覺醒年代：中國人才大爆炸

在那次歷史性會面之前，蔡元培與陳獨秀已經是老相識了。

他們一起造過炸彈。

清末，為刺殺滿清大員，蔡元培與朋友們組織了暗殺團。蔡元培后來談起這段履歷時說：“36歲以后，我已決意參加革命工作，覺得革命只有兩途：一是暴動，一是暗殺。”

蔡元培在上海租了個房子，親手制造炸彈，他找來章士釗幫忙，章士釗又找來了陳獨秀。

據陳獨秀回憶，他從安徽一到上海就加入了這個組織，住在上海月余，天天跟著試驗炸藥。

這一切似乎不可思議，但在救國圖存的探索中，這些讀孔孟之道長大的書生都甘于拋頭顱、灑熱血，為革命獻身，詮釋愛國青年之血性。

十多年后，1917年，在一個黎明之前的覺醒年代，這兩位大師再次相遇。

▲北京大學第二屆文科哲學門畢業生與老師合影：前排右4蔡元培，右3陳獨秀

正如魯迅先生在《小雜感》中所寫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

這便是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國時局。

幾經風雨，幾經磨難，到了1915年，包括陳獨秀在內的革命黨人，已經歷清帝遜位、二次革命等走馬燈似的政治大戲，推翻了滿清，建立了民國，卻依舊看不到國家的未來，心好累。

與此同時，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列強在華利益重新洗牌。日本以協約國之名參戰，實則趁火打劫，派兵占據了膠州灣租借地和膠濟鐵路全線，搶占德國在山東的權益，并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野心勃勃地想要獨占中國。

這一年，陳獨秀正處于人生低谷。此前，他因參與二次革命失敗，一度被袁世凱的親信列為通緝犯，不得不告別妻兒，流亡日本。

在日本期間，陳獨秀與胡漢民、章士釗等辦起了《甲寅》雜志，抨擊時政。這本刊物的主要撰稿人，還有時年26歲的李大釗，以及高一涵、易白沙等愛國青年。

▲陳獨秀（1879-1942）

陳獨秀與李大釗最初相識，卻引發了一場關于愛國問題的爭論，可謂“不打不相識”。

在該刊中，陳獨秀第一次以“獨秀”的名字發表了文章《愛國心與自覺心》，批評國人漠視國事，不理解國家為何物。

陳獨秀不吐不快，如一個憤青，發泄對現實社會的不滿，說西方人所講的愛國，與中國人的忠君愛國“名同而實不同”。歐美人視國家為“國人共謀安寧幸福之團體”，而當時的中國人，卻仍將國家當作封建王朝的家天下，“凡百施政，皆以謀一姓之興亡，非計及國民之優樂。”

辛亥革命革了個寂寞，執政者以舊的方式執政，民眾也遵守舊的思想觀念，仍然以草民自居。這才有了袁世凱冒天下之大不韙的復辟鬧劇，以及一些人高喊奉孔教為“國教”的落后思想。

這篇文章中，陳獨秀流露出革命失敗后的彷徨苦悶，也在苦苦追尋新道路。但是，文中痛陳國家極端黑暗，毫無可愛之處，甚至故作危言，說與其如此，不如當亡國之民為好，不少中國留日學生對這種言論感到不太舒服。

于是，李大釗作為代表，在1915年8月的《甲寅》第1卷第8號上發表《厭世心與自覺心》一文，對陳獨秀的消極態度進行了溫和的批判，說其“厭世之辭嫌其太多，自覺之義嫌其太少”。

李大釗這篇文章的意思是，既然您覺得國家不可愛，那我們更要改變舊秩序，改造國民性，喚醒國人的自覺心呀。

興許是受到李大釗等人的啟發，陳獨秀產生了新的覺悟。一個月后，1915年9月，陳獨秀創辦了《青年雜志》。

1915年6月，陳獨秀妻子高君曼生病咳血，陳獨秀接到好友汪孟鄒的來信后迅速回國，與妻兒居住于上海法租界。

高君曼是陳獨秀續弦之妻，也是他原配夫人高曉嵐的妹妹。這段有違世俗的婚姻難免讓人說閑話，陳獨秀的長子陳延年、次子陳喬年也因此跟他們爸爸鬧別扭，多年來缺乏聯系，常年在外漂泊。

