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制裁令剛下，杜特爾特就要在海牙受審，78人慘案要開庭了

在美國施壓之下，這家位于海牙的機構仍在繼續運轉，并正準備以危害人類罪審判菲律賓前總統羅德里戈·杜特爾特。

菲律賓一些示威者舉著標語牌，畫面中，前總統羅德里戈·杜特爾特和參議員羅納德·德拉羅薩身處鐵欄之后。

美國圍繞國際刑事法院施加的政治壓力，源于與以色列和阿富汗相關的調查。正因如此，總統唐納德·特朗普發起的這輪攻勢，也暴露出那些自稱捍衛正義的民主政府，究竟愿意展現多大程度的勇氣與抵抗。

24年前，正是這些國家推動設立國際刑事法院，目的是審判最嚴重罪行的主要責任人，包括種族滅絕、戰爭罪、危害人類罪和侵略罪。

這家法院在其發展過程中并非沒有爭議。美國戰爭罪問題律師里德·布羅迪在電話采訪中說：“國際刑事法院成立24年來，因國際罪行被定罪的被告，只有非洲叛亂分子。”

不過，他也承認，隨著法院就加沙戰爭對以色列總理本雅明·內塔尼亞胡及其前國防部長約阿夫·加蘭特發出逮捕令，情況已經發生變化。“這是國際法庭第一次起訴一個西方盟國的國家領導人。”

內塔尼亞胡和約阿夫·加蘭特在2023年一場記者會后現身。布羅迪說：“自紐倫堡審判以來，被送上法庭的，基本都是戰敗者、被排斥者，或者西方的對手。”在他看來，這也解釋了為何特朗普“決意壓縮法學界人士以及其他支持國際司法者的生存空間，而到目前為止，其他國際刑事法院成員國仍未作出一致回應”。

這名律師還認為，“特朗普正試圖摧毀包括聯合國在內的國際機構。他在加沙問題上甚至搞出了一個所謂的和平委員會”。

國際刑事法院于2002年啟動，依據《羅馬規約》運作，目前有125個締約國。成立初期，它曾因過度聚焦非洲而受到批評。

在其首個完成審理的案件中，國際刑事法院于2012年7月判處托馬斯·盧班加14年監禁，罪名是強迫未成年人參戰。這名剛果前軍閥在2002年至2003年間招募兒童參戰，這一判決當時被視為歷史性時刻。

到2021年，另一項25年刑期判決作出，被告是當年那些兒童兵中的一人——烏干達人多米尼克·翁格溫。他后來成為極端組織“上帝抵抗軍”的指揮官之一。

目前，國際刑事法院還在調查格魯吉亞、孟加拉國、緬甸、菲律賓、委內瑞拉、烏克蘭、立陶宛、白俄羅斯、巴勒斯坦和阿富汗境內的國際罪行。而引發制裁的，正是最后這兩個案件。

美國、俄羅斯、印度和以色列等大國都不是國際刑事法院成員國，但如果這些國家的公民是在成員國領土上實施犯罪，仍可能受到審判。特朗普拒絕接受這一點，尤其反對曾部署在阿富汗境內的美軍部隊受到審理。

此外，他還認為，對內塔尼亞胡和加蘭特發出逮捕令，是對盟友的干涉。

國際刑事法院還要求逮捕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理由是非法驅逐烏克蘭兒童。法院正準備審判菲律賓前總統羅德里戈·杜特爾特，指控涉及禁毒行動中至少78人的死亡，而這場行動在菲律賓已造成數千人喪生。

盡管局勢緊張，這家總部設在海牙的法院仍在繼續運作。

荷蘭萊頓大學國際法教授拉麗莎·范登赫里克認為，當前挑戰“反映的是國際法律秩序更廣泛的危機”。她說：“這一秩序不能在某些時候被援引、某些時候又被擱置，不能完全取決于政治利益。”

在她看來，國際刑事法院“是最具介入性的國際組織，因為它的對象是國家領導人”。她解釋說：“從一開始，強烈阻力就是不可避免的。”

范登赫里克指出，美國施加的限制還波及協助國際刑事法院工作的巴勒斯坦非政府組織。“這些機構沒有受到太多關注，但它們受到的沖擊更大，最終也會影響受害者，這種情況前所未有。”

她認為，銀行等私人機構也應支持法治，因為經濟、投資和金融體系同樣依賴法治。這樣一來，也能減輕所有受制裁者承受的壓力。她同時承認，這對國際刑事法院而言“是一個關鍵時刻”，但也提醒，不應只用“短期”標準去判斷法院的成敗。

蒂爾堡大學國際刑法專家利熱婭·夸克爾貝恩表示，國際刑事法院近來的實踐，既顯示出它的脆弱，也顯示出它的韌性。“它之所以脆弱，是因為沒有自己的警務體系，而且依賴各國合作。”

她說，意大利處理奧薩馬·阿爾馬斯里逮捕令的方式，就說明這種依賴可能帶來多大問題。阿爾馬斯里是一名利比亞將軍，因戰爭罪被國際刑事法院通緝。意大利曾將其逮捕，隨后又放走。之后一項調查顯示，司法部長卡洛·諾爾迪奧曾向議會撒謊。

盡管如此，夸克爾貝恩強調，這并不意味著逮捕令失去意義。“即便針對普京或內塔尼亞胡的逮捕令無法立刻執行，它們仍會限制這些人出行以及在政治和外交領域活動的能力。”她說，“這種影響并不只是象征性的。”

這位專家還表示，“追究最嚴重罪犯的責任至關重要”。她認為，對羅德里戈·杜特爾特的危害人類罪審判，“將在未來幾年決定國際刑事法院的走向”。

她還進一步指出：“這家法院一直在重新界定自己在全球司法秩序中的角色，并且越來越多地支持各國法院追訴國際罪行實施者的努力。”按照國際刑事法院的立場，如果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犯下最嚴重罪行，其豁免權并不優先。因此，只有在一國無力或無意伸張正義時，法院才會介入。

羅德里戈·杜特爾特于2024年10月在菲律賓參議院一項調查中出席。

范登赫里克強調，制裁帶來的壓力應促使外界反思，“因為如今承受壓力的，不只是正義這一概念，還有國家平等，以及權力制衡本身”。因此，她認為有必要提醒各方，必須在“也許是保護一個盟友”和“追究責任”之間作出選擇。

布羅迪則認為，各國不能只在法院所作所為符合自身心意時，才表現出對其努力的信任。夸克爾貝恩也說，從某種意義上講，“遭受批評，本來就是這家法院基因的一部分”。但她最后表示，只要還有“勇敢的國家”，國際刑事法院就能發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