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阿嬤的情書，寫給人民的故事

強烈推薦電影《給阿嬤的情書》，要讓好好拍電影的團隊賺大錢，讓良幣驅逐劣幣。劇情小鎮就不劇透了，簡單地說，是一部潮汕人拍潮汕事的電影，講的是潮汕人特別熟悉的下南洋，正所謂“三江出海，一紙還鄉”。

這部電影投資規模很小，只有1000多萬，但制作非常精良，因為把錢都用在了實處，而非明星的巨額片酬、高得離譜的宣發成本，正因為沒有明星和宣發的拖累，才能把故事拍好，觀眾想看的恰恰就是一部制作精良的好故事。

不過客觀的說，如果按照明星薪資占成本一半以上的行業慣例，這部電影總投資差不多也得三千萬了，而且是實打實沒有注水、虛夸的投入，并不算太少，足夠的資金投入是好電影的基礎。

為什么說沒有明星和宣發的拖累，才能拍好故事？

很簡單，電影也是投資，目前的電影圈陷入惡性循環，投資方需要得到收回投資的保證才肯投資，而電影收回投入關鍵靠票房，因此自帶流量和受眾的明星是關鍵，電影團隊當然要努力尋找明星加盟。

但當明星加盟、資本奔著明星投資，電影的劇本就必須圍繞明星和資方要求改變，服務明星、資方而非故事和觀眾。比如資方說我這有一個人想捧一捧，要求片方加人，加了人故事就得相應調整，改來改去就亂套了，只要明星、資方滿意就行，觀眾是否滿意就顧不上了。

如此邏輯，又怎么可能拍出好故事呢？

《給阿嬤的情書》片方就不一樣了，是真的因為熱愛。

導演一開始寫好了故事，沒有資方愿意投資，于是他選擇先出書，慢慢獲得口碑，憑借潮汕人的團結，獲得了潮汕資方的千萬投資，解決了資金問題；在拍這部電影前，整個團隊已經磨合了好幾年，拍了潮汕三部曲的前兩部，也就是《爸，我一定行的》《帶你去見我媽》，用電影圈流行的話，那就是要創作一個潮汕電影宇宙。

主要演員全部來自潮汕地區，拍的又是自己爸爸媽媽爺爺奶奶的故事，演技不需要刻意模仿，只需適應從生活到鏡頭的轉變就可以了，如此打磨多年，拿出《給阿嬤的情書》這樣一部現象級的口碑之作，也就不奇怪了。

這就是小鎮觀影感觸之一：講好中國故事，就要聚焦普通中國人的故事。

很長一段時間中國電影越拍越爛就是因為不接地氣，描述的不是普通中國人的生活，搞出來快遞員住上海豪宅的笑話，無論是電影還是電視劇總要加上巨量的情情愛愛，傷心的時候必須歇斯底里，脫離人民又怎么可能得到人民的認可？

潮汕的確特殊，潮州、揭陽、汕頭三個地級市加起來也不過1萬平方公里，擁有極為獨特的歷史文化，但說到底潮汕精神也是中國人共同的精神。潮汕有下南洋，北方也有闖關東、走西口，內在精神是互通的，所以小鎮作為山東人看這部電影也感到熱淚盈眶。

中國這么大，各個地區能不能像潮汕電影宇宙一樣，拍攝自己家鄉的電影宇宙呢？

潮汕地區有很多戲班，這提供了非常好的演員基礎，可全國有類似文化氛圍的地區并不少，比如河南的豫劇，浙江的越劇。雖然從傳統戲劇到院線電影的轉型大多數并不成功，但量變終會質變。

還有時代大勢的推動。小鎮之前說：。

在中國全民審美的快速提升的大勢下，中國人更加自信，開始打破外部故事霸權，人民喜歡什么不接受外部定義。蘇超就是典型，論技術水平，哪怕第二屆的蘇超也比職業足球差遠了，更不要說跟世界杯比，但技術水平是次要的，關鍵是情緒和精神，看自家人踢球多有意思？