這倆年輕人跟他們父親陳獨秀一樣倔強，寧肯出去當打工人，睡在上海亞東圖書館的地板上，也不肯接受家里的經濟援助。

作為繼母兼姨母的高君曼于心不忍，托人說情，讓陳獨秀把孩子接過來一起住。陳獨秀卻說：“婦人之仁，徒賊子弟，雖是善意，反生惡果。少年人生，聽他們自創前途可也。”

當時，陳延年兄弟信仰的是巴枯寧、克魯泡特金的無政府主義，他們攢夠錢，到上海求學，考取了中國第一所私立大學震旦大學，并在之后赴法勤工儉學。

據見過陳延年、陳喬年的人回憶說，這兩兄弟的模樣就像清教徒，“吃得壞，穿得壞，絕口不談女人”。多年后回國，他們改變了思想，終于成為父親陳獨秀的同志，卻走向悲壯的結局。

1915年回國后，面對民族危亡的困局，陳獨秀漸漸從意志消沉中走出。

陳獨秀認為，當務之急是發起一場反封建的思想運動，仿造歐洲的文藝復興、啟蒙運動，為全民帶來新思想、新文化，讓他辦個八年十年雜志，一定能使全國思想改觀。陳獨秀沒錢，只好將這一想法告訴私交甚密的安徽老鄉汪孟鄒。

汪孟鄒當時是亞東圖書館的經理，欣然同意好友的創業想法，并由他出面介紹，拉來了群益書社的老板陳子沛、陳子壽兄弟給陳獨秀投資，議定雜志每月的編輯費和稿費為200元。

經過多方奔走籌備，1915年夏天，這本叫《青年雜志》的刊物橫空出世，最初的發行量只有1000冊。一般認為，這是新文化運動發端的標志。

因為《青年雜志》跟當時的《上海青年》周報名字有些雷同，所以到了第二卷時，《青年雜志》正式改名為《新青年》。

▲《青年雜志》創刊號封面

在發刊詞《敬告青年》中，陳獨秀樹立起了民主與科學的旗幟，熱情地謳歌：“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動，如利刃之新發于硎，人生最可寶責之時期也。青年之于社會，猶新鮮活潑細胞之在人身。”

陳獨秀將希望寄托于那個年代的“后浪”身上，希望青年自覺擔起救國救民的重任，進而對青年提出了提出六個標準：

自由的而非奴隸的；

進步的而非保守的；

進取的而非退隱的；

世界的而非鎖國的；

實利的而非虛文的；

科學的而非想象的。

從此以后，陳獨秀聯合志同道合的戰友，為了喚醒民眾，對幾千年來中國封建文化中最落后、保守、反動的愚昧迷信、舊道德與舊文學發起了猛烈的攻擊。

這本叫《新青年》的雜志，將改變一個時代。

李大釗經過與陳獨秀的愛國辯論后，也成了陳的好友。聽到陳獨秀的吶喊聲后，李大釗也在次年回國，成為其有力支持者，于《新青年》發表了《青年》一文，洋洋灑灑8000多字，用115個“青春”呼喚青年覺醒，讀來令人激情澎湃。其中寫道：

進前而勿顧后，背黑暗而向光明，為世界進文明，為人類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創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國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類，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資以樂其無涯之生。

在新舊思想的對壘中，《新青年》面對著來自保守者的巨大壓力。作為主編的陳獨秀，寧可斷頭流血，也毫不退縮，他說：“西洋人因為擁護德（Democracy，民主）、塞（Science，科學）兩先生，鬧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塞兩先生漸漸從黑暗中把他們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們現在認定，只有這兩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一切的黑暗。”

▲《新青年》第二卷第一號封面

1917年，注定是《新青年》的里程碑之年。正是在這一年，新任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邀請陳獨秀與《新青年》北上。

