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再給胡適洗白了，看看他的所作所為，連好友魯迅都開始討厭他了

1922年初夏，北京鐵獅子胡同的電話鈴聲忽然急促響起。胡適放下手里的《孟子》，疑惑地拿起聽筒，一個稚嫩而得意的聲音說：“胡博士，猜猜我是哪個？”兩三句揶揄之后，對方自報家門——“我是宣統！”一句戲謔，卻像一塊石子投入平靜的池面，自此攪動起胡適與魯迅之間原本和諧的漣漪。

時間往回撥五年。1917年，正在美國康奈爾苦讀的胡適把《文學改良芻議》寄給《新青年》，在北京引起不小的回響。同一年底，他接到蔡元培邀請，飄洋過海返國，到北大講學。第二年春天，魯迅用白話寫出《狂人日記》，發表在《新青年》五月號。胡適給這篇小說寫來熱情的短評，稱作“中國產生新文學的曙光”，兩人相見恨晚，其樂融融。

那段時間里，他們頻繁往來。魯迅送來《域外小說集》，胡適連夜通讀，興奮得合不上眼；胡適批評“孝道壓人”，魯迅緊接著掄起《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助拳。北大未名湖畔的月夜，常見兩人并肩而行，討論文字改革、婦女解放，甚至爭論古籍校勘的細枝末節。酒過三巡，魯迅常拍著胡適肩膀半真半假地說：“胡博士，你那一口安徽腔念英文，太怪，好學得很！”屋里哄笑一片，情誼看似牢不可破。

然而，那個來自紫禁城的電話令局勢生變。胡適按捺不住好奇，數日后果真赴約進宮。面對恭敬迎客的溥儀，他不自覺升起一種“滄海變桑田”的恍惚，事后寫信給莊士敦：“我在最后一代皇帝前占一席位，內心頗感動。”信件被媒體披露，輿論嘩然。“新文化領袖竟存帝制情結？”街頭巷尾熱議，連茶樓說書人都拿此當段子。

批評聲中最刺耳的，要算魯迅的冷嘲。“皇帝請客，革新派踴躍赴宴，這算不算開倒車？”魯迅在《墳外編》里暗刺道。朋友的筆鋒比陌生人的指責更讓人難堪，胡適卻未正面回應，只在報上撂下一句“十七歲少年求談心，天下何其少溫情”，自覺頗有灑脫意味。旁人卻看得明白：他對清室懷舊，對權力保持曖昧。

隨后事端接踵而至。1924年馮玉祥“北京政變”，溥儀被逐出宮。胡適聯署電文，斥此舉“失信于天下”。在動蕩的北方，契約精神聽上去像空洞說教，激進青年卻把他當成帝制辯護士。北大校園里出現諷刺漫畫：戴圓框眼鏡的“胡博士”高舉“遵約”旗幟，身后是淚眼婆娑的少年皇帝。魯迅見了，冷笑一句：“有些人專愛叫別人別談政治，自己卻坐在交椅上裁判天下。”

分歧不僅在政見。對日問題尤顯尖銳。1915年《二十一條》簽訂后，胡適在日記里寫下“我民族外交有轉機”之語，被后來者翻出；1931年“九一八”爆發，他又主張“中日各撤兵以免激化”。魯迅怒不可遏，揮筆寫出《“友邦驚詫”論》：“滿洲被侵，占領者稱友邦，何其大度！胡博士可謂日本帝國主義的智囊。”這篇檄文傳遍書攤，小市民未必讀得全懂，卻記住一句：魯迅罵胡適。

思想姿態差異更為根本。胡適推崇“大膽假設，小心求證”，寄望“漸進改良”；魯迅則深信“鐵屋”之內先要驚雷震顫，反抗比緩談更要緊。胡適樂于跟官府往來，熱衷外交酒會，幻想自上而下的升級；魯迅卻把筆鋒轉向工廠胡同，替愚弱者吶喊。兩條路愈走愈遠，再難交匯。

到1933年后，矛盾公開化。胡適在《獨立評論》稱“文學家應超乎政治”，魯迅譏笑“這是要我們自閹，供人觀賞”。北京書市所售《新月》《語絲》屢屢隔空對擂，一紙筆談，火藥味兒四溢。曾經的共鳴，如今只剩彼此刺耳的回聲。

值得一提的是，胡適并非沒有貢獻。他考訂《水經注》、提倡“整理國故”，在學術方法論上確有開拓。然而，當年的捧場者發現：這位學者最鋒利的劍，常常不指向帝王專制，而指向那些在暗巷中呻吟的底層子民。人們不能理解，也不愿原諒。

1938年，胡適赴美任駐美大使，滿懷期待能為中國籌款、籌械。結果三年下來，空手而歸，倒是得了幾紙榮譽博士證書。重慶報紙暗諷：“博士是多了，飛機卻一架沒見。”流亡海外的魯迅已病逝，但他早年的一句評語仍在人們耳畔回響：“與其坐而論道，不如起而行之。”

1949年春，北平和平解放。高齡的胡適選擇前往臺灣，自此天涯。魯迅的作品卻在大陸版印成冊，一版再版。魯迅的骨灰葬在萬國公墓，碑文是“人民藝術家”；胡適則在臺北南港落葉歸土。兩人曾共赴風雨，如今卻以截然相反的身影寫在了歷史的兩極。

回到那道“誰更牛”的網絡問題。有人說，“胡適最牛，因為他到死后還有人替他洗白。”這話帶著調侃，卻也折射現實：時代早已給出答案。魯迅的鋒芒、憤激、諷刺，像一把冷刀，切開陳舊的殼；胡適的溫和、調停、觀望，則越來越顯得不合時宜。

筆墨留痕，世情如潮。兩位舊友的分道揚鑣是個復雜的歷史注腳。有人敬佩胡適的學貫中西，有人敬仰魯迅的鐵血文章；有人說寬容者得以長壽，也有人說倔強者與時代同生共死。究竟誰更“牛”，每個人自有秤砣。但若要論“洗白”，還是先掂量那匹歲月老賬，看清楚胡適留下的斑駁腳印，再決定該不該擦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