而且技術水平低一點，未必觀賞性差。正因為技術水平不足，所以才有更多樣的技戰術打法，就有點類似排球，女排要比男排好看多了，男排就是三板斧，全力扣下去要么得分，要么恨不得打死接球的，這還有啥觀賞性？

小鎮之前還說：。足球是集體競技，踢好足球需要腦子，但現在職業足球的出路太窄了，一個好點的家庭頂多讓孩子把足球作為興趣愛好、鍛煉身體，很難接受孩子去踢職業足球，長此以往，中國男足的基礎極為薄弱，不過是從千人級別的候選名單選人。

另一方面，在網絡等現代媒介的支持下，職業足球的收入差距拉得極大。電視誕生之前，球員的收入相對平均，大家踢得基本是社區足球，普通人很難追著球隊到處跑。然而電視和網絡誕生后就不一樣了，全世界的球迷都可以只看少數幾十支球隊的比賽，世界頂級俱樂部、超級球星可以擁有來自全球的海量球迷，職業足球的財富高度聚集到頭部，這就惡化了中基層球員的生態。

蘇超這類比賽，好就好在給了低層球員出路。所以小鎮暢想，假如能有1000支類似蘇超城市俱樂部這樣的職業球隊，薪資不用高，平均月薪1萬以上，略高于當地平均收入就行了，球星想要更高收入，那是他自己的事情，一層層往上踢就行了；在此基礎上，再有1萬支能夠拿到部分補貼的兼職球隊，新型足球生態就初步建立了，中國男足的備選庫就從目前的千人擴大到10萬人，必然不同。

《給阿嬤的情書》很像電影領域的蘇超。拍攝電影的演員相比明星，薪資并不高，但足夠生活，可以一直拍下去，電影之外還可以拍短劇，勞動人民的生活永遠不缺題材。也正因為薪資成本低，養活整個團隊的難度大降，一直專精潮汕人自己的故事，演技也會越來越純熟，中國電影一年總票房不過500多億元，哪怕乘以10，中國觀眾也掏得起，現在缺的就是好故事。

這是小鎮觀影后的第二個感觸：不要總想高大上，俯下身子，回歸人民。

接下來，小鎮就要上升高度了。

由《給阿嬤的情書》，可以感知到中國人與西方人截然不同的精神心理內核。

源自西方的科學心理學是一個非常年輕的學科，也就比新聞學老一點，1879年德國心理學家威廉·馮特在萊比錫大學建立世界上第一個心理學實驗室，代表心理學正式脫離哲學，成為一門獨立的實證科學，至今也不過147年。而新聞學則誕生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

西方心理學跟現代醫學或者說西醫有同樣的問題，那就是陷入機械論，特別注意細分，就像西醫把人體按照部位分為諸多細分學科，比如臨床醫學是一級學科，其下包括內科學、外科學等二級學科，二級學科還有諸多方向。

這么做好處很明顯，客觀地說，西方工業革命的爆發，就在于對復雜自然的切割和簡化。如果人類試圖一口氣理解自然整體，往往會無從下手，但經過機械論的拆解后，復雜自然拆分成了一個個最小化的零件，搞清每個零件的規律就變得容易了，這種分而治之的思路，讓物理學、化學、生物學、醫學等等單一學科在幾百年里取得了爆炸式突破，極大推動了工業文明、西方文明的發展。

但弊端也很大，尤其當單一學科鉆研到相當高度之后，必然要面對更加宏大的跨界問題，特別需要系統思維和整體觀。比如面對氣候變化、生命科學、人工智能、宏觀經濟等等時，機械論的短板就暴露無遺了。

機械論簡單粗暴認為研究透了一個整體的所有分體，再合在一起就是整體。現實不是這樣的，整體不等于部分之和。現實世界中，零部件的組合會出現奇妙的化學反應，這就是涌現性，特指復雜系統中，整體表現出單個要素所不具備的新性質。

