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巴蜀大地,歷史悠久,文脈綿長。從《蜀王本紀》到《華陽國志》,從《蜀梼杌》到《蜀鑒》,歷代史家對巴蜀歷史的記載與研究從未間斷。為承繼前賢研究、力求創新探索,四川省地方志工作辦公室歷時多年,編著而成《四川簡史》,與常見的通史不同,本書將敘述重心放在歷代四川在經濟、社會和文化方面的突出成就與特點,它采用專題研究的方式,打破時代的限制,將一個歷史事件或一項主要成就的來龍去脈完整呈現,幫助讀者快速把握重點與特點。
本書的時間跨度從遠古一直延伸至2022年,地域范圍則明確界定為今日四川(1997年重慶直轄后的新四川)。在敘述1911年辛亥革命以前的歷史時,則沿用傳統四川的地理范圍。資料來源既有正史、方志、考古文物,也有近人研究成果和最新的政府工作報告,內容扎實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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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簡史》
秦漢至唐宋時期(九)
文化甲宇內
天下文宗
王國維說:“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學。楚之騷、漢之賦、六代之駢語、唐之詩、宋之詞、元之曲,皆所謂一代之文學,而后世莫能繼焉者也。”
“文宗自古出巴蜀”,巴蜀文宗之于漢賦、唐詩、宋詞,可謂既開風氣,又兼表率,甚至蔚為大觀。
漢賦之彪炳青史者,前后約計四人,讓人嘆為觀止的是,前后四人之中就有蜀人司馬相如、揚雄。而就所謂的“西漢四大文學家王、揚、枚、馬”而言,除淮陰人枚乘外,其余三人都是蜀人。揚雄與司馬相如,世稱“揚馬”。在韓愈《進學解》中評價說:“子云相如,同工異曲。”
司馬相如(前179—前118),字長卿,生于西漢巴郡安漢縣(今南充市蓬安縣),長于蜀郡成都(今成都市)。漢景帝時為武騎常侍所,精通武藝與辭賦。漢景帝不喜辭賦,相如辭官投靠梁孝王,歸蜀后以一曲《鳳求凰》迎娶卓文君。漢武帝賞識司馬相如才學,任命他為中郎將以通西南夷,功勞卓著。晚年辭官,居于茂陵,元狩年間(前122—前117年)病故。司馬相如文韜武略,尤其擅長辭賦,所作《子虛賦》《上林賦》《大人賦》《長門賦》等賦,以極其鋪張之手法,極盡夸張之能事,描寫帝王苑囿之盛、宮室之美、田獵之樂,場面宏大,文辭富麗,具有“控引天地,苞括宇宙,錯綜古今”之神思,讓人讀后具有“曠世莫比”、飄飄欲仙的感覺。司馬相如之賦是漢大賦的典型代表。揚雄在《法言·吾子》中認為,司馬相如之賦,升堂入室,“非自人間來,神化之所至也”。魯迅在《漢文學史綱》中亦認為,司馬相如之賦,“不師故轍,自攄妙才,廣博閎麗,卓絕漢代”,的確不愧于才識卓遠的“賦圣”之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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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相如 像(梅凱 作,四川省方志館藏)
王褒(前90—前51),字子淵,蜀郡資中(今資陽市雁江區)人。宣帝時曾官諫議大夫,是繼司馬相如之后又一位蜀中文學名家。所著《圣主得賢臣頌》《洞簫賦》《九懷》,名揚后世。《圣主得賢臣頌》提出了要想國家長治久安,須得選賢任能的政治主張。這篇頌文辭華麗,構思精巧,開后世駢體文風氣之先。《洞簫賦》“窮變于聲貌”,是最早專門描寫樂器、吟誦音樂的辭賦,對后代詠物詩賦很有影響。如馬融的《長笛賦》、蔡邕的《琴賦》、嵇康的《琴賦》,都受其影響。所著《僮約》,對西漢蜀中的風土人情、童仆的衣食住行均有一定記載,特別是關于“武陽買茶”的記載,流傳甚廣。漢宣帝時,奉命前往禺同山(今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大姚縣)祭祀金馬碧雞神時,病逝于途中。
