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故而知新，涼州（武威）文人必讀文章：朱光潛《文藝青年的5種病癥及治療指南》

《文學上的低級趣味》

文/朱光潛

文藝的功用在表現作者的情感思想，傳達于讀者，使讀者由領會而感動。 就作者說，他有兩重自然的急迫需要。

第一是表現。 情感思想是生機，自然需要宣泄，宣泄才暢通愉快，不宣泄即抑郁苦悶。 所以文藝是一件不得已的事。 一個作家如果無絕對的必要，他最好是守緘默； 得已而不已，勉強找話來說，他的動機就不純正，源頭就不充實，態度就不誠懇，作品也就不會有很大的藝術價值。

其次是傳達的需要。 人是社會動物，需要同情，自己愈珍視的精神價值愈熱烈地渴望有人能分享。 一個作者肯以深心的秘蘊交付給讀者，就顯得他對讀者有極深的同情，同時也需要讀者的同情報答。 所以他的態度必須是誠懇的，嚴肅而又親切的。 如果一個作家在內心上并無這種同情，只是要向讀者博取一點版稅或是虛聲，為達到這種不很光明的目的，就不惜擇不很光明的手段，逢迎讀者，欺騙讀者，那也就決說不上文藝。

在事實上，文藝成為一種職業以后，這兩種毛病，這表現與傳達兩種急迫需要的缺乏，都很普遍。 作者對自己不忠實，對讀者不忠實，如何能對藝術忠實呢？ 這是作者態度上的基本錯誤，許多低級趣味的表現都從此起。

第一是無病呻吟，裝腔作勢

文藝必出于至性深情，誰也知道。 但是沒有至性深情的人也常有出產作品的引誘，于是就只有裝腔作勢，或是取淺薄俗濫的情調加以過分的夸張。 最壞的當然是裝腔作勢，心里沒有那種感觸，卻裝著有那種感觸。

滿腔塵勞俗慮，偏學陶謝恣情山水，冒充風雅； 色情的追逐者實際只要滿足生理的自然需要，卻跟著浪漫詩人謳歌戀愛圣潔至上； 過著小資產階級的生活，行徑近于市儈土紳，卻詛咒社會黑暗，談一點主義，喊幾聲口號，居然像一個革命家。 如此等類，數不勝數，沐猴而冠，人不像人。

此外有班人自以為有的是情感，無論它怎么樣淺薄俗濫，都把它和盤托出，盡量加以渲染夸張。 這可以說是“泄氣主義”。 人非木石，誰對于人事物態的變化沒有一點小感觸？

春天來了，萬物欣欣向榮，心里不免起一陣欣喜或一點留戀； 秋天來了，生趣逐漸蕭索，回想自家身世，多少有一點遲暮之感； 清風明月不免擾動閨思，古樹暮鴉不免令人暗傷羈旅； 自已估定的身價沒有得到社會的重視，就覺得懷才莫展，牢騷抑郁； 喝了幾杯老酒，心血來潮，仿佛自己有一副蓋世英雄的氣概，倘若有一兩位“知己”，披肝瀝膽，互相推許，于是感激圖報的“義氣”就涌上來了。

這一切本來都是人情之常，但是人情之常中正有許多荒唐妄誕，酸氣濫調，除掉當作喜劇的穿插外，用不著大吹大擂。 不幸許多作家終生在這些淺薄俗濫的情調中討生活，像醉漢囈語，就把這些淺薄俗濫的情調傾瀉到他們所謂“作品”里去。 “一把幸酸淚”卻是“滿紙荒唐言”。

這種“泄氣主義”有它的悠久的歷史傳統。 中國自古有所謂“騷人墨客”，徜徉詩酒，嗟嘆生平，看他們那樣“狂歌當泣”的神情，竟似胸中真有銷不盡的悶愁，澆不平的塊壘。 至于一般士女的理想向來是才子佳人，而才子佳人的唯一的身份證是“善病工愁”，“吟風弄月”。