比如就算把人類大腦的每一個神經元單獨研究透了，仍然無法解釋意識是怎么產生的；而像西方經濟學一樣，把經濟活動中的每個個體行為都建模了，仍然很難精準預測宏觀經濟的走向。所以西方經濟學一直強調不以預測為目的，重點是解釋和分析已經發生的事情，就因為現實極其復雜。

而且，當一個人習慣了機械論，習慣了長期深耕自己的單一學科領域，在面對復雜問題時，就被動了。就像習慣現代醫學的大多數醫生，往往聚焦自己的專科，整體思維不足，當前中國醫療體系最大的短板就是營養科學，很多醫生缺乏營養科學、整體思維的認知。

比如小鎮去某三甲醫院營養科采風，該科主任醫師竟然說這幾年她對雞蛋的看法有所改變，覺得一天吃一顆也無妨，這種思想太陳舊了，實際上膽固醇90%是人體合成，健康人一天吃三五個雞蛋好處遠大于可以忽略的負面性。

又比如小鎮一再提醒的血糖異常問題，如果有讀者朋友去醫院查了，按照《柳葉刀》等最新標準，血糖已經異常了，但醫生很可能不當回事，因為他自己也沒有意識到血糖帶來的整體危害。由此，傳統中醫在未來大有可為之處，前提是必須融入當代，充分借助現代技術實現自我發展，而不是故步自封。

正因為這種機械論，所以西方心理學會把人的心理狀態分的特別細，但人的精神心理是復雜的，甚至可以說每一個人都不同，真能如此清晰的分門別類嗎？

當然不能，于是西方心理學對心理問題的治療，就傾向于壓制而非解決。核心治療有二，一是讓人承認自己的心理問題，強調有心理問題不代表不健康；二是通過藥物或者心理暗示壓制，比如精神科常用藥物基本是壓制人的情緒波動，把人當機械處理了。

這種治療就類似吃止痛藥，吃了藥的確不覺得疼了，但病好了嗎？當然沒有，如果止痛藥能治病，那就是神丹了。

歸根到底，西方心理學的治療只是表面上壓制了情緒，沒有解決心理問題出現的根源，這就導致按照西方心理學理論進行心理干預，效果很不好。

小鎮就去北京某三甲醫院心理精神科采風過，所謂心理治療，無非就是醫生聽聽來訪者的傾訴，本質就是聊天，當一個有科學指導的“樹洞”。可能現場來訪者的情緒得到了疏解，但回到現實生活，心理問題還是會再次爆發，而且很可能更加猛烈，這或許也是西方出現特別多創傷后應激障礙癥狀人群的原因之一。

《給阿嬤的情書》就非常好的體現了中國人面對心理精神的應對方式，阿嬤在得知心愛的人死訊時，她沒有歇斯底里，而是很平靜，只有一句輕語和一個轉身，處理非常平淡，但蘊含深刻的情感；電影最后兩位素未謀面、相互守護18年的女性最終見面了，也沒有擁抱和哭訴，只是互相看著，然后阿嬤輕輕說了一句“咸豬肉收到了嗎？”

在中國人的認知里，天大地大不如吃飯大，什么事砸下來，也得先吃飯。

這就是解決問題的思路，面對心理精神問題，不要“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而是要尋求導致心理問題產生的根源，把這個根源解決了，心理問題自然就好了大半。

比如現實中很多人的焦慮、恐慌等等心理問題，根源多半是兩點：收入和身體。真正要解決的不是焦慮問題，而是收入不足、身體不好，要看的不是心理科，而是去想辦法攢錢、去努力鍛煉加強營養。

簡單概括一下：西方心理學很多時候是在構建一個安全的容器，讓人接納自己的脆弱，承認自己的不足，然后告訴自己沒關系，然后與脆弱、不足共存，就像是吃了止痛藥以后與疾病痛苦共存，帶著傷痛繼續生活。