據當時北大部分教師的回憶錄記載，1916 年，陳獨秀為辦《新青年》跑到北京募款，正好北大要引進人才，缺一名文科學長（文學院院長）。

經過友人引薦，蔡元培翻閱了《新青年》后，決定聘請陳獨秀到北大任教。陳獨秀起初不答應，他對其他朋友說：“蔡先生約我到北大，幫助他整頓學校，我對蔡先生說，我從來沒有在大學教過書，又沒有什么頭銜，能否勝任，不得而知。”更何況，陳獨秀還要主編《新青年》，事務繁忙。

蔡元培親自登門拜訪，告訴陳獨秀，沒有頭銜不礙事，我們不搞論資排輩，還請他把《新青年》也搬到北京來辦。陳獨秀只好答應試干三個月，如果勝任就繼續干下去，如不勝任就回上海。

雖然一起做過炸彈，但蔡元培的辦學能力更能讓陳獨秀放心。

蔡元培在北大任職期間，倡導思想自由，主張兼容并包。他認為，在現代國家，思想與言論的自由是第一原則，在大學更是如此，若大學里沒有思想自由，就算不上大學，這就是所謂的，“此思想自由之通則，而大學之所以為大也。”（《<北京大學月刊>發刊詞》）

▲蔡元培（1868-1940）

陳獨秀答應了老戰友的邀請，這也意味著，這場空前的思想運動從此將與中國的最高學府緊密相連，蔡元培實際上成為了《新青年》編輯部的保護者。

這一年，在張勛復辟時南避上海的李大釗，也應北京大學之聘請北上，擔任北大文科研究院教授兼圖書館主任。

同年8月，一位青年學者在日記本中寫下《伊利亞特》第18章第125行的譯文，“如今我們回來，你們請看分曉罷”，之后從美國起程歸國，掀起一場白話文運動。

他是胡適。

到了北大后，這名27歲的安徽人成為全校最年輕、薪水最高（月薪280元）的教授之一。他與51歲的蔡元培、39歲的陳獨秀都是卯年生人，組成了“三只兔子鬧北大”的文化盛況。

▲北京《新青年》編輯部舊址

胡適認為，有三本雜志，可以代表三個時代，一是《時務報》，一是《新民叢報》，一是《新青年》。正如胡適所言，《時務報》代表戊戌變法時期，《新民叢報》代表清末維新派與革命派對政體問題進行激烈辯論的時代，而《新青年》，代表著新文化運動。

這只“兔子”，有一顆文學革命的心。在康奈爾大學留學期間，他就給朋友寫信說：“文學革命其時矣！吾輩勢不容坐觀！”

在胡適的回憶中，他發起文學革命的起因，出于留學期間的一段經歷。

作為一名庚子賠款生，少年胡適每月都要從華盛頓的中國公使館領取一筆生活津貼，而當時清華留美學生監督處的一個書記先生受了傳教士的影響，經常利用機會印一些傳單給老外做宣傳，大致內容是“不滿二十五歲不得娶妻”、“廢除漢字，取用字母”等。

有一天，胡適又一次看到了這些宣傳語，說什么“欲求教育普及，非用字母不可”。胡適一時動了氣，寫一封信去罵對方，說：“你們這種不通漢文的人，不配談改良中國文字的問題！”

可見，胡適反對盲目的全盤西化。他認為，文言文是半死之文字，要讓中國文字“活”過來，就要普及白話文。

▲青年胡適

1916年，經過安徽同鄉汪孟鄒牽線，胡適與陳獨秀開始書信往來，并成為《新青年》的編輯。胡適說，陳獨秀是個老革命黨人，也是文學革命的急先鋒，有他這樣一位堅強的革命家做宣傳者、推行者，不久就要形成一個“大力的運動”。

在陳獨秀的支持下，1917年，胡適在《新青年》第2卷第5號發表文章《文學改良芻議》，認為文學改良須從八事入手：一須言之有物，二不摹仿古人，三須講求文法，四不作無病呻吟，五務去濫調套語，六不用典，七不講對仗，八不避俗字俗語。

有趣的是，這篇提倡白話文運動的文章卻是用文言文寫的。

在收到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后，作為主編的陳獨秀也揮動如椽巨筆，立即寫下了《文學革命論》，與《新青年》同人一同推動“白話文為文學正宗”。正是有了這一代學者的不懈努力，才有了普羅大眾都能運用自如的白話文。