在歐洲，與浪漫主義結緣最深的“感傷主義”（sentimentalism）事實上也還是一種“泄氣主義”。 詩人們都自以為是誤落人寰的天仙，理想留在云端，雙腳陷在泥淖，不能自拔，怨天尤人，仿佛以為不帶這么一點感傷色彩，就顯不出他們的高貴的身份。 拜倫的那一身刺眼的服裝，那一副憔悴行吟、長吁短嘆的神情，在當時迷醉了幾多西方的佳人才子！ 時代過了，我們冷眼看他一看，他那一副挺得筆直，做姿勢讓人畫像的樣子是多么滑稽可笑！

我們在這新舊交替之際，還有許多人一方面承繼著固有的騷人墨客和才子佳人的傳統，一方面又染著西方浪漫主義的比較粗陋一面的色彩，滿紙痛哭流淚，骨子里實在沒有什么親切深摯的情感。 這種作品，像柏拉圖老早就已經看到的，可以逢迎人類愛找情感刺激的弱點，常特別受讀者歡迎。 這種趣味是低級的，因為它是頹廢的，不健康的，而且是不藝術的。

其次是憨皮臭臉，油腔滑調

取這種態度的作者大半拿文藝來逢場作戲，援“幽默”作護身符。 本來文藝的起源近于游戲，都是在人生世相的新鮮有趣上面玩索流連，都是人類在精力富裕生氣洋溢時所發的自由活動，所以文藝都離不開幾分幽默。

我們須承認幽默對于文藝的重要，同時也要指出幽默是極不容易的事。 幽默有種種程度上的分別。 說高一點，莊子、司馬遷、陶潛、杜甫一班大作家有他們的幽默； 說低一點，說相聲、玩雜耍、村戲打諢、市井流氓斗唇舌、報屁股上的余興之類玩意也有他們的幽默。

幽默之中有一個極微妙的分寸，失去這個分寸就落到下流輕薄。 大約在第一流作品中，高度的幽默和高度的嚴肅常化成一片，一譏一笑，除掉助興和打動風趣以外，還有一點深刻雋永的意味，不但可耐人尋思，還可激動情感，笑中有淚，譏諷中有同情。

許多大詩人、悲劇家、喜劇家和小說家常有這副本領。 不過這種幽默往往需要相當的修養才能領會欣賞，一般人大半只會欣賞說相聲、唱雙簧、村戲打諢、流氓顯俏皮勁那一類的幽默。 他們在實際人生中歡喜這些玩意，在文藝作品中也還是要求這些玩意。

有些作家為要逢迎這種低級趣味，不惜自居小丑，以謔浪笑傲為能事。 前些時候有所謂“幽默小品”借幾種流行的刊物轟動了一時，一般男女老少都買它，讀它，羨慕它，模仿它。 一直到現在，它的影響還很大。

第三是搖旗吶喊，黨同伐異

思想上只有是非，文藝上只有美丑。 我們的去取好惡應該只有這一個標準。 如果在文藝方面，我們有敵友的分別，凡是對文藝持嚴肅純正的態度而確有成就者都應該是朋友，凡是利用文藝作其他企圖而作品表現低級趣味者都應該是仇敵。 至于一個作者在學術、政治、宗教、區域、社會地位各方面是否和我相同，甚至于他和我是否在私人方面有恩怨關系，一律都在不應過問之列。

文藝是創造的，各人貴有獨到，所以人與人在文藝上不同，比較在政治上或宗教上不同應該還要多些。 某一地某一時的文藝，不同愈多，它的活力也就愈廣。 當然，每一時一地的作家傾向常有相近的，本著同聲相應的原則，聚集在一起成為一種派別，這是歷史上常有的事而且本身也不是壞事。

不過模仿江湖幫客結義的辦法，立起一個寨主，樹起一面旗幟，招徒聚眾，搖旗吶喊，自壯聲勢，逼得過路來往人等都來“落草”歸化，敢有別樹一幟的就興師動眾，殺將過去，這種辦法于己于人都無好處，于文藝更無好處。