而中國人的傳統思維，更強調實干治愈一切，不把情緒單拎出來當作一個病灶去反復研究，而是覺得一個人之所以痛苦，是因為現實問題沒有解決，事和人不分家，把現實中的事解決了，心境自然開闊，所謂的心病也就隨之煙消云散。

這種思維差異，在中西方電影世界也有體現。比如好萊塢電影總是超級英雄拯救世界的個人主義，而中國講究的是飽和式救援的集體主義。

又比如金融市場，崇尚西方資本主義的群體，思維模式更接近超級英雄和止痛藥邏輯，追求個人的超額收益，看重短期財務模型是否漂亮，遇到市場波動更傾向于用金融工具去對沖，實際不關注現實到底如何。

比如這次中美元首會晤，股市大跌，就因為沒有看到預期中的超級大單，覺得只是見一面很沒意思，但在全世界看來，中美元首能夠見面本身，就已經是巨大的時代利好，最起碼避免了兩個超級大國正面開戰的最壞結果。

反觀中國強調的特色金融，更強調政治性、人民性，追求整個系統的安全和發展，而非僅僅考慮金融本身，所以“金融強國”重點不是金融強，而是要求金融服務強國目標、服務實體經濟、服務國家戰略方向，追求的是不發生系統性風險、追求共同富裕的集體利益，遇到金融市場波動，也更傾向于從根源上去解決，比如整頓行業、要求行業轉型等等。

西方之所以方方面面陷入割裂的碎片世界，把整體無限切割，比如非得強調政府和市場的切割，這并非西方不懂各部分協調互動的基本道理，很大程度上是受到政治的影響。

西方工業革命后，延續了西方傳統的行會、莊園領主經濟社會結構，發展出種種利益集團，并將其制度化。

曼瑟爾·奧爾森在其1982年著作《國家興衰探源：經濟增長、滯脹與社會僵化》中就談到，長期穩定的民主社會容易積累大量的分利集團，比如強大的工會、行業卡特爾等等，這些小團體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會極力阻止社會的整體變革和資源配置，導致國家活力下降。

還有一個特別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冷戰影響。

西方陣營為了打贏冷戰，應對社會主義陣營紅色浪潮沖擊，竭盡全力淡化階級概念，避免民眾形成跨種族、跨地域的階級大團結，為此大搞“身份政治”，把社會議題從貧富階級對立轉化為性別、種族、環保、素食、LGBT+等等碎片化的文化與身份議題上，看似民眾不斷上街游行，實際早已被切割成無數互相對立的小團體，民眾內斗不斷，根本無法形成合力去挑戰資本和權力的核心結構。

在這個過程中，大量掩蓋、扭曲信奉共產主義的戰士。

比如波伏娃，明明是一名通過階級斗爭實現女性解放的斗士，卻被抹黑曲解為狹隘的“女權”符號，當然波伏娃有其局限性，仍然是資產階級改良性質，但就算只是改良，西方資本主義就已經難以接受了。

不要相信網上種種“法奸”“淫蕩”的抹黑，1955年波伏娃和薩特應周總理邀請訪問中國，行期長達45天，其間還作為貴賓登上觀禮臺，觀看了1955年的國慶六周年閱兵式和群眾游行，這是新中國對兩位共產主義同行者的尊重。

前一年，在冷戰陰影下，薩特應邀訪問蘇聯，歸來后在《解放報》連發五篇文章談蘇聯印象，同年在柏林參加世界和平大會時，薩特在發言中高呼“蔣介石必須消滅，中華人民共和國必須得到承認。這是必須做到的，因為這是符合歷史的發展，也就是符合創造歷史的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意志的”，他說這話時，美國正在組織對中國的圍堵。

