棗莊刑事律師馬鳳：掩隱罪是否對上游犯罪造成損失承擔責任？

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以下簡稱“掩隱罪”）行為人的賠償責任問題，在司法實踐中長期存在爭議。筆者結合多起掩隱罪案件辦理經驗，發現在“退贓金額的計算”和“是否對上游犯罪金額承擔還款責任”這兩個焦點問題上存在較多爭議。兩大問題的實質，涉及刑法第六十四條“違法所得追繳”與“責令退賠”的理解和適用，也涉及上、下游犯罪責任分配與行為評價、法律評價相適應的問題。本文僅就前述問題進行總結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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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退贓金額的計算方法。

關于掩飾、隱瞞犯罪所得行為人的退贓金額，司法實踐中主要存在兩種理解：一是退涉案金額，二是退違法所得（獲利金額）。兩者在概念內涵和計算方式上均有實質差異。

（一）涉案金額與違法所得的基本區分

涉案金額是指行為人掩飾、隱瞞行為所涉及的全部財物價值，涵蓋犯罪所得及其產生的收益。違法所得則是指行為人通過實施掩飾、隱瞞行為實際獲取的經濟利益，即扣除成本后的凈收益。兩者的主要區別在于：涉案金額反映的是行為人所經手贓物的總價值，可能遠大于其實際獲利；違法所得則聚焦于行為人通過犯罪行為實際增加的非法收益。

在司法實踐中，對退贓應退何種金額存在分歧。部分觀點主張應退涉案金額，認為這樣能更全面地恢復到犯罪行為發生前的狀態，體現對犯罪行為造成損害的彌補；另一部分觀點則主張應退違法所得，認為退贓主要是剝奪行為人通過犯罪行為實際獲取的非法利益，體現了對犯罪行為經濟利益的剝奪和對法律秩序的維護。

（二）犯罪數額的計算規則

根據2025年8月26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釋〔2025〕13號）第六條規定，掩飾、隱瞞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數額，應當以實施掩飾、隱瞞行為時為準。收購或者代為銷售財物的價格高于其實際價值的，以收購或者代為銷售的價格計算。多次實施掩飾、隱瞞犯罪所得及其收益行為，未經行政處罰，依法應當追訴的，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的數額應當累計計算。

該規定明確了犯罪數額的基準時點和計算方式，對于收購或代為銷售價格高于實際價值的情形，以收購或銷售價格為準，體現了對行為人實際經手金額的重視。

（三）犯罪所得范圍的界定

司法解釋第一條規定，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條規定的“犯罪所得”，是指通過犯罪得到的贓款、贓物或其他財產性利益；“犯罪所得收益”，是指通過犯罪所得獲取的孳息等財產性利益。

在界定犯罪所得范圍時，應以刑法第六十四條“犯罪分子違法所得的一切財物”為基本前提，且與上游犯罪行為人的違法所得保持一致。對于犯罪所得本身以及經由犯罪所得直接產生的利益，應作為掩隱罪的犯罪對象，而間接收益則不能計算在內。

二、掩飾行為人是否應對上游犯罪金額承擔還款責任？

這一問題在司法實踐中爭議較大，核心在于掩飾、隱瞞犯罪所得行為人是否應對上游犯罪被害人的全部經濟損失承擔退賠責任，抑或僅在其違法所得范圍內承擔責任？實務中主要有兩種觀點：

（一）連帶退賠責任說。

該觀點認為掩飾、隱瞞犯罪所得行為人應當與上游犯罪行為人共同承擔對上游犯罪被害人經濟損失的連帶賠償責任，一方承擔全部賠償責任后可以向另一方內部追償。

該觀點的主要理由包括：一是掩飾行為人與上游犯罪行為人之間構成事實上的協同關系，其幫助行為客觀上為上游犯罪的實施提供了便利；二是根據刑法第六十四條及刑訴法司法解釋第一百七十六條，被告人非法占有、處置被害人財產的，應當依法予以追繳或者責令退賠，掩飾行為人占有、處置過被害人財產，即應承擔全額退賠責任；三是從民事侵權角度，掩飾行為人與上游犯罪行為人構成共同侵權，應承擔連帶責任。此外，有法院持連帶責任觀點，認為掩飾行為人明知是犯罪所得而予以收購，對被害人財產構成惡意占有，惡意占有人應當就其非法處置財產行為向被害人承擔賠償責任，此種賠償責任與上游犯罪人的賠償責任指向同一損害，構成連帶賠償責任。

（二）違法所得范圍退賠說。

該觀點認為掩飾、隱瞞犯罪所得行為人不應對上游犯罪被害人經濟損失承擔共同退賠責任，原則上只在其違法所得即實際獲利的范圍內對上游犯罪被害人經濟損失予以退賠。只有事前通謀，才以共犯論處，才承擔全額退賠。事后收贓、轉賬、代購，無論金額多大，均不成立共犯，不承擔上游全部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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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筆者支持“違法所得范圍退賠說”。

筆者支持上述第（二）種觀點，即違法所得范圍退賠說。保護被害人權益是法律應有之義，但同樣也應當注重被告人權益保護，依法保護、平衡各方權利。具體分析如下：

第一，財產罰應當堅持罪責刑相適應原則。

掩飾、隱瞞犯罪所得行為人并非直接從上游犯罪被害人處非法獲取財物，而是對上游犯罪已獲取贓物的二次處理，由此決定了上、下游犯罪的危害和罪責不同。在掩飾行為人介入前，被害人經濟損失已經實際發生，且系上游犯罪行為人單獨造成，掩飾行為人介入后客觀上使非法掌控贓物狀態得以存續和轉化。刑法第六十四條以及刑訴法司法解釋第一百七十六條提到的“退贓、退賠”主要是針對直接侵犯被害人財產權益的行為人而言的，即直接侵財行為人（上游犯罪行為人）應當全部退賠，而掩飾行為人主要就其非法獲利部分予以退賠。

