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東京都
文︱陸棄
當地時間5月14日，美國參議院軍事委員會的一場聽證會，因為一句極具爭議的表態迅速引發輿論震動。美軍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庫珀在會上宣稱，美軍針對伊朗實施超過1.36萬次打擊行動以來，僅確認一起平民傷亡事件，也就是今年2月28日發生的學校遇襲事件。但問題在于，美方至今仍未正式承認責任，而《紐約時報》、國際人權組織以及伊朗方面公布的數據，卻顯示大量學校、醫院和民用設施在沖突中遭到破壞，平民傷亡規模遠超美軍所承認的數字。
真正引發爭議的，并不僅僅是數字差異，而是美國軍方面對外界質疑時的態度。面對議員追問，庫珀反復強調“無法證實相關信息”，同時承認，美軍并未對大量被媒體和人權組織記錄在案的平民傷亡事件展開調查。更耐人尋味的是，負責平民傷亡事務的團隊過去一年已被大幅裁撤，原本10人的團隊如今僅剩1人。
這場聽證會實際上暴露出一個長期存在、卻總被美國刻意淡化的問題：當現代戰爭越來越依賴遠程空襲和精準制導時，“低傷亡戰爭”的敘事，也在不斷掩蓋真實的人道代價。
過去二十多年，美國軍事行動始終強調所謂“精準打擊”。從伊拉克到敘利亞，美國不斷向外界展示先進武器如何降低附帶傷害，久而久之，甚至形成了一種“技術神話”——仿佛只要武器足夠先進，戰爭就能被控制在有限傷害范圍內。
但現實從來沒有如此簡單。戰爭不是實驗室里的程序計算，而是在信息混亂和巨大壓力下展開的暴力行為。只要空襲發生在人口密集區域，平民傷亡幾乎不可避免。問題在于，美國這些年越來越傾向于通過技術語言和統計方式，重新定義戰爭中的責任邊界。
庫珀所謂“僅有一起平民傷亡事件”的說法，本質上并不是在證明戰爭足夠“干凈”，而是在利用極其嚴格甚至封閉的認定標準，縮小平民傷亡統計范圍。換句話說，不被調查的事件，就不會進入統計；沒有被正式認定的死亡，也就不會成為“官方責任”。
這種邏輯并不陌生。過去美軍在中東多次行動中，都曾出現類似爭議。人權組織和媒體不斷披露平民傷亡數據，而美國軍方則往往以“證據不足”“無法確認”回應。長時間下來，美國實際上形成了一套高度依賴內部認定的責任機制：調查權掌握在自己手中，認定標準由自己制定，最終結論也由自己發布。
更敏感的是，此次爭議發生的背景，本就是一場合法性存在巨大爭議的對伊軍事行動。美國議員在聽證會上不斷追問的另一個核心問題，其實比平民傷亡更尖銳——特朗普政府究竟依據什么法律授權發動對伊戰爭？
民主黨參議員蒂姆·凱恩公開質疑，參議院至今沒有看到司法部關于戰爭合法性的法律意見書。換句話說，國會被要求批準巨額軍費，卻無法完整了解戰爭發動依據。這已經不僅僅是軍事問題，而是美國憲政結構中的權力邊界問題。
冷戰結束后，美國總統在海外動武上的權限實際上不斷擴大。從科索沃到伊拉克，從反恐戰爭到無人機空襲，白宮越來越傾向于繞開國會，通過緊急授權和安全理由直接推動軍事行動。久而久之，美國國內形成了一種特殊現象：戰爭越來越頻繁，但圍繞戰爭合法性的公開審查卻越來越少。
而這種趨勢，如今開始遭遇反噬。因為長期戰爭不僅消耗財政，更消耗國家信譽。當美國一邊強調“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一邊又在自身軍事行動中回避透明調查、淡化平民傷亡時，其國際道義形象必然受到沖擊。
尤其值得警惕的是，美國軍方如今對平民傷亡事務的“去機構化”趨勢。相關崗位被裁撤、調查資源被縮減、審查流程不斷弱化，看似只是行政調整，實際上卻可能意味著，美國正在逐漸降低對戰爭后果的內部約束。
從伊拉克戰爭到阿富汗撤軍，美國過去二十年的軍事經歷已經反復證明，真正損耗一個大國戰略信譽的，往往不是戰爭本身，而是戰爭之后不斷累積的信任危機。當外界開始懷疑美國是否愿意公開真相、是否仍然尊重自身宣揚的規則體系時，美國所謂“價值觀外交”的說服力，也會隨之不斷下降。
庫珀在聽證會上不斷強調“仍在調查”，但真正的問題或許并不只是調查何時結束，而是外界是否還相信調查本身能夠保持獨立與透明。因為一場戰爭最危險的，從來不是硝煙，而是當掌握武力的一方，開始習慣于只承認自己愿意承認的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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