揚雄(前53—公元18),字子云,蜀郡郫縣(今成都市郫都區)人,少好學,博覽群書,深得嚴君平之思想學術精髓,是我國著名的文學家、哲學家和語言學家。所著《甘泉賦》《河東賦》《羽獵賦》《長楊賦》,歌頌盛世,描繪游獵,亦有諷諫奢侈之意。揚雄晚年認為作賦是“童子雕蟲篆刻”“壯夫不為”,于是轉而研究經史之學,仿照《周易》作《太玄》,仿照《論語》作《法言》,另著《方言》《訓纂》《蜀王本紀》等傳世。《太玄》以老子之道的玄作為最高范疇,構筑以天地人為中心的宇宙生成圖式,影響深遠。晚年窮困潦倒,自甘淡泊,天鳳五年(公元18年)病逝于長安。
世人皆知,唐初文風之變化,實導源于蜀人陳子昂。而唐詩之杰出代表,不能不首推“詩仙”李白、“詩圣”杜甫、“詩魔”白居易等,陳子昂、李白是蜀人,岑參、杜甫、白居易、劉禹錫、李商隱等亦留寓蜀中多年。
陳子昂(約659—700),字伯玉,梓州射洪(今遂寧市射洪市)人。少年時勤奮苦讀,以上書論政,為武則天所賞識,官拜麟臺正字,轉右拾遺。武周圣歷元年(698年)辭職回鄉,為縣令段簡所污,獲罪入獄,憂憤而死,年僅42歲。陳子昂的代表詩作有《感遇》《薊丘覽古贈盧居士藏用》《登幽州臺歌》等。陳子昂反對六朝以來的柔靡之風,論詩標舉“風骨”“興寄”,為唐詩革新之先驅。陳子昂的散文質樸疏朗,接近先秦兩漢古文,改變了唐初的文風,為唐代古文運動之前驅。唐人盧藏用在《陳伯玉文集序》中評價陳子昂,“橫制頹波,天下質文,翕然一變”。陳子昂在初唐時已有“天下文宗”的美譽。《舊唐書·陳子昂傳》說,陳子昂“善屬文”,“初為《感遇》詩三十首,京兆司功王適見而驚曰:‘此子必為天下文宗矣。’由是知名,舉進士”。這也成為巴蜀“文宗”定名的最早來源。陳子昂對巴蜀文學的影響很大,清人李調元在《雨村詩話》卷下評價說,“吾蜀文章之祖,司馬相如、揚雄而后,必首推陳子昂”,對陳子昂表儀一代文風之功做了積極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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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華山陳子昂詩廉文化基地主題雕塑(喻善平 供圖)
李白(701—762),字太白,號青蓮居士,綿州昌隆(后避玄宗諱改為昌明,今四川省綿陽市江油市)人,唐代偉大的浪漫主義詩人,被后人譽為“詩仙”,與杜甫并稱為“李杜”(為與另外兩位詩人李商隱、杜牧即“小李杜”區別,李白與杜甫又合稱“大李杜”)。5歲時隨父入蜀,定居綿州昌明縣(今綿陽市江油市),6歲即能“誦六甲”,讀書學劍,漫游四川山水,深受道家影響。25歲時“仗劍去國,辭親遠游”,從此離開四川,再沒有返回。此后生活在長安、洛陽等地。天寶元年(742年)奉詔入宮,為唐玄宗所賞識,詔令李白供奉翰林,陪侍皇帝左右,后因醉酒得罪高力士,被迫離宮云游天下。安史之亂爆發,應邀入永王李璘幕,因參加永王東巡獲罪,被罰長期流放夜郎。后病逝于當涂縣(今安徽省馬鞍山市)族侄李陽冰處。
李白為人,秉性剛直,蔑視權貴,胸襟開闊,豪放不羈。李白之詩,以《詩經》、屈原騷賦為宗,壯浪縱恣,不受格律限制,傲然而為一代大家。其詩風雄奇豪放、清新飄逸,具有強烈的浪漫主義色彩。所著《蜀道難》《行路難》《梁甫吟》《將進酒》《峨眉山月歌》《夢游天姥吟留別》等,描摹壯美的巴蜀山河,書寫豪邁浪漫情懷,以膾炙人口的語言,反映了現實生活,在中國詩歌史上占有崇高地位。杜甫評價李白時說:“昔年有狂客,號爾謫仙人。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韓愈在《調張籍》中亦評價說:“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后世文學家如蘇舜欽、王令、蘇軾、陸游、高啟、楊慎等,都受到李白及其詩歌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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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畫像 梅凱 作(圖源:四川方志圖庫)