這一時期，胡適與思想保守的衛道士之間發生了不少趣事。

在后來的特殊年代都堅持寫文言文的章士釗，也曾于擔任段祺瑞政府的教育總長期間反對白話文，提倡舊道德。

有一次，胡適與章士釗一起照相。章士釗特意在照片上題了一段白話文送給胡適，說：

“你姓胡，我姓章。你講什么新文字，我開口還是我的老腔。你不攻來我不駁。雙雙并坐，各有各的心腸。將來三五十年后，這個相片好做文學紀念看。哈哈！我寫白話歪詞送把你，總算是老章投了降。”

胡適見狀，也特意回了一首舊體詩，對章士釗表示尊重，以和為貴：“但開風氣不為師，龔生此言吾最喜。同是曾開風氣人，愿長相親不相鄙。”

▲胡適與章士釗合影及題跋

當時，北大還有不少章太炎的門生，如黃侃，也反對白話文運動。

黃侃故意調侃胡適，說：“胡適之先生口口聲聲要推廣白話文，我看您未必出于真心。”

胡適一聽納悶了，說，黃先生此話怎講？

黃侃笑道：“如果胡先生身體力行的話，大名就不應叫‘胡適’，而應改為‘往哪里去’才對呀！”這些大師如果去吐槽大會，也沒其他嘉賓什么事了。

胡適對這些刁難一一進行反擊。有一個老北大廣為流傳的故事，說是有一次上課，一個同學激憤地反對白話文：“白話文不夠精練，打電報用字多，花錢也多。”

胡適舉了個例子，說前幾天有位朋友給我打電報，邀我去做行政院秘書，我不愿從政，決定不去。為這件事我要復電拒絕，不妨請同學們用文言文來寫一復電，看看究竟是白話文省字數，還是文言文更簡潔？

學生們都躍躍欲試，最后選出字數最短的一個答案，共12字：“才學疏淺，恐難勝任，不堪從命。”胡適笑了，說我的白話電報，只用了五個字——“干不了，謝謝。”

▲胡適在寫作

胡適并非孤軍奮戰。

當時，《新青年》的另外一名著名編輯劉半農在致同事錢玄同的信中說：“你、我、獨秀、適之，四人，當自認為‘臺柱’。”

陳獨秀、胡適、錢玄同與劉半農，是《新青年》的四大臺柱。

1917年，只有高中肄業學歷的劉半農也接到蔡元培的邀請，成為北大預科國文教授。正是蔡元培不拘一格選人才，才有北大兼容并包的氛圍。

劉半農在《新青年》出版第2卷時加入編輯部，與陳獨秀相見恨晚，他翻譯了大量世界名著，寫了不少反映窮苦人民的新詩，批判了當時存在的許多不公平現象，如他的第一首白話詩《相隔一層紙》，寫一個屋子里點著爐火，屋內的老爺吩咐人說：“天氣不冷火太熱，別任它烤壞了我。”隔著一層薄紙，屋子外卻躺著個叫花子，咬緊了牙齒，對著北風喊：“要死！”

對我們今天的人來說，劉半農還有一個巨大貢獻，就是創造了用來稱呼女性的“她”字。

漢語中原本沒有與英語的“she”相對應的字，劉半農在他所寫的《教我如何不想她》中率先使用了“她”字，影響至今。

▲1920年，劉半農與妻女

在編輯《新青年》第4卷第3號時，劉半農與錢玄同唱了一次雙簧戲，宣傳文學革命。錢玄同化名王敬軒，以保守派的身份寫文章對劉半農進行種種責難。劉半農自導自演，對“王敬軒”的責難一一批駁，嬉笑怒罵，躍然紙上。

這場辯論，被稱為“現代中國報刊史上精彩的一筆”。現在媒體人玩的這一套，都是老前輩們玩剩下的，依舊屢試不爽。

自稱為《新青年》搖旗吶喊一小卒的錢玄同，是新學與舊學的“混血兒”，他與黃侃等人同為古文學家章太炎的入室弟子，又留學日本，接受過新式教育，堅決地反帝制、反復古。錢玄同還有個了不起的兒子，即中國“兩彈一星”元勛錢三強。