我們毋庸諱言，這種江湖幫客的惡習在我們的文藝界似仍猖獗。 文藝界也有一班野心政客，要霸占江山，壟斷顧客，爭竊宗主，靦顏以“提攜新進作家”自命，招收徒弟，一有了“群眾”，就像王麻兒賣膏藥，沿途號喊“只此一家，謹防假冒”，至于自己的膏藥是“萬寶靈應”，那更不用說了。

他們一方面既虛張自己的聲勢，寫成一部作品便大吹大擂地聲張出去； 一方面又要殺他人的威風，遇到一個不在自己旗幟之下的作品，便把它扯得稀爛，斷章取義把它指摘得體無完膚，最優待的辦法也只是予以冷酷的忽視。

這種“策略”并不限于某一派人。 文言作者與白話作者相待如此，白話作者中種種派別互相對待也是如此。 可憐許多天真的讀者經不起這種吶喊嘲罵的暗示，深入彀中而不知，不由自主地養成一些偏見，是某派某人的作品必定是好的，某派某人的作品必定是壞的，在閱讀與領會之前便已注定了作品的價值。 拿“低級趣味”來形容他們，恐怕還太輕了吧。

第四是道學冬烘，說教勸善

在這里我們將要談的倒不是有意作宣傳的作品，而是從狹義的道德觀點來看作品中人物情境這個普遍的心理習慣。 文藝要忠實地表現人生，人生原有善惡媸妍幸運災禍各方面。 我們的道德意識天然地叫我們歡喜善的，美的，幸運的，歡樂的一方面，而厭惡惡的，丑的，災禍的，悲慘的一方面。

但是文藝看人生，如阿諾德所說的，須是“鎮定的而且全面的”(Look on life steadily and as a whole)，就不應單著眼到光明而閃避黑暗。 站在高一層去看，相反的往往適以相成，造成人生世相的偉大莊嚴，一般人卻不容易站在高一層去看，在實際人生中盡管有缺陷，在文藝中他們卻希望這種缺陷能得到彌補。

莎士比亞寫《李爾王》，讓一個最孝順最純潔的女子在結局時遭遇慘死。 約翰遜說他不能把這部悲劇看到終局，因為收場太慘。 十八世紀中這部悲劇出現于舞臺，收場完全改過。 孝女不但沒有死而且和一位忠臣結了婚。 我們中國的《紅樓夢》沒有賈寶玉和林黛玉大團圓，許多人也引為憾事，所以有《續紅樓夢》來彌補這個缺陷。 《西廂記》本來讓鶯鶯改嫁鄭恒，《錦西廂》卻改成嫁鄭恒的是紅娘，鶯鶯終于歸了張珙。

諸如此類的實例很多，都足以證明許多人把“道德的同情”代替“美感的同情”。 這分別在那里呢？ 比如說一個戲子演曹操，扮那副老奸巨滑的樣子，維妙維肖，觀眾中有一位木匠手頭恰提著一把斧子，不禁義憤填膺，奔上戲臺去把演曹操的那人的頭砍下。 這位木匠就是用“道德的同情”來應付戲中人物； 如果他用“美感的同情”，扮曹操愈像，他就應該愈高興，愈喝彩叫好。

懂得這個分別，我們再去看看一般人是用哪一種同情去讀小說戲劇呢？ 看武松殺嫂，大家感覺得痛快，金圣嘆會高叫“浮一大白”； 看晴雯奄奄待斃，許多少爺小姐流了許多眼淚。 他們要“善惡報應，因果昭彰”，要“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屬”，要替不幸運的打抱不平。

從道德的觀點看，他們的義氣原可欽佩； 從藝術的觀點看，他們的頭腦和《太上感應篇》、《陰騭勸世文》諸書作者的是一樣有些道學冬烘氣，都不免有低級趣味在作祟。

第五是涂脂抹粉，賣弄風姿

文藝是一種表現而不是一種賣弄。 表現的理想是文情并茂，“充實而有光輝”，雖經苦心雕琢，卻是天衣無縫，自然熨貼，不現勉強作為痕跡。 一件完美的藝術品像一個大家閨秀，引人注目而卻不招邀人注目，舉止大方之中仍有她的貞靜幽閑，有她的高貴的身份。