波伏娃和薩特不是共產主義者，但是公認的共產主義同路人。在訪問中國前，兩人遭到了大量的抨擊，質疑他們被新中國收買，對此波伏娃駁斥“為什么眼見之物就不能信、不能評？誰也不能長時間、大規模地蒙蔽整個國家”，要以自己的眼睛打破西方的封鎖。

作為女權主義者，波伏娃在接受陳毅副總理接見時，動情的說希望社會主義為女性帶來平等和公平，還非常委婉的提出警告“在中國，有個錯誤一定要避免：那就是靜止地判斷問題”“看不到它所面臨的困難就是無視它的努力”。

此后二人始終致力于向被蒙蔽的西方介紹真實的新中國，而當時的西方反華勢力非常強大，壓力可想而知。

回國之后薩特在法國《法蘭西觀察家》周刊發表了《我們所見到的中國》，1980年薩特逝世，《人民日報》公開稱其為“中國人民的朋友”，當時還掀起了一波“薩特熱”。

波伏娃則認為新中國變化很快，她說“（新中國）需要的是解釋”，于是用一年時間收集大量資料，結合自己的觀感，1957年出版了500多頁的《長征：中國紀行》，副標題“論中國”，書中高度贊揚了中國革命的勝利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駁斥了帝國主義者的誹謗，這也是波伏娃一生中唯一沒有在西方世界獲得再版的著作。

波伏娃和薩特的努力，很像埃德加·斯諾的《西行漫記》又名《紅星照耀中國》。

同樣難以被資本主義接受的典型，是海倫·凱勒。很多人都讀過她的《假如給我三天光明》，海倫·凱勒是人類歷史上罕見的零基礎構建語言認知的盲聾人，能夠輸出如此多系統思想，更是目前唯一。她的終身導師一生只有她這一個學生，憑借幾十年的教育筆記，就被公認為現代特殊教育的奠基人之一。

這么一個人物，在大眾印象中好像早早就去世了。當然不是，海倫·凱勒一直活到1968年，終年88歲，只是當她成年之后，始終致力于人的解放，跟資本主義做斗爭，是一名堅定的社會主義者，1909年加入美國社會黨，十月革命后公開贊美共產主義，曾寫到“在東方，一顆新星冉冉升起”，并在書桌上方懸掛紅旗。

這樣的人當然要掩蓋，西方主流媒體對其政治立場長期淡化處理。但無論西方如何將她封殺遺忘，她的思想，永遠無法被磨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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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共產主義的掩蓋和扭曲，成了西方世界第一政治正確。

為了掩蓋資本主義剝削和必然滅亡的本質，會更加追逐機械論，回避整體，因為只有拆散了整體，才能用散亂掩蓋最根本的核心問題，進而把社會問題轉化為個人問題。

包括西方心理學、經濟學、社會學等理論總是補丁打補丁，就是因為沒有觸碰“資本剝削”這個根本病灶，所有的解釋和理論，在面對現實問題時，都顯得蒼白、扭曲、解釋力不足。

這些理論之所以能夠大范圍傳播，成為主流顯學，除了西方強大之外，也在于更加簡單、對人的要求更低。

比如心理學，如果按照中國人事合一、解決問題本源的思維，就要求人去調研、去反思、去改變、去知行合一，而西方心理學只需要承認自己有問題并妥協就行了，還可以把自己的心理問題歸結為所謂的“原生家庭”等，不用真的去改變自己。

成也蕭何敗也蕭何。

西方文明興起是因為把復雜整體拆解為零散的部件，但時至今日，這種拆解必然導致對現實的理解出現巨大偏差，原子化的社會也帶來了巨大的力量損耗，于是西方呈現強大又脆弱的矛盾，紙面力量很強，一旦真動手就會發現處處掣肘、力不從心。

西方已經不是紙老虎了，更像是拼起來的樂高虎，看似威風凜凜，橫向外力加深，脆弱至極，遠不如榫卯結構的有機體來的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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