作為新文化運動中的一員猛將，錢玄同比胡適激進得多。他有不少驚世之語，其中一句是說：“四十歲以上的人都應該槍斃。”

因此，在1927年錢玄同40歲生日之前，他的幾個朋友特地在報刊上發了一期《錢玄同先生成仁專號》，上面全是訃告、挽聯之類的稿子，老搭檔劉半農更是寫了一篇《祭玄同文》。實際上，錢玄同當時身體還好著呢。

值得一提的是，錢玄同在當《新青年》編輯時，還催生了中國近現代文學史上最重要的小說家之一，魯迅。

▲晚年錢玄同夫婦與兒子錢三強

1912年，公務員周樹人隨教育部遷北京，居住于紹興會館，最初幾年的生活苦悶而消沉，書倒是買了幾百冊。周樹人無聊時就枯坐書房，只做兩件事，一件事是謄抄古碑，另一件也是謄抄古碑。

周樹人在北京的數年間，中國社會處于劇烈的動蕩之中。

1913年，孫中山發動討袁的二次革命失敗。

1915年，袁世凱復辟帝制，蔡鍔等發動護國戰爭。

1917年，張勛復辟鬧劇收場，各路軍閥依然混戰不休。

山河破碎之際，憂國憂民的周樹人躲進自己的小屋，深埋故紙堆中。對于周樹人消極遁世的生活態度，好友錢玄同很不贊成。

▲周樹人、周作人兄弟與愛羅先珂等朋友合影

有一夜，錢玄同前去周樹人家中，翻著那些古碑、古籍的抄本，說：“你抄這些有什么用？”

周樹人坦然回答：“沒有什么用。”

“那么，你抄它是什么意思呢？”

“沒有什么意思。”

錢玄同突然認真地說：“我想，你可以做點文章……”

周樹人懂錢玄同的意思，他們正在辦《新青年》，也許是感到寂寞了，想要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加入。

可周樹人還是說：“假如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被毀的，里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悶死了，而且從昏睡死滅，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現在你大嚷起來，驚起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么？”

錢玄同答道：“然而幾個人既然起來，你不能說決沒有毀壞這鐵屋的希望。”

這次嚴肅的長談，后來被周樹人寫入短篇小說集《吶喊》的自序中。

周樹人再次翻開書，悲涼地審視那個殘破的時代，他拿起筆，開始寫：“我翻開歷史一查，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

他仰天長嘆：“沒有吃過人的孩子，或者還有？”

他振臂高呼：“救救孩子！”

1918年5月15日，在《新青年》第4卷第5號上，周樹人發表了中國第一篇現代白話文小說《狂人日記》，猛烈抨擊封建禮教的“吃人本質”，如同一聲驚雷，響徹中國。

這也是周樹人第一次使用“魯迅”這個筆名。陳獨秀讀完這篇小說，由衷地發出贊嘆：“魯迅兄做的小說，我實在五體投地的佩服。”

自《狂人日記》起，魯迅一共在《新青年》發表作品50余篇，他與同人們向青年傳遞了民主、科學、獨立的思想與新文化觀念，也將底層民眾的心聲告知世人。

魯迅說，《新青年》的催稿就是他創作的動力，“《新青年》的編輯者，卻一回一回的來催，催幾回，我就做一篇，這里我必得紀念陳獨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說最著力的一個。”

先生說過，時間就像海綿里的水，但他說了，自己也是個拖延癥患者。

▲魯迅（1881-1936）

到北大任職后，李大釗結束顛沛流離的日子，生活總算得到改善。

當時，北大教職員的待遇十分優厚，李大釗月薪為140元（后來漲到200元），這個數字在當時可以供養三十口人。李大釗卻將這筆錢用于學術研究與革命運動，以及資助北大的貧困學生，自己依舊過著粗茶淡飯的生活。

