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向現代文學史的細部

來源：滾動播報

（來源：上觀新聞）

在謝泳看來，中國現代文學史研究存在“論說”與“掌故”兩個傳統，前者“重議論和立場”，后者“重事實和人事”。而宮立新著《中國現代文學史實抉微》（以下簡稱《抉微》），正是一部內在于“掌故筆記之學”傳統的史料專著。在此，“掌故”不再是當事者對于事件經歷、文壇現狀甚至“內幕”的敘述，而指向研究者對于文學史敘事的“微觀”重建，力求在史料、細節、考據中揭橥文學史圖景的另一重面影。

《抉微》分為兩編、九輯，所涉話題甚廣，不僅發掘了蔡元培、鄭伯奇、茅盾、俞平伯、熊佛西、戴望舒、蔡楚生、唐弢、吳祖光等人的集外文，錢玄同、吳宓、王統照、老舍、施蟄存、師陀、鄭敏、彭燕郊等人的集外書信，還對現代文學出版史、傳播史及作家寫作史、生活史、交游史的若干“史實”進行了鉤沉；不僅追求樸學式的“實在”，更注重內容的趣味性，而這正是作者的自覺追求：“文學史不是只有宏大敘事，還應該有歷史的細節。本書所收的這些文章，正是文學史的根須，也許太細微，但至少是言之有物的……文章雖然大小不一，但讀起來應該會更為有趣，比如作家的交游、記憶、收藏、書法等話題，應該會給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對于趣味的認同與渴求，也先在地決定了作者必將通過“細節”（在既往的歷史敘述中隱而不彰的細節自帶陌生感與“叛逆性”）來尋訪歷史和歷史中的“人”。

《中國現代文學史實抉微》，宮 立 著，花城出版社2026年出版

經由書中富于趣味性的細節，文學史不再以一副呆面孔示人。例如，《“三個胖子的剪影”》從徐調孚《閑話作家書法》說起，借助沈從文、梁實秋、曹聚仁關于“文學作家中的胖子”的言說，不僅勾勒了文壇諸“胖”的畫像，還呈示出文人交往中的某些意趣，同時提醒讀者：即使在1930年代的文壇上（哪怕是山雨欲來的1937年），也不是只有革命的峻急與戰爭的陰霾。盡管作者行文“有樸學之風，語言樸實，言無枝葉”（金宏宇語），缺少流轉的文氣，但話題本身的妙趣，仍有“掌故筆記”風味。在筆者看來，文學史如果缺乏毛茸茸的細節與打動人心的溫度，所帶來的不僅是乏味、冰冷、抽象、空洞等文學史寫作中的習見問題，而是“歷史”與“人”的雙重死亡。研究者以為自己洞穿了歷史的本相，然則“其言論愈有條理統系”（陳寅恪語），故人的聲音、遺跡卻愈發不可聞、不可見了。在此意義上，近年來日見其盛的“微觀史”范式構成了對宏大敘事的挑戰。《抉微》作者未必具有相關的理論自覺，卻以史料研究者的本能推助了文學史的“微觀察”。事實上，作者已經產生了這樣的反省：“閑話體的‘文人剪影’‘文人事’，不但為我們提供了大量珍貴有趣的文壇掌故，我想對于當下千篇一律的文學史寫作也不無啟示吧。”

作者在《抉微》中展現出的旨趣、方法，離不開“陳門家法”的濡染與傳承，本書題目中的“史實抉微”即取自陳子善教授《邊緣識小》（上海書店出版社2009年出版）一書，其間脈絡，不可謂不顯豁。在談及“為什么要搜集作家的集外文集外書簡”時，作者援引了陳子善的一段話：“文學史是一定要做減法的，但是你要做好減法，得先做加法，加了以后再減；你不做加法，直接先減的話，可能就會出問題。”秉持這一觀念，陳子善執著于尋找“文學史上的‘失蹤者’”，推動了郁達夫、周作人、臺靜農、梁實秋、張愛玲研究文獻保障體系的構建與完善，為“重寫文學史”提供“歷史的支撐”；《抉微》作者多年來傾心于作家集外文獻的搜集、整理、研究，并在此書中單獨設置“文學史上的‘失蹤者’”一輯，亦當抱此幽懷。此外，“將好玩進行到底”的陳子善還將視野拓至“新文學文獻中的音樂和美術”等有趣的話題，而這也是《抉微》關注作家“上課記”、作家的書法、作家的收藏等活動的靈感來源之一。最重要的是，相較于單一的宏觀研究，“微觀”視角的引入不僅屬于文學史的“加法”，且有可能有效地調整文學史研究路徑、格局的偏頗。

當然，強調“微觀”并不意味著取消“宏觀”，凸顯“掌故”并不意味著回避“論說”，而是冀望于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平衡、健康發展。片面強調“史料”，可能流于章學誠之所謂“徵實太多，發揮太少”，“有如桑蠶食葉，而不能抽絲”。但對于作為學科共同體的中國現代文學來說，“只有史料派的存在，才能保障現代文學研究形成更良好的學術生態”（金宏宇語）。而無論是《抉微》所指向的乾嘉漢學式的文獻考據，還是“論從史出”的歷史闡釋，抑或文獻學、史料學的理論建構，都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走向成熟所不可或缺的工作。

原標題：《通向現代文學史的細部》

欄目主編：朱自奮 文字編輯：蔣楚婷

來源：作者：王貴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