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雜記｜風暴之后的認錯與懺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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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一介（1927年2月16日-2014年9月9日），1951年畢業于北京大學哲學系。是中國當代哲學家、國學大師、哲學史家、哲學教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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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昏黃的燈光下，78歲高齡的湯一介先生戴上老花鏡，用顫抖的手，執意在記者的文稿上補充寫下了一句話。這句話是：‘我錯了，我要深刻反省。’記者的眼淚奪眶而出。在記者看來，以湯一介先生的德高望重，以他平日為人的人品和人格，他不必為了一個30年前歷史的錯誤而懺悔。”

這是《中華讀書報》記者陳香在《湯一介和“梁效”》一文開頭寫下的一段話。

“78歲高齡的湯一介先生”“執意”要“深刻反省”而記者以為已經不必“懺悔”了的“歷史的錯誤”，發生于1973年：“清華大學做了一個‘林彪與孔孟之道’的材料，送給了毛主席。毛主席看了之后就說不好，說清華是理工科學校，不懂這一塊，要求找一些北大的老師來整批林批孔的材料。‘當時就把我們找去了，馮友蘭啊，周一良啊，我啊。’湯一介說，這就是當時‘批林批孔’和‘梁效’，即‘兩校’的由來。”當時，湯一介他們“心里都挺高興”，“因為是毛主席找的我們，我們都覺得特別驕傲”。[1]但現在，三十年之后，年近八旬的老人宣布自己“要深刻反省”了，因為他認識到“我錯了”。難怪“記者的眼淚奪眶而出”，老人的表現確實讓人感動。

但感動自是感動，我倒不認為湯一介先生的懺悔是“不必”的：既然有“歷史的錯誤”，認錯和懺悔都是應當的，也是必要的。

只不過，記者在這里的表述不夠準確：湯一介先生寫下“我錯了，我要深刻反省”這句話，只是在承認那一段“歷史的錯誤”，宣布自己要進行反省，雖不能說和懺悔無關，但并不就等于是懺悔。

懺悔和認錯其實是兩種不同的行為過程。

認錯是一種外發的行為，是面對具體的他人——尤其是因自己的“錯”而受到傷害的人——的一種表白，雖然，首先得是自己“認識”到自己的“錯”，然后才是向確定的他人“承認”自己的“錯”，但一般人們是在“承認錯誤”這個意義上來理解“認錯”的。盡管不是非常明確，認錯在一定程度上其實還是包含了對來自他人的理解甚至諒解的期待，當然應該也包含了愿意接受應得的懲罰的表示，正如“負荊請罪”的故事所展示的那樣；而對于被當初的“錯”所傷害的個體來說，有錯者的認錯也是其內心必然的期待，認錯正是對他的一種必要的安慰，甚至可以說是精神的補償。

懺悔則是一種內向的行為，是面向自己內心的心理過程，它是主體在認識到自己的“錯”是一種“罪”之后，因為不能也不愿原諒自己而進行的反思與自我懲戒：在承認并懲戒自己的錯與罪之外，懺悔者并且還必將追問致錯與犯罪的個人原因。就懺悔的起源與表現來說，基督教的懺悔是向上帝承認自己的有罪，佛教是向佛祖承認自己的有罪，似乎也都是向外的，但事實上，無論上帝還是佛祖，都是無法明確證實的存在，是因為人內心的“信”其有才成為有意義的存在，因而對上帝或佛祖的懺悔事實上也是對自己內心的良知的懺悔，只能發生于覺醒了的靈魂之內心深處，也只對懺悔者自己而言才有意義。因此，懺悔者的期待就不是對“錯”與“罪”的原諒，雖然也不會帶給自己任何外來的懲罰，但懺悔者通過懺悔就已經對自己實行了良心上的自我懲罰。

當然，認錯和懺悔其實又是一個一體兩面的過程。二者都必須以認識到自己的“錯”與“罪”為前提，但認錯必須見諸行動，懺悔則是一個無法直接向外展示的過程。認錯者未必就真懺悔，而懺悔者則必然會認錯。對于曾經有“罪”與“錯”者，人們可以期待他們的承認，甚至可以通過外在的壓力逼使其不得不認錯、認罪，但無法促成懺悔的發生，因為懺悔絕不是外力逼迫所能實現的。痛責某人的不懺悔，其實只是因其拒不承認錯誤而發的憤激之詞，或者可以說就是表示已經對其徹底絕望了而已。而當某人宣布自己要懺悔時，他其實說的只是自己愿意承認錯誤而已，和懺悔的是否發生并無必然的聯系。