那幾年，每到開學季，北大很多貧困學生就會收到一個名曰“無名氏”寄來的匯款，直到多年以后，大家才知道這個“無名氏”是李大釗。

哲學系的學生劉仁靜就得到過李大釗的資助。李大釗對北大的相關部門說：“劉仁靜君學宿等費由鄙人暫為擔保，一俟家款寄到，即行繳納不誤。”

現在，還有一張李大釗親筆寫的字條留存：“劉仁靜同學學費先由我墊。李大釗。”

值得一提的是，當時的俄國革命起初并沒有引起李大釗的注意。

在他眼中，俄國人直到二月革命時也不過是在走中國人的老路，而非后來說的，中國人走俄國人的路：“平心論之，俄國此次革命之成功，未始不受吾國歷次革命之影響。”

直到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為李大釗送來了新的思想，并將徹底改變此后百年的歷史。1918年，李大釗在《新青年》先后發表《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等文章。

覺醒年代，翻開了新的篇章。

▲李大釗（1889-1927）

《新青年》的“新青年”們，沒有一個人空喊口號，他們都在為救亡圖存而艱苦探索。

李大釗到農村去，到車間去，親身了解煤礦工人的生活狀況。他告訴青年：“只要你的光明永不滅絕，世間的黑暗，終有滅絕的一天。”

陳獨秀作為《新青年》的主編，為德先生、賽先生與新文學搖旗吶喊，之后，南陳北李，相約建黨。

胡適提倡白話文，奠定了中國現代學術與語言的基礎。

魯迅是新文學的導師，他筆下的孔乙己、阿Q、祥林嫂、閏土等人物，就是現實世界的縮影。

從1915年9月15日創刊到1922年休刊，《新青年》走過了7個年頭，之后在1926年7月終刊，共出版63冊。

《新青年》吹響了青年為救亡圖存而解放思想的號角，培育了整整一代年輕人。

湖南省立第一師范一位姓毛的學生，以筆名“二十八畫生”，在《新青年》第3卷第2號發表了文章《體育之研究》，全文提倡“體育興國”，充滿朝氣蓬勃的青年人生觀：“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蠻其體魄；茍野蠻其體魄矣，則文明之精神隨之。”

后來說起陳獨秀時，他說：“我們是他們那一代人的學生。”

從1919年開始，蔣介石也對《新青年》情有獨鐘，從目前公開的蔣介石日記中可以看到，直到1926年他率領北伐軍北伐，都沒有放下這本雜志。

無私無畏的李大釗，于1927年被張作霖送上絞刑臺，臨終前神色未變，從容赴死。犧牲后，他家沒錢安葬，社會各界發起募捐，進行公葬。

據說，連政見相左的汪精衛也捐了1000 塊大洋。錢玄同為解決李大釗子女生活的困窘，至死都拖著病體為李大釗家人籌錢。

▲李大釗犧牲時的新聞報道

陳延年、陳喬年兄弟放下與父親陳獨秀的恩怨，回國參加革命。

1927年6月，陳延年秘密轉移時不幸被捕，于是隱藏身份，自稱是工人陳友生路過，轉托父親的友人汪孟鄒營救。汪孟鄒找到了胡適，胡適便請陳延年的老師吳稚暉幫忙。但因陳延年曾受教于吳稚暉講授的無政府主義，后來轉變了思想，而且陳獨秀還罵過吳稚暉為老狗，吳對此耿耿于懷，不愿出手相救，反而使陳延年的身份暴露。

7月4日，陳延年被處決于龍華刑場，因不愿下跪，站著被劊子手亂刀砍死。直到此時，汪孟鄒和胡適才知道求錯了人，為此抱憾終身。

次年，陳喬年也遇害，兄弟二人一年之內相繼被捕，英勇就義。

▲陳延年（左）與陳喬年（右）

那時候的青年，心懷理想，并為此寧死不屈。

作為“新青年”之一的魯迅，曾在《熱風·隨感錄》中如此寄語年輕人：

愿中國青年都擺脫冷氣，只是向上走，
不必聽自暴自棄者流的話。
能做事的做事，能發聲的發聲。
有一分熱，發一分光。
就令螢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發一點光，不必等候炬火。

這就是，中華民族偉大的覺醒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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