宋詞分為婉約派和豪放派,婉約派的代表有柳永、晏殊、晏幾道、周邦彥、李清照等,豪放派的代表有蘇軾、辛棄疾、岳飛、李綱、陸游等。
蘇軾(1037—1101),字子瞻,號東坡居士,眉州眉山(今眉山市東坡區)人。蘇軾與父蘇洵、弟蘇轍俱以文名,世稱“三蘇”,父子三人并入“唐宋八大家”之列。蘇軾是首批四川十大歷史名人之一,是李杜之后巴蜀名人星空中的又一天下文宗。
北宋巴蜀史上有兩個“三蘇”:一指眉州的蘇洵、蘇軾、蘇轍三父子,一指梓州銅山蘇易簡、蘇舜元、蘇舜欽祖孫三人。
以眉山三蘇(蘇洵、蘇軾、蘇轍)為代表的“蘇氏蜀學”,展示了蜀學之形神與風骨。蘇氏蜀學立意“打通古今”,注重“融通百家”,力求“會通三教”,集歷史文化之大成,有百科全書之氣度。其中,又以蘇軾最為典型。蘇軾博學多才,其文、賦、詩、詞均傲然而為一代大家,蔚然而為中國文學史上風華絕代的曠世奇才。
僅就詩、詞、文而論,蘇軾之詩,以清新豪健,善用夸張、比喻著稱,在藝術表現方面也獨具風格。蘇軾之詞開豪放一派,對后世產生了很大影響。在文學創作上,蘇軾“以文為詩”“以詩為詞”,可謂大開風氣。清人趙翼在《甌北詩話》中指出“以文為詩,自昌黎始,至東坡益大放厥詞,別開生面,成一代之大觀。……其尤不可及者,天生健筆一枝,爽如哀梨,快如并剪,有必達之隱,無難顯之情。此所以繼李杜后為一大家也”,肯定了蘇軾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巨大成就。
對于蘇軾詩詞文賦之贊譽與褒揚,古今之人從不吝嗇筆墨。宋人王十朋在《讀東坡詩》中說:“東坡文章冠天下,日月爭光薄風雅。誰分宗派故謗傷,蚍蜉撼樹不自量。”而諺語所謂“蘇文熟,吃羊肉;蘇文生,吃菜羹”,早已深入人心,耳熟能詳。今人亦謂,“蘇軾是蜀中唯一能與李白并肩的另一位大文豪。李白是高不可攀,蘇軾是淵博難及。他們不只是蜀中文學之最,也是中國文學史上極少幾位頂尖人物中的兩位”。
銅山三蘇。蘇易簡(958—996),字太簡,宋代四川首個狀元及第者。歷官通判、左贊善大夫、右拾遺,太宗太平興國八年(983年)知制誥,連續七年主持貢舉,以公正無私,善于得人心,深得太宗的信任,累官給事中,拜參知政事。至道元年(995年)以禮部侍郎出知鄧州,不久移陳州,次年因飲酒過度去世,享年三十九歲。著有《文房四譜》《續翰林志》及文集二十卷傳世。尤工書法,今有《家摹本蘭亭》存世。蘇舜元(1006—1054),字叔才,舜欽長兄,賜進士出身,北宋名臣、詩人、書法家。蘇舜元為人精悍任氣節,為文不襲故常,為詩歌亦豪健,尤善草書,字體遒勁,舜欽不能及。歷官咸平、眉山知縣,通判延州,累官尚書度支員外郎、三司度支判官,至和元年(1054年)卒,享年48歲。著有《奏御集》《塞垣近事》《奏議》、文集十卷。蘇舜欽(1008—1048),字子美,出生于汴京(今河南省開封市),參知政事蘇易簡之孫,北宋詩人、文學家。景祐元年(1034年)進士,歷官蒙山縣令大理評事、集賢殿校理、監進奏院等職位。因支持范仲淹“慶歷新政”,遭御史中丞王拱辰劾奏,罷官后閑居蘇州,修建滄浪亭。慶歷八年(1048年)因病去世,享年四十一。蘇舜欽提倡古文運動,善詩詞,與梅堯臣合稱“蘇梅”。著有《蘇學士文集》《蘇舜欽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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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銅山三蘇”比“眉山三蘇”出仕更早,逝世也較早,光芒亦為眉山“三蘇”所掩蓋。他們在文學上的建樹各有千秋,對后世都產生了影響,同為巴蜀文化史上的杰出代表。
(未完待續)
來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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