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天津日報)
轉自:天津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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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論現代中國的人、文、事,張新穎聚焦的卻是蘊藏其中的情。在《有情:現代中國的這些人、文、事》一書里,作者并未被術語或理論綁架,而是以人心照見人心,以真誠的靈魂呼應真誠的靈魂為前提。很多學術巨擘或文化名人均在他筆端留下充滿個性的一面,他們或從容恬淡、或思緒連綿、或堅守自我、或銳意進取、或鄉愁濃郁。
若無細致入微的生活細節,情便失去依托與支撐,或者說,情也就沒有源頭。生活細節乃升騰人間煙火氣的前提,張新穎進入筆端人物的現實肌理中,如同見證者的存在。這些人并不只生活在學術象牙塔里,而是與滾滾紅塵中的所有人一樣,有憂愁郁結,有歡笑釋懷,有振臂高呼,也有黯然神傷。因此,作者筆端提煉的情感并不單一,而是多元、復雜、幽微甚至是難以概括的存在。但是,給讀者留下最深刻印象的莫過于美,或者說,正是那些充滿積極向上的力量,助推人在逆境中勇毅前行的情感。
1938年9月,胡風在離開武漢去往重慶前,來到居住過將近一年的小屋清理雜物。屋里,艾青贈送的白瓷膽瓶仍在,決意不帶走它的胡風,到院子里采了一朵盛開的花,插在里面。對此,張新穎如此評價:“我們卻不大能夠想到,一個將要逃難的人,在敵機的轟炸如一日三餐的情況下,采一朵花插在朋友送的瓷膽瓶里。即使到處都是斷垣殘壁,仍然不能證明人內心的荒蕪。”粗獷中有細膩,倉皇中有愛意,戰爭的肆意破壞與生命的脆弱中有美的頑強挺立。尋常閑暇時,插花賞花不難;四處奔走時,誰的心中還容得下花的位置?
書中諸多細節,均與書籍有關。在昆明時,錢穆一周中兩天到城里授課,其余五天在山中寺里著述。課堂上不得不講話,否則無法授課;寺中五日,他一句話不說,飯菜由窗口遞進,換洗衣服從窗口遞出。如此持續許久,他寫出赫赫有名的《國史大綱》。那一段潛心撰寫的日子,周遭的靜謐與內心的激蕩是如何并行不悖交織在一起的?不論何時,巫寧坤行囊中有始終不曾舍棄的兩本書:一是英文版《哈姆雷特》,一是馮至編選,浦江清、吳天五合注《杜甫詩選》。很顯然,這兩部書實為他的精神支柱。靜夜里或別的獨處時光中,它們也許正是溫暖的火炬。
這部書里,沈從文是占據最多篇幅的有情之人,關于他的很多細節更令人難忘。如果忘卻這些點滴,想必是不可饒恕的罪過。
1969年下放前,沈從文在家整理東西,屋里亂得很。妻子張兆和與二姐張允和來看他,允和要走的時候被他叫住,只見他從口袋里掏出一封信說道,這是三姐給我的第一封信。三姐,乃沈從文對妻子的稱呼,兆和于家中姐妹中排行老三。“接著就吸溜吸溜哭起來,快七十歲的老頭兒哭得像一個小孩子。”面對這段當年熱切追求得來的愛情,他一直心懷赤子情意。年輕時如此,年老時亦如此。對感情如此,對文學或歷史同樣如此。一位文化站站長寫信給沈從文,向他請教羅漢圖的問題。沈先生回復對方,這方面知識不多,只能憑記憶所及隨手寫來。結果隨手一寫,竟然三大張稿紙,毛筆豎寫,一格一字,密密麻麻。隨手一寫,哪里是隨意輕松之事?
除作者身份外,張新穎另一重要身份是——講故事的人。或者說,雙重身份的合二為一,才讓文字擁有溫度。對故事中人來講,張新穎固然是后來人,卻憑著一份盡力用心的體貼,讓文本貼合著林徽因、李健吾、沈從文等人的生命軌跡悄然前行,并因此讓自己成為他們的同道中人。既為同道,那么張新穎亦是有情之人。須得有情,方能挖掘出他筆下人物的有情。勾勒他們的有情之心,描摹他們的有情之狀,展示他們的有情之舉。
張新穎筆下的有情之人,憑著這樣的牽連或者那樣的關系,組合成現代史上璀璨、深邃、無垠的星空。其實,這不是他的有意為之,而是一路走來恰如其分的相遇。恰如張新穎在序言中所寫——“收在這本小書里的篇什,因時因事而寫,卻非一時一事短暫興趣的產物,編在一起,或許更容易看出一種長久浸潤其間的個人心緒和感情。”或者說,竟是在張新穎的“召集”下,他們的諸多情絲聚合一處,構成關乎情感的獨特場域。對普通讀者來講,其著述的高度與深度,多少存有隔閡。可是,這關乎有情流淌或有愛傳遞的眾多點滴,恰恰可以給他們帶來震撼或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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