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賬還在，馬克龍卻談起新保護：非洲要是失敗，歐洲就麻煩了

法非峰會在內羅畢開幕之際，法國總統馬克龍在接受《非洲報道》采訪時表示，在美國踐踏國際體系的世界里，歐洲承諾提供安全保障。

歐洲領導人如今向那些曾被其大陸前輩掠奪了半個千年的國家提出保護，這本身就需要相當大的政治膽識。

但隨著法國大選將在2027年年中到來，而他的第二任期也接近尾聲，總統埃馬紐埃爾·馬克龍正作最后一搏。讓這場押注更顯緊迫的是接下來可能出現的局面：繼任者可能來自右翼民族主義政黨，所屬政治傳統也更不利于非洲利益。“悖論在于，我們不是這個世紀的掠食者。”馬克龍5月7日在接受《非洲報道》采訪時說，“歐洲人過去也許是，但現在不是了。”馬克龍是法國自1960年從大多數非洲殖民地撤出后，首位出生的總統。

如今，馬克龍把歐洲描述為全球獨立國家聯盟的一部分，試圖維護以規則為基礎的多邊主義和開放貿易秩序。“美國都不再遵守世界貿易組織規則了。”他說，并把關鍵礦產領域的掠奪性行為作為例證，“隨后，一些中等強國也沿著這條路走，比如俄羅斯和土耳其。”

這些國家開出的條件，歸根結底是以安全換取礦產準入——這對剛果民主共和國或贊比亞政府來說，聽上去恐怕并不陌生。與之相對，馬克龍把法國塑造成一個能夠提供創新能力和國防工業能力的伙伴。“我們需要關鍵礦產和稀土，而非洲希望在本土完成開采和加工。”他說。與此形成對照的，是他所說強加的一種“掠奪性”依附模式，這種模式“通過其許可制度，讓世界其他地區對它形成依賴”。

法國在非洲的批評者會說，巴黎已經無力再達成這類交易。法國已被趕出薩赫勒地區，并關閉了在一些原本被視為友好地帶國家的基地，其中包括塞內加爾和科特迪瓦。

但迫使法國退出薩赫勒的因素——圣戰分子推進、軍事政變，以及軍政府轉向莫斯科——也為巴黎打開了新的空間。隨著叛亂力量向南推進，貝寧、加納和尼日利亞正在尋求新的安全伙伴關系，以阻止混亂蔓延。“你們有安全問題，就提出請求，但事情要由你們自己來承擔。”

馬克龍說，“我們可以提供裝備、培訓，并在有關國家提出請求時給予支持，但我們不會永久駐扎在那里，因為這種做法已經不再被理解，也不再健康。”法國去年12月為挫敗貝寧一場政變而提供的低調后勤和情報支持，可能會成為一種模板。

馬克龍還主張加強非洲聯盟應急部隊，“引入第七章式機制”——這里指的是《聯合國憲章》第七章，該章賦予安理會在必要時要求成員國提供武裝力量的權力——并結束非洲大陸上的代理人戰爭。“非洲不能成為某一方或另一方施加軍事影響的舞臺，也不能成為代理人戰爭的戰場。”馬克龍說，“這就是我們在利比亞經歷過的事，也是我們今天在蘇丹、以及在某種意義上的薩赫勒正在經歷的事。”

他沒有像華盛頓那樣，只點名要求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停止資助蘇丹赫梅蒂領導的快速支援部隊。相反，他把要求擴大到“那些資助布爾漢的人也一樣”，布爾漢是蘇丹武裝部隊領導人。

無論安全合作提議如何，許多非洲領導人仍將前往內羅畢，參加馬克龍任內最后一場面向非洲的重要峰會。4000多名與會代表中，包括約30位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以及少數非洲和法國商界重量級人物，如阿里科·丹格特和道達爾能源首席執行官帕特里克·普亞內。

馬克龍經常抱怨，法國大型企業首席執行官對非洲的重視程度不夠。“他們覺得那里太麻煩，回報又太少。”他說，“看看如今那里的企業家素質。看看市場是如何被組織起來的。關鍵是要把某種勢頭激發出來。”

但馬克龍推動法國跳出舊有法語區“保留地”的努力，已經取得成效。他對英語非洲的熱情，始于2000年代初在阿布賈的一次外交實習。“而且我很喜歡那里。因為我首先發現，你必須自己開出一條路。一切都很難，但同時一切又都有可能。”

2017年入主總統職位后，馬克龍搭建了一些平臺，讓非洲和法國的工業界人士能夠跨越各自熟悉的語言圈建立聯系。這一做法已有一些成果：道達爾能源在尼日利亞、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大規模投資；奧蘭治在整個非洲大陸擴展電信業務。