正是因為懺悔的內向性，使其成為無法從外部證實的過程。因此，對于有“錯”者而言，雖然“認錯”與“懺悔”都是應當而且必要的，但就社會輿論而言，則只能吁請有錯者的認錯，而無法也不必責問懺悔是否發生。換個說法就是：對自我而言，認錯和懺悔同樣必要；對他人和社會而言，認錯比懺悔更加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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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時的湯一介

二

但認錯并非只是一句“我錯了，我要深刻反省”。

認錯還必須見諸行動，以行動來證明自己確實認識到昔日的錯誤，以行動來證明自己將改正或不再重復同樣的錯誤。

仍從湯一介先生說起。其實，盡管是“梁效”成員，也寫了一些文章，湯一介當時的主要任務只是做一些準備材料的工作。就是那些當時一同參與其事的其他學者，如他所提到的同為“梁效”成員的馮友蘭、周一良等，也不過就是順應上面的意思，望風承旨地寫了一些披著學術外衣的批判文章，并沒有做過什么傷天害理的大奸大惡之事。但是，因為這段經歷，“四人幫”垮臺后，湯一介又陷入了隔離審查，到1978年才被解放，其他人的經歷也大致相似。當時的社會輿論對他們那些曲學阿世、助紂為虐的行為也不曾輕輕放過，而是進行了辛辣的諷刺和鞭撻。用舒蕪的話來說，就是他們的行跡“為清議”所“不容”，因此舒蕪的《四皓新詠》組詩就得以“一時南北傳寫，敵愾同仇”，哄動一時。[2]

所謂“四皓”，是指在“文革”后期曾經作文把江青比作鳳凰的馮友蘭，為江青講解《離騷》的魏建功，借批孔而影射批周恩來的周一良，以及據說替江青修改“江上有奇峰……偶爾露崢嶸”一詩并為之講李商隱是法家的林庚。其中沒有湯一介，這是因為他的知名度較小一些，資歷也較這四人為淺，但社會輿論對他們的態度并無不同。只是，隨著時光的流逝，人們心頭的傷痕已漸漸平復，對歷史的理解與認識也在逐漸加深，所以，到了1980年代后期，在談及“四皓”的這一歷史時，人們就有了新的認識和評價：“新四皓只不過是‘四人幫’時期的文學侍從之臣，他們既是被利用者，在一種意義上也是受害者，時移事易，人們也就不再斤斤計較于他們的過去，而寄望于他們的現在和未來。”[3]較之當初的“敵愾同仇”，這是一種理性的態度，當然也是人們在討論一切歷史問題時都應持取的態度。

但是，人們所寄望的“他們的現在和未來”，是要由他們用自己的言行來印證的，這就是要看他們“現在和未來”的所作所為，其中也包括要看他們在“現在和未來”是如何對待自己的過去的。大體而言，可以說“四皓”等人均是不負眾望，在各自的專業領域內都有突出的建樹，無愧于他們各自名家大家的身份；就對待自己的過去而言，各人的表現雖也大致未曾再遭物議，但又各有不同：魏建功先生早逝，未見其談論自己的過去；林庚先生去世最晚，似乎也不曾談及自己的這一段歷史；馮友蘭和周一良二位先生則都曾明確對自己“文革”后期的表現做出深刻的反省，雖然人們已經“不再斤斤計較于他們的過去”，但和湯一介先生一樣，他們自己則都明確承認自己的這一段歷史是犯了錯誤，“我錯了，我要深刻反省”可以說是他們共同的心聲。

對魏建功和林庚兩位先生，沒有誰再加以追究，這也可以說是對他們的沉默報以理解的同情。馮友蘭、周一良以及湯一介等先生的自我反省，則曾經引起社會對他們這段歷史的重新關注。但是，不論早已知道還是初次得知，輿論普遍對他們表現出理解的同情，人們不但不再深責他們當年的曲學阿世、助紂為虐，反而對他們今天的敢于正視自己的錯誤，敢于承認錯誤，勇于表達自己的懺悔之情，表現出高度的贊賞。也許可以這樣說，無論認錯還是沉默，他們個人對待歷史的態度都得到了人們的認可。因此，這就是曾經有過歷史錯誤的人們所應持取的態度。

然而，較之魏、林二先生的沉默，究竟還是馮、周、湯諸位先生的表現更加值得贊賞。因為，雖然“文革”已經過去，但對“文革”的反思不應該成為過去，對于這一段給國家、民族和個人帶來深重創傷的歷史，我們有必要進行全面深入的研究和思考。而作為研究和思考的前提，很是需要這一歷史的親歷者作出全面深入的描述，以他們的親經親歷來再現這段歷史。而像馮、周諸位先生這樣曾經在運動中犯有錯誤的人，回首往事時對自己錯誤的再次承認、反省，就顯得非常必要而且可貴了。他們的認錯正是一種對歷史、對他人負責的態度，也是一種對自己負責的態度。作為親歷者，作為有錯者，寫出這段歷史，承認自己的錯誤，應該是其義不容辭的責任。