藝術和人一樣，有它的品格，我們常說某種藝術品高，某種藝術品低，品的高低固然可以在多方面見出，最重要的仍在作者的態度。 品高的是誠于中，形于外，表里如一的高華完美。 品低的是內不充實而外求光輝，存心賣弄，像小家娼婦涂脂抹粉，招搖過市，眉挑目送的樣子。

文藝的賣弄有種種方式。 最普遍的是賣弄詞藻，只顧堆砌漂亮的字眼，顯得花枝招展，絢爛奪目，不管它對于思想情感是否有絕對的必要。 從前駢儷文犯這毛病的最多，現在新進作家也有時不免。

其次是賣弄學識。 文藝作者不能沒有學識，但是他的學識須如鹽溶解在水里，嘗得出味，指不出形狀。 有時飽學的作者無心中在作品中流露學識，我們尚不免有“學問汩沒性靈”之感，至于有意要賣弄學識，如暴發戶對人夸數家珍，在尋常人如此已足見趣味低劣，在文藝作品中如此更不免令人作嘔了。

過去中國文人犯這病的最多，在詩中用僻典，談哲理，寫古字，都是最顯著的例。 新文學作家常愛把自己知道比較清楚的材料不分皂白地和盤托出，不管它是否對于表現情調、描寫人物或是點明故事為絕對必需，寫農村就把農村所有的東西都擺進去，寫官場也就把官場所有的奇形怪狀都擺進去，有如雜貨店，七零八落的貨物亂堆在一起，沒有一點整一性，連比較著名的作品如賽珍珠的《大地》，吳趼人的《二十年來目睹之怪現狀》之類均不免此病，這也還是賣弄學識。

第三是賣弄才氣。 文藝作者固不能沒有才氣，但是逞才使氣，存心炫耀，仍是趣味低劣。 像英國哲學家休謨和法國詩人魏爾蘭所一再指示的，文學不應只有“雄辯”（eloquence），而且帶不得雄辯的色彩。

“雄辯”是以口舌爭勝，說話的人要顯出他聰明，要博得群眾的羨慕，要講究話的“效果”，要拿出一副可以鎮壓人說服人的本領給人看，免不掉許多裝模作樣，愈顯得出才氣愈易成功。 但是這種浮淺的炫耀對于文學作品卻是大污點。 一般文學作者愈有才氣，也就愈難避免炫耀雄辯的毛病。

從前文人夸口下筆萬言，倚馬可待，文成一字不易，做詩押險韻，和韻的詩一做就是幾十首，用堂皇鏗鏘的字面，戲劇式表情的語調，浩浩蕩蕩，一瀉直下，乍聽似可喜，細玩無余味，這些都是賣弄才氣，用雄辯術于文學。 愛好這一類的作品在趣味上仍不很高。

文藝趣味上的毛病是數不盡的，以上只是舉其犖犖大者。 其中有些比較嚴重，有些比較輕微，但在一般初學者中都極普遍。 許多讀者聽到我這番話，發現他們平時所沾沾自喜的都被我看成低級趣味，不免怪我太嚴格苛求，太偏狹。

這事不能以口舌爭，我只能說： 一個從事文學者如果入手就養成低級趣味，愈向前走就離文學的坦途大道愈遠。 我認為文學教育第一件要事是養成高尚純正的趣味，這沒有捷徑，唯一的辦法是多多玩味第一流文藝杰作，在這些作品中把第一眼看去是平淡無奇的東西玩味出隱藏的妙蘊來，然后拿“通俗”的作品來比較，自然會見出優劣。 優劣都由比較得來，一生都在喝壞酒，不會覺得酒的壞，喝過一些好酒以后，壞酒一進口就不對味，一切方面的趣味大抵如此。

本文原載于朱光潛著： 《談文學》，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原題為： “文學上的低級趣味

本文原標題：《朱光潛：文藝青年的5種病癥及治療指南》

本文消息來源：收獲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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