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作|《碧血劍》：舊劫打完，新劫又生

文|李懷宇

金庸第二部小說《碧血劍》1956年1月1日至1956年12月31日在《香港商報》連載。這一年間，金庸與朱玫結婚，漸漸在香港不只是“客居”，而是“此心安處是吾鄉”。

在香港這“借來的時間”里，金庸用文字超越時間的界限。在香港這“借來的場地”里，金庸靠想象重構文學的世界。

我的朋友譚庭浩1997年香港回歸之際和同事去采訪金庸，問他為什么寫《袁崇煥評傳》？金庸答：“他是廣東人，離香港近嘛！”我們做過報紙的朋友都明白，香港大多數是廣東人，看報紙最關心廣東的人與事；小說連載亦然。

金庸自稱是陳寅恪的私淑弟子：“陳寅恪先生一直是我敬仰的前輩。他提倡的人文精神包括提高人的內心，要求人明辨是非，堅持正義的一面，我覺得這些和我所倡導的俠士精神是有相通之處的。昔日中山先生鬧革命，靠的也是這種堅持正義的精神，從這個角度來講，我覺得孫中山先生也是一位鋤強扶弱的大俠。”(《金庸訪談資料集》第二冊第241至242頁)

《碧血劍》的主角是廣東人，袁承志的名字已道出一生志向。如同金庸的長子取名“傳俠”，寄托了慈父的殷殷期望。

金庸想創新，所以《碧血劍》開頭嘗試寫成袁承志的“成長小說”。以后的“射雕三部曲”也試圖寫成不同類型的“成長小說”。因此，袁承志身上的某些特征，變化為郭靖、楊過、張無忌三人身上的一小部分。四人性格各不相同，但成長過程中，學武上先博采眾家，再自成一家，是一樣的道理。學文亦然，金庸看了古今中外的名作后不斷嘗試，最后才形成自己獨特的風格。

《碧血劍》是嘗試，所以并不成熟。金庸在2002年的后記中說：“《碧血劍》以前曾作過兩次頗大修改，增加了四分之一左右的篇幅，這一次修訂，改動及增刪的地方仍很多。修訂的心力，在這部書上付出最多。初版與目前的三版，簡直是面目全非。”可見金庸既看重這部“少作”，又深感其不足，付出心力以求更完美。

袁承志的“成長小說”，有幾位良師，風格不同，教法迥異，很讓人受益。

《碧血劍》書名有“劍”。教劍的第一天，穆人清道：“劍乃利器，以之行善，其善無窮，以之行惡，其惡亦無窮。今日我要你發個重誓，一生之中，決不可妄殺一個無辜之人。”后來，穆人清批評二弟子歸辛樹：“你性子向來梗直，三十年來專心練武，旁的事情更是什么也不多想。可是天下的事情，并非單憑武功高強便可辦得了的。遇上了大事，更須細思前因后果，不可輕信人言。”歸辛樹卻沒有牢牢記住師父的教訓，到了《鹿鼎記》中就誤殺了吳六奇。

金庸好棋，因此塑造了木桑道長：木桑外號“千變萬劫”。他年輕之時，輕功卓絕，江湖上送他個外號，叫做“千變萬化草上飛”。后來他耽于下棋，自行改了外號，叫做“千變萬劫棋國手”。旁人知他棋藝和“國手”之境委實相去太遠，于是折衷而簡化之，稱之為“千變萬劫”。在第十回中，木桑借棋道論天下，富于哲理：

木桑卻似意興闌珊，黯然道：“這次下了這幾局棋，也不知道以后是不是還有得下。”穆人清一愕，道：“道兄何出此言？眼下民怨如沸，闖王大事指日可成。將來四海宴安，天下太平，眾百姓安居樂業，咱們無事可為。別說承志，連我也可天天陪你下棋。”

木桑搖頭道：“未必，未必！舊劫打完，新劫又生，局中既有白子黑子，這劫就循環不盡。”穆人清笑道：“多日不見，道兄悟道更深。我們俗人，這些玄機可就不懂了。”哈哈一笑，拱手道別。

金蛇郎君在書中沒有正面出場，卻寫得十分神氣。金蛇郎君沒有親自教過袁承志，但留下武功秘笈給他，則金蛇郎君也可算是袁承志的老師之一。

論金蛇郎君者眾，可從另一角度談這個角色。我在采訪金庸之后，采訪了一位出身《大公報》家庭的才子。“在我生下來的時候，金庸已經離開《大公報》，在長城電影公司。梁羽生一直在《大公報》。我幾歲的時候，金庸已經在辦《明報》了，這幫知識分子天天都看《明報》，都看金庸的社論，那梁羽生就看金庸的小說，他們都討論《明報》社評的觀點。在20世紀60年代初，金庸跟《大公報》有一場筆戰。那個時候，我沒見過金庸，就常常聽那些大人講他，就好像《碧血劍》的金蛇郎君沒有出場，但是有很多人都在談他。所以，金庸的成就、氣勢很早就在了。”才子說，“寫小說是他自己成長的一種過程，所以金庸思想體系也是非常多元化的，他自己在不同的時期看問題有不同的結論，他自己也是一大堆的矛盾，有時候他自己問自己，十幾部武俠小說其實是金庸內心獨白的長卷。”