認錯之意義因此更為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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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然而，懺悔不易，認錯也難：認識和承認錯誤都不容易。

一句話或者會使受傷的心得到撫慰，也可能會令旁觀者感到滿意。但因此也會有敷衍其事的認錯，為了安慰受害者和旁觀者，更為了減輕受害者和旁觀者的期待給自己造成的心理上的迫壓。甚至可能違心地認錯，承認錯誤但并不認為自己真的有錯。

如果首先是不曾“認識”到自己的錯誤，當然也就無從“懺悔”自己的錯誤；偶然“承認”有錯，純粹是為了欺騙公眾，解除那包圍著自己的輿論壓迫。如果已經“承認”自己有錯，但又一再為自己的錯誤辯護，這其實并不是真正的“認錯”，因為這是“懺悔”缺席的認錯。

認錯也有一個過程：從“認識”自己的錯誤，到“承認”自己的錯誤。其間的過渡就是懺悔。“認識”到自己的錯誤了，才會懺悔自己的錯誤；懺悔使自己感到贖罪的必要，而公開“承認”正是贖罪的第一步，于是公開向人“承認”自己的錯誤就成為內心必然的需求。

懺悔在認錯之中。

如果沒有懺悔，是難以認識到自己公開承認錯誤的必要的，也就不會把認錯當成自己必須承擔的責任。

因此沒有懺悔的認錯不是真正的認錯。

而偽裝的違心的認錯者必然會千方百計地、偷偷摸摸地為自己的錯誤和罪行辯護，其惡實遠在沉默之上。

比如舒蕪。1955年的“胡風集團案”，固然是胡風及其難友心中永遠的痛，但同樣更是因此被稱為“猶大”的舒蕪心中永遠的痛。這痛楚是會使尚未全然麻木的心靈感到難于呼吸的沉重的。于是，四十年后，在為《回歸五四》一書所寫的《后序》中，舒蕪公開承認自己當年的錯誤了：“由我的《關于胡風的宗派主義》，一改再改三改而成了《關于胡風反革命集團的一些材料》，雖非我始料所及，但是它導致了那樣一大冤獄。”“有我應負的責任。本書的結集出版，也是向歷史把這份沉重的責任永遠銘記下來。”[4]承認自己有“應負的責任”，并要“向歷史把這份沉重的責任永遠銘記下來”，這認錯的話不可謂不沉痛。但是，就是在這篇《后序》中，以及其后的“口述自傳”中，他終于又無法隱忍為自己辯護的熱望，于是一再聲明：冤獄實“非我始料所及”，而“所謂‘交信’，根本就不存在。我從來沒有向任何人交過什么信”。當年的實際情況是，他認為胡風的宗派主義思想“在他的公開文字中表現得還比較含蓄，在私人通信中就說得很明顯。我的文章要說清楚這一點，就不能不引用胡風給我的信。《人民日報》要發表我的文章，葉遙為了核實我文章中所引用的胡風給我的信原文，向我借信去校對，是借用一下，我就借給了她。‘借出去’和‘交上去’這兩個性質完全是不一樣的。我寫的文章，引用了胡風給我的信，《人民日報》要發表這個文章，編輯部為了業務上慎重的需要，希望借書信原件去核對一下，這有什么不可以？何況葉遙女士既是編輯又是我的老熟人”。又說：“既然林默涵發了話，我就不敢不按照他的‘指示’編出了那個材料，誰知又驚動了毛澤東親自介入進來，寫了那么一個‘編者按’，定了那么一個嚇人的罪名，后來的一切更是萬萬非我所能料到的。”[5]仿佛他當時完全是一片赤誠而又是完全懵懂，因而完全是無辜的一樣。自然，“后來的一切”真的是“萬萬非我所能料到的”，但是，前面的“不能不”卻未免說得過于輕巧，因為，他何以“不能不”這樣做才是最應該進行深刻反省之處，而他卻始終不能對自己做出這一選擇的思想動因進行必要的探尋分析，也就始終不曾認識到自己錯誤的根源究竟何在，從而也自然不明白自己何以會被利用以及是如何被利用的。