掩飾行為人的客觀行為與上游犯罪被害人損失之間僅為間接因果關系，損失主要由上游犯罪的實行行為造成。要求掩飾行為人對遠超其獲利的上游損失負責，實質是讓其為他人犯罪“買單”，違背“誰犯罪、誰擔責”的基本法理。

第二，上、下游犯罪獨立，不能機械地以“共同侵權”“共同犯罪”來要求下游行為人承擔全額退賠責任。

根據刑法規定，上、下游犯罪行為人之間的關系不屬于共同犯罪，不適用共同犯罪的“部分行為全部責任”原理。對上、下游犯罪懲罰的原理、懲罰的重點有本質區別，既體現在分別定罪量刑上，也體現在不能將兩者的退賠責任混為一談。

根據該司法解釋第七條規定，事前與盜竊、搶劫、詐騙、搶奪等行為人通謀，掩飾、隱瞞犯罪所得及其收益，構成犯罪的，分別以盜竊、搶劫、詐騙、搶奪等犯罪的共犯論處。在此情形下，行為人已成為上游犯罪的共犯，應當對上游犯罪的全部金額承擔退賠責任，而非僅在其違法所得范圍內承擔責任。

需要注意的是，人民法院案例庫公布的江蘇省泰州市人民檢察院訴王小朋等59人生態破壞民事公益訴訟案（2021-18-2-466-003）、袁某君等非法捕撈水產品、尹某燕等掩飾、隱瞞犯罪所得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案（2024-11-1-343-002）所體現的收購者與非法捕撈者的連帶賠償責任的裁判原則，從共同侵權角度確定了連帶賠償責任，“收購者明知其收購的水產品系非法捕撈所得，仍建立固定買賣關系，形成完整非法捕撈利益鏈條，共同造成生態資源損害的，應當與非法捕撈者承擔漁業資源損害恢復費用的連帶賠償責任”。該規則適用于生態環境侵權領域，與普通財產犯罪中的上下游責任認定有所不同，不可直接類推適用于一般掩隱案件。

第三，從主客觀相一致角度來看，上、下游行為人不具備犯意聯絡，那么沒有認定兩方系連帶責任的基礎?！斑B帶退賠責任說”中的追償理論沒有現實操作性。

掩飾行為人多事后參與資金轉移，未參與上游犯罪策劃，與上游犯罪行為人通常缺乏具體犯意共謀。若強行認定連帶責任，實質是將“客觀幫助”等同于“共同故意”，形成下游人員間接買單的情形，違背主客觀相統一原則。若上、下游行為人分別承擔連帶責任，可能出現退賠總額超過被害人損失的情形，引發超額退賠處理難題。僅在違法所得范圍內退賠，可避免責任分配失衡。

關于“連帶退賠責任說”中的追償理論，合法性依據不足且在實務中難以實現。追償權屬于債權請求權，是權利人要求他人為一定行為（如償還已支付的款項或承擔相應責任）的權利。追償權是基于法定或約定的事由產生，需通過請求相對方履行義務來實現權利內容，而非直接支配財產或改變法律關系。從民事訴訟角度，刑事追贓問題不屬于民事審理范圍，法院大概率會以共同犯罪的被告人承擔全額賠償后與其他未賠償的被告人之間不產生民事上的法律關系為由，不受理此類內部追償案件。

為什么刑事判決書上幾乎不會寫下游具備“追償”的權利？筆者認為，追繳、責令退賠是針對被害人的司法救濟權利，是定罪量刑及對涉案財物的處置權的體現，因此法院不可能額外在判決書中設定私法層面的內部求償關系，即確認下游行為人對上游犯罪人有追償權。設想最極端的情況，下游行為人確實實際承擔了超出法定范圍的退賠責任，如何解決？筆者認為，下游行為人可以向侵權法領域的共同責任人另行提起求償訴訟，諸如此類的內部責任分配爭議，可在獨立的民事程序中處理，而無需在刑事判決中預先確認。

第四，從執行效果角度的現實考量。除了交通事故案件之外的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賠償范圍的界定，即排除了死亡賠償金、傷殘賠償金等項目，很大程度上就是從執行效果角度考慮。在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下，掩飾行為人多呈現“低齡化、低收入、低學歷”特征，普遍缺乏足額退賠能力。若判決承擔連帶退賠責任，極易形成“空判”，反而不利于打擊犯罪核心鏈條。限定在違法所得范圍內退賠，既符合行為人實際履行能力，也能激勵其主動退贓、配合辦案。

掩隱行為人退贓金額的確定規則及責任邊界問題，涉及刑法原理、司法政策與實務操作的多個層面。筆者主張“違法所得范圍退賠說”，認為掩隱行為人原則上僅在其違法所得范圍內承擔退賠責任，只有在“事前通謀”成立共犯的情形下，才承擔全額退賠責任。這一主張既符合罪責刑相適應原則，也兼顧了被害人權益保護與被告益保護的平衡，更具有實務可操作性。期待未來立法與司法解釋能夠對此予以明確，統一裁判標準，促進司法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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