說，一個星期讀一本書是一個不慢的速度，就是一年讀50本書。但是你想象一下，現在出書的速度多快啊！

所謂改進要有一個參照，就是你想要成為什么樣的閱讀者。如果你就是想在各種讀物的大海里暢游，隨便讀，遇到什么就讀什么，那就永遠處在一個風花雪月的流動當中，不斷地相遇、不斷地遺忘、不斷地拋棄，這是一種閱讀方式，實際上是一種生活方式。但是，我們這一代人已經被歷史塑造了，已經有了深度閱讀的負擔了。我們想要成為什么樣的一個人，跟我們曾經是什么樣的一個人有非常大的關系，我們擺脫不了這個歷史。所以，對我個人而言，對網絡、微信一定要節制，否則會迷失自己。當然你可以說，迷失自己恰恰是我成為自己的一種方式，那我無話可說，只能說祝賀你，你碰到了一個好時代。

梁文道：劉擎老師剛才提到的狀況，我覺得是很多讀書人共有的一種狀態。這樣的一種狀態，其實在十八十九世紀，很多文人、思想家都寫過類似的問題，那個時候正好是歐洲的一種世界觀跟某種知識典范發展到最高峰的時候。那是什么呢？就是所謂的宇宙圖書館，或者普遍圖書館。大家可能看過一張很有名的畫，很縹緲、很壯觀的圖書館的大廳，三層樓的書架，無限地往地平線上延伸開去，那個就是啟蒙運動之后歐洲人想象中的未來的圖書館。對他們來講，圖書館是有分類的，圖書館的分類也就是世界的分類。假如書就是一個世界某個片段的摹本、一個縮影的話，那么當然一個圖書館就完好地代表了整個世界。

這曾經是一個人類知識史上很重要的觀念的隱喻，世界就該像圖書館，而圖書館里面所有的書就已經向我們展現了人類知識的邊界，當然也是無窮無盡。盡管這樣的圖書館也是無窮無盡的，盡管任何一個讀者走進去都會發現自己的渺小，都會覺得我不可能讀得完這些書。

但是，你會有一個什么感覺呢？你會敬畏于這樣的世界。圖書館是一個立體的三維空間，你會敬畏于它的崇高跟寬廣。你雖然讀不完這些書，但是你仍然覺得那個所謂讀不完的書，盡管好像是無限，那個量你還是能夠模模糊糊地在眼前感覺得到的。今天我們的知識結構，我們的知識隱喻已經變了，我們今天對知識總體的觀念的形象是二維的，是一個線性的或者平面的。當所有的知識都在電腦、在互聯網中的時候，沒有人能夠在視覺上再創造出這樣一個圖景出來。什么叫知識？你告訴我知識該是什么樣？人類知識的總和是什么？你畫不出來了。你沒有一個視覺形象的把握，只知道它無窮無盡，跟剛才我說的宇宙圖書館一樣無窮無盡。你不會覺得特別自卑，也不會特別憂傷，因為你知道人人都在這個無窮無盡的大海之中，大海多一點、少一點，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也不是一個太讓人難過的事。而有沒有這種感覺，是相當重要的。因為它決定了你對于資訊跟知識的某種情感上的態度。

最后我想講講身為寫作者的重要性。我們臺上四位都是寫作的人，我常常感覺到最近幾年的電子社交媒體的發達，對于寫作的人來講影響太大了，尤其對于寫評論的人。我目睹很多朋友，他們因為社交媒體互動的原因，比如粉絲說他好或者罵他，逐步改變了寫作的立場與原則，但立場轉變并不是深思熟慮的、經過批判反省的，而是不知不覺的，是受到了讀者或者粉絲“勾引”的轉變。

我們過去從來沒有遇到過這樣的時代，作者跟讀者那樣的面對面。以前你寫一篇文章出來，報紙登出來，什么口碑很好，影響很大，那都是虛的。沒有人知道那些人是誰，在哪里，你看不見。直到有一天，他坐飛機，坐在你的“隔壁”，你發現他是你的讀者。但是今天不用這樣，今天這些讀者，轉發多少、點贊多少，留了什么意見，立刻看得見。這樣的讀者是立即集體性地出現。我覺得對一個寫作的人，這是一個很大的挑戰。讀者馬上在場，你耗得下去嗎？

假如曹雪芹今天活著，他要寫 《紅樓夢》，每天放一段在網上，寫到最后，說不定就會變成 《繁花》，或者色情版的 《紅樓夢》。比如說都第二十回了，怎么還沒搞過？讀者都不耐煩了。假如曹雪芹今天在網絡上寫，他的作品早就下線了，因為沒有人點擊了。

任何一個人，在今天這個時代寫作都很困難。我覺得尤其是知識分子、寫評論的人，面對著非常大的誘惑與挑戰。所以，你對寫作要有戒律，冷靜地看待你的作品與讀者的即刻反應之間的關系。你真的那么在乎他們嗎？請注意，我不是說不在乎，而是怎樣在乎，怎樣把握，我覺得非常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