法國電視集團運河公司高調收購南非多選集團，以幫助自身跟上迪士尼和奈飛的步伐；在肯尼亞經營的法國企業數量，從10年前的30家增至如今約150家，增長到原來的5倍；2015年至2023年，法國在南部非洲的投資增長了50%。

除了推動私營部門參與，馬克龍還在呼吁改革全球金融架構。疫情期間，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額外發行了6500億美元特別提款權儲備資產。馬克龍曾主導呼吁二十國集團經濟體，從中至少劃出1000億美元，重新分配給非洲各國經濟體和機構。遺憾的是，其中一部分后來陷入了富裕國家的官僚程序之中。

馬克龍承認，與他執政初期大幅增長時相比，如今援助預算已經被削減。但他認為，“援助”這套語言和邏輯已經走到盡頭，他更傾向于使用“團結”和“可持續投資”。在他看來，公共資金應集中投向市場不會自行進入的領域——醫療、教育、基礎性基礎設施，以及農業價值鏈的早期環節。

每一歐元公共資金或捐助資金，都應當用來撬動私人資本，而不是取代私人資本。“當投入公共資金、也就是來自國際捐助方的資金時，它必須帶動私人資金進入。”馬克龍說。

目前，仍有過多公共資金投向本應由私人融資承擔的領域，而非洲經濟則受到評級偏低、缺乏擔保以及外界對非洲風險認知的拖累。

這正是非洲貿易與投資發展保險機構發揮作用的地方。這家總部位于內羅畢的非洲發展融資機構，在馬克龍看來，可以成為覆蓋全非洲的首損擔保機制平臺，并在法國支持下、與非洲開發銀行合作加以擴展。其目的，是吸收投資中風險最高的一層，安撫私人投資者，并讓資本重新流向非洲的基礎設施和生產性部門。

法非關系將幫助界定歐洲在21世紀的走向。對非洲的恐懼，已經成為歐洲右翼政治的選舉燃料。大規模移民的前景，在氣候變化、不安全局勢和經濟分化的推動下愈發突出，已成為從法國國民聯盟到英國改革黨等政黨的固定議題。

法國處在這場爭論的中心：一方面，非洲塑造了法國的歷史、人口和經濟；另一方面，法國又是歐盟內部的重要力量。巴黎如何處理這種雙重現實，其影響將遠遠超出巴黎本身。

馬克龍并不回避這一點。“如果非洲失敗了，考慮到它的人口結構，歐洲將面臨巨大的問題，強迫性移民路線還會繼續推進。”他說。

對法國來說，非洲并不是外部事務：“這不只是外交政策，或者非洲政策。不。這也關系到國家凝聚力。”

僑民群體把這一點體現得很直接。“我們有700萬與非洲有關聯的法國男女公民，或者雙重國籍者，”馬克龍說——“占我們人口的10%”，他們都有一些“可以去做、去創造、去表達、去帶來的東西”，既能帶給法國，也能帶給他們的原籍國。

他的回答是共和普遍主義：通過學校、工作和共同的公民規則實現融入，但不要求人們抹去自己的出身。面對政治伊斯蘭時，這一點可能會變得困難，甚至難以跨越。“共和國與所有宗教都相容，但它要求每個人都尊重它的規則。”

但馬克龍介入非洲事務的另一面，要求更高：踐行一種“記憶責任”。這是一種見證與承擔的工作，德國在面對法西斯統治下犯下的恐怖罪行之后曾經做過。法國和英國、葡萄牙一樣，在把同樣的原則用于自身殖民歷史時，要猶豫得多。

他承認，這件事一直很難，尤其是對仍深受獨立戰爭影響的阿爾及利亞而言。他說，自2017年以來，沒有哪位法國總統比他做得更多，去“把該說的話說出來，把該承認的承認下來，并讓局勢緩和”，涉及對象從阿爾及利亞戰爭中效忠法國的哈基人、法屬阿爾及利亞歐洲裔僑民，到雙重國籍者，其中包括2021年向哈基人道歉并給予經濟賠償。

緊張關系再次升高。“我們需要誠實。”他說，“法國政治領域中有一部分人不希望與阿爾及利亞的關系改善。阿爾及利亞政治領域中也有一部分人不希望與法國的關系改善。雙方都有人把持續緊張當成自己的利益所在。”

馬克龍押注的是，法國如果不改變自己對非洲的心理圖景——從威脅與依賴，轉向人才、創造力、資本和共同命運——就無法平息國內圍繞移民和身份認同的爭論。“這是一場想象力的革命，它會改變一切。”

盡管經歷了一些艱難年份，他說，自己的樂觀仍然建立在邏輯之上：“我們的命運系于非洲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