與舒蕪誼屬朋友的聶紺弩，在其1985年1月14日寫給舒蕪的信中，一邊稱道舒蕪的周作人研究，同時也對周作人的過人之處贊譽有加。但也就在這封信中，因為在舒蕪的新作中沒有看到舒蕪舊日的一個觀點：“作過壞事的人，經過批判，不再詭辯推脫，也則罷了。否則才必須更嚴批判。”所以，在信的末尾，聶紺弩特意又加了這么一句話：“周最丑處就在在回憶錄中為自己辯護！”[6]不知舒蕪為何沒有在新作中重申自己舊日的這一觀點，重讀聶紺弩此信，他又該會作何感想呢？

然而，“為自己辯護”的人即便承認自己有“應負的責任”，卻不會認為自己就是“作過壞事的人”，他覺得自己其實是無罪的，人們對他的激切批判在他看來是冤枉的，是對他的污蔑，所以，他要站出來，洗刷潑在自己身上的污水。舒蕪，正像聶紺弩所說的周作人一樣，其“最丑處就在在回憶錄中為自己辯護！”一再如他自己所抨擊過的那樣為自己的罪過“詭辯推脫”。但也正因為他一再的自我辯解，也就一再給予了人們重新審視他的歷史的機會。在舒蕪本人，這實在是一再自取其辱，但這也給了人們一次又一次的機會來審視像他那樣從非常時期走出的靈魂的生存狀態，因此這倒又應該感謝他的不甘沉默了。如果他像魏建功和林庚兩位先生那樣一直沉默，或者，如果他和周作人都是能夠對自己的錯誤勇于承擔的人，我們將失去細致觀察這樣的靈魂的機會了。當然，如果他們真是那樣的能夠自我承擔的人，或者也就不會有這樣的罪過發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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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在1982年所寫的一篇紀念馮雪峰的文章中，舒蕪曾經說過這樣的話：“并不是說雪峰同志的每一個錯誤都得到了糾正，例如解放初期，他也參加了對蕭也牧同志的完全不公正的圍攻，他的調子還特別高，這就是他所犯過的一個令人難以淡忘的錯誤，后來也沒有看見他公開改正。這是很可惋惜的。”[7]這惋惜，是為馮雪峰而發，有此“令人難以淡忘的錯誤”且沒有“公開改正”自己的錯誤，的確是馮雪峰的盛德之累。然而，馮雪峰批判蕭也牧的文章發表于1951年，[8]馮雪峰1976年去世，了解這一段中國歷史以及馮雪峰個人遭遇的人應該可以理解：不管是否認識到自己的錯誤，在有生之年，馮雪峰根本沒有“公開改正”其錯誤的機會。要說“惋惜”，更應該惋惜的倒是馮雪峰的早逝，沒有等到可以“公開改正”錯誤的時代。當然，因為早逝，馮雪峰也沒有得到可以為自己的錯誤辯護的機會。因此，除了舒蕪之外，似乎也沒有太多的人再來談論馮雪峰的這一錯誤，盡管很多人都很清楚這一事件的來龍去脈。

其實，就舒蕪而言，以他后來在“反右”和“文革”中的悲慘遭遇，以他“文革”后在自己專業領域中的卓越建樹，他自己不說，人們也會對他當年的錯誤報以理解甚至諒解的。雖然個人的主動程度以及后果的嚴重性不可同日而語，舒蕪其實與他先譏刺而后原諒的“四皓”成員一樣，也既是被利用者，又是受害者，因此，他也只要像湯一介先生那樣，說一句“我錯了，我要深刻反省”就可以了。如果他真心誠意地說：在“胡風事件”中，我錯了，我犯下了不可饒恕的錯誤、罪過，不管是出于真誠也好，是出于糊涂也好，是出于自保或者獻媚也好，人們可以根據自己的理解和認識來評論、臧否，我對此將保持沉默，決不詭辯推脫。而假如他終于果真從此不再談起，尤其是不為自己辯護解釋，那就真是一種認罪的態度。甚至，即使他從來不曾有過認錯的表示，即如魏建功和林庚兩位先生一樣，一直對此表示沉默，我想，從此人們也就不會一再追問他了。