以此觀之，則袁承志、郭靖、楊過、張無忌的“成長小說”中，記錄了金庸自己成長的過程。

金庸相信愛情，更善于寫愛情。但《碧血劍》里的愛情，能打動讀者的地方并不多。即使是金蛇郎君對溫儀的愛：“此時縱聚天下珍寶，亦焉得以易半日聚首？重財寶而輕別離，愚之極矣，悔甚，恨甚！”也遠不及《連城訣》中的“人淡如菊”讓人回腸蕩氣。

主角袁承志當然是寫成了好人，可是把溫青青寫成“妖女”的嘗試，無疑未能全功。董千里認為：“溫青青是黃蓉的初稿，初稿自不如定稿之完美。”

綜觀金庸全部小說，他寫得最成功的女主角卻是“妖女”：《射雕英雄傳》里的黃蓉、《倚天屠龍記》里的趙敏、《笑傲江湖》里的任盈盈，都是光彩奪目的形象。即使是女配角，在《碧血劍》里的何鐵手，就比溫青青動人得多。而《倚天屠龍記》里的殷素素，她與張翠山初見的情景，顯然就是溫青青與袁承志初見的升級版，但殷素素何其個性鮮明，讓人又恨又愛。

我重讀金庸的第三次改寫，更看重的是近乎歷史小說部分，以及《袁崇煥評傳》。

明清之際的世變，真是大有文章可作。金庸于明軍、闖軍、清軍之間游刃有余。

李巖的角色尤其重要，他名為袁承志的結義兄弟，實則是袁承志下華山后的良師：并非袁承志的武功老師，而是袁承志的“文功”老師。

重讀《碧血劍》時，我發現金庸對李巖著墨雖不多，但字里行間流露著敬意與惋惜。金庸自稱最佩服的是范蠡和張良，功成身退，飄然而去。范蠡和張良，何許人也？是“帝王師”！自古“帝王師”是無數書生的夢，但最終能功成身退，飄然而去者只有范蠡和張良。在某種意義上講，李巖是李自成的“帝王師”，但他的結局不是范蠡和張良，而像文種和韓信。

李巖的結局是令人傷痛的。但金庸還是“意難平”，在第二部小說《碧血劍》的傷痕，終于安排在最后一部小說《鹿鼎記》第三十三回中撫平。細讀金庸小說就會發現，他對“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候未到”有一種樸素的信仰。從另外的角度來解讀，則是為了滿足讀者的心理需要。讀武俠小說，就是求一個心中痛快，化不可能為可能，撫平現實生活中的傷痕。

金庸在《碧血劍》中無法改變李巖的命運。但李自成之死，疑點很多，這就有文章可作了。因此，李自成又“闖”進了《雪山飛狐》和《鹿鼎記》。

在《碧血劍》小說的故事起首，袁崇煥已死。袁崇煥一生經歷的天崩地裂的時代，給歷史研究提供了源源不盡的素材。武俠小說，實在無法表現那個時代氣象之萬一。金庸在《碧血劍》中的歷史書寫，不過是用了他所掌握的史料之冰山一角。胸中擁有如此豐富的歷史寶庫，卻不能一吐為快。即使是在《碧血劍》中禁不住加作者按、加注，金庸的文思仍如長江之水滔滔不絕，于是《袁崇煥評傳》就誕生了。

金庸2002年在《碧血劍》后記說：“《袁崇煥評傳》是我一個新的嘗試，目標是在正文中不直接引述別人的話而寫歷史，文字風格比較統一，希望較易閱讀，同時自己并不完全站在冷眼旁觀的地位。

可惜，“承志”最后壯志未酬，去了海外；而金庸只是做了《袁崇煥評傳》的嘗試，寫歷史小說與中國通史的巨構，何嘗不是壯志未酬？

《袁崇煥評傳》在《明報》上所發表的初稿是《廣東英雄袁蠻子》。以后有許多讀者寫文章回應，其中有一位楊寶霖先生寫了《袁崇煥雜考》(收錄于《諸子百家看金庸Ⅱ》第88至118頁)。此文大有見識。金庸加按說：“楊寶霖先生的考據信而有征，博學鴻儒，非淺涉史籍之小說作者所及。上述意見，將在《碧血劍》下次修訂時加入。對楊先生的指教十分感謝。”在《碧血劍》后記又致謝一番，說：“作者歷史素養不足，文中謬誤仍恐難免，盼大雅正之。”

金庸一生很會講客氣話。這些客氣話，本來我看了沒有深思。但細看金庸的新修版，確是對讀者的意見很重視，有錯就改，不足就增補。可能是年齡的關系，如今我重溫金庸重視讀者、敬畏文字的態度，心折不已。

讀者是作者的衣食父母。金庸是值得學習的“文功”老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