當年，在“胡風反革命集團案”公開之后，出面批判胡風的人何止千萬，又有多少人不是“不能不”且又“不敢不”的呢？比如巴金，在1955年5－7月，連續發表了《必須徹底打垮胡風反黨集團》、《談〈洼地上的戰役〉的反動性》（原題《談別有用心的〈洼地上的戰役〉》）、《他們的罪行必須受到嚴厲的處分》、《關于胡風的兩件事情》等文章，積極地配合了當時的運動。胡風去世后，巴金重讀了自己當年的文字，他說：“我好像挨了當頭一棒！印在白紙上的黑字是永遠擦不掉的。子孫后代是我們真正的裁判官。究竟對什么錯誤我們應該負責，他們知道，他們不會原諒我們。”“我對自己的表演（即使是不得已而為之吧），也感到惡心，感到羞恥。今天翻看三十年前寫的那些話，我還是不能原諒自己，也不想要求后人原諒我。”“歷史不能讓人隨意編造，沉默妨礙不了真話的流傳，潑到他身上的不公平的污水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只是為了那些‘違心之論’我絕不能寬恕自己。”所以他才不能安于沉默，寫下了記錄自己“應當償還的大小債務”的作為自己“一生的收支總賬”的五本《隨想錄》，[9]作為認錯之書，也是懺悔之書。而巴金也因此贏得了人們普遍的尊敬。

其實，過去的做法是否有“錯”，過去的行為是否有“罪”，這雖然似乎是一個“認識”問題，但其實又是一個無須爭論的客觀存在，因為一個人的行為是否對他人造成傷害是既成事實，不會因其是否認識或承認而可以改變。只要傷害了他人，這個人就是有“錯”、有“罪”的施害者，而“施害者有承認過錯和表示懺悔的責任。記住自己的過錯，這本身就是一種道德責任”。[10]拒絕認錯，拒絕懺悔，就是拒絕承擔相應的道德責任。

而歷史的傷害既然已經發生，受害者就已然承受過歷史的傷害，施害者事后的認錯或者懺悔其實已經絲毫無改于當初的傷害，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所謂的認錯或者懺悔對他們而言并無任何實際意義。于是，認錯和懺悔實際上又成為只對施害者個人更有意義的道德責任。拒絕還是承擔，這完全是由個人的人格境界來決定的。而一個拒絕承擔道德責任的人，最終傷害的是他個人的道德形象，最終受到傷害的只有他自己。

注釋：

[1]陳香《湯一介和“梁效”》，《中華讀書報》2006年2月8日。

[2]這一組詩是：“貞元三策獻當年，又見西宮侍講筵，雌雉山梁尊彩鳳，棲棲南子是心傳。”“詩人盲目爾盲心，白首終慚魯迅箴，一卷離騷進天后，翻成一曲雨淋鈴。”“射影含沙罵孔丘，謗書筦鑰護奸謀，先生熟讀隋唐史，本紀何曾配武周。”“潤色奇峰伺黛螺，北京重唱老情歌，義山已被挦扯苦，拉入申韓更奈何。”按：“四皓”本指西漢初年的“商山四皓”，事見《史記留侯世家》、《漢書張良傳》。關于這一組詩，舒蕪先生后來寫了一段跋文，可以看出其思想前后變化的軌跡：“右舊作四皓新詠。時四害初除，群情激奮，某大學四教授當“四害”橫行之時，不無曲阿之跡，為清議不容，目為四皓，爰摭拾傳聞，共抒憤懣，一時南北傳寫，敵愾同仇。倏忽遂已十年，所詠四君，其一已歸道山，存者皆有建樹，為世所許，且事情大白，當時傳聞出入輕重之誤，或又未免。然放翁詩云：‘萬事不如公論久，諸賢莫與寸心違。’竊本斯意，過而存之，他日詩亡而后春秋作，是所愿也。”轉引自程雪野（羅孚）《碧空樓上問舒蕪》、《舒蕪自談〈四皓新詠〉》，《明報月刊》1987年12月號。

[3]程雪野《碧空樓上問舒蕪》，《明報月刊》1987年12月號。

[4]舒蕪《〈回歸五四〉后序》，《新文學史料》1997年第2期。

[5]《舒蕪口述自傳》，舒蕪口述，許福蘆撰寫，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5月第1版，第282頁。

[6]《聶紺弩全集》第九卷，武漢：武漢出版社2004年2月第1版，第438—439頁。

[7]舒蕪《忠貞的靈魂——讀〈馮雪峰論文集〉》，見《書與現實》，舒蕪著，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年8月第2版（1986年7月第1版），第12頁。

[8]馮雪峰化名“讀者李定中”發表的《反對玩弄人民的態度，反對新的低級趣味》一文，初刊1951年6月25日出版的《文藝報》第四卷第五期。

[9]巴金《懷念胡風》、《無題集后記》，見《無題集（〈隨想錄〉第五集）》，巴金著，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年12月第1版，第176頁、177頁、187頁。

[10]這是倫理哲學家、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哲學教授馬格利特（AvishaiMargalit）在《記憶的倫理》一書中的觀點，轉引自徐賁《人以什么理由來記憶？》，《南方周末》2007年3月22日。

來源丨史林縱橫

作者丨汪成法

轉自｜樓蘭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