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票率暴跌25.1%！英國政壇遇挫，跨黨派訪問中國能救場？

英國政壇最近呈現出一種很強的反差感：一方面，工黨在威爾士選舉里遭遇 “斷崖式” 失利，原本長期占優勢的地位幾乎一夜之間被打穿；另一方面，英國議會層面的跨黨派代表團卻準備重啟訪華，而且還是 2019 年以來的第一次。

5 月 8 日結果出爐，這是議會擴容后的首次選舉，按傳統理解本該是工黨比較穩的基本盤，結果卻變成 “歷史性翻車”。

威爾士民族黨拿下 43 席成為第一大黨，極右翼改革黨以 34 席緊隨其后，工黨只剩 9 席跌到第三，得票率還下滑了 25.1%。這已經不是簡單的 “輸了一次”，而是選民用非常明確的方式表達不滿：原來的主導格局被改寫，工黨在當地的政治號召力被明顯削弱。

更具沖擊力的是，威爾士地方首席大臣、工黨領袖摩根甚至在自己的選區落選，成為英國歷史上第一個在任期間丟掉議席的地方政府首腦。這種政治信號非常尖銳：很多人表面上在選政策，實際是在用選票表達情緒和失望。

摩根隨后辭職，承認選民對工黨 “深感不滿”，并且指出工黨需要重新回到 “工薪階層政黨” 的定位，要把資源分配和政策重點進行調整。話說得克制，但意思很清楚 —— 工黨與曾經最核心的支持群體出現了脫節。

2024 年 7 月工黨在全國大選獲勝，斯塔默上臺時接手的是保守黨后期積累的問題：經濟增長乏力、生活成本壓力居高不下、公共服務緊張。選民當時投票的邏輯很樸素：換人，也許就能換出不一樣的局面。

但不到兩年，不少人的體感變成了另一套結論：局面沒有明顯改善，賬單反而更重，工資增長跟不上，房租與能源費用長期高位運行，像“釘住不動”的固定成本。

改革黨在威爾士的表現就說明了這一點。它主打 “反移民、反建制” 的直線型口號，往往把復雜問題壓縮成一句 “都是他們造成的”。這類敘事未必拿得出可執行的系統方案，但它能夠提供一個直接的情緒出口。

對一些選民來說，哪怕并不完全認同極端立場，也可能在投票時把票投給 “看起來敢硬剛” 的那一方。這種從失望到情緒投票的路徑，在許多國家都反復出現。

威爾士的結果也迅速沖擊到工黨內部。出現了米利班德私下敦促斯塔默制定辭職時間表的傳聞；面對媒體追問，斯塔默表態不會 “直接走人”，但也承認政府犯了 “不必要的錯誤”，并承諾加快推動變革。

同時，至少 10 名工黨議員公開要求他在年內下臺。黨內壓力的核心邏輯是：需要把 “做出成績” 這件事真正推進下去，而不是停留在姿態與承諾上。

路透社報道稱，英國將由 12 名工黨以及保守黨議員組成跨黨派代表團在 5 月中旬訪華、行程 5 天，由英中協會籌劃、英國外交部資助。

“跨黨派” 這幾個字很關鍵，它相當于在國內傳遞一種信號：這不是某個黨派的臨時偏好，而是英國政治精英層面對 “務實接觸” 形成的一種更可持續的共識框架。

再往前看，今年 1 月斯塔默曾經訪華，成為 8 年來首位訪華的英國首相。他帶隊成員包含財政、商業大臣以及 60 多位工商界人士，覆蓋金融、制造、醫藥等英國優勢領域。

阿斯利康也宣布到 2030 年前在中國投資 1000 億元人民幣。對于一個急需講出 “增長故事” 的英國政府而言，這些內容都屬于可以落到產業、投資與就業敘事里的 “硬指標”。

脫歐后，英國失去歐盟單一市場帶來的順暢通道，貿易摩擦、投資信心波動以及產業升級壓力都變成長期議題。

在這種背景下，中國這一超大規模市場對英國具有明顯吸引力：農產品、威士忌、金融服務、綠色轉型、科技合作等方向，只要能在部分領域打開更穩定的合作缺口，就可能被用來對沖國內的政治失分。

不過，這種回暖不能被過度浪漫化。英國對華政策即使更務實，本質仍然是以國家利益為驅動，而不是單純為了 “交朋友”。英國國內對華強硬聲音并未消失，在涉港、涉疆、臺灣等議題上仍可能出現干擾性表態。

在安全與戰略層面對美國的依賴，也會讓英國在部分問題上難以完全自主。今天的接近不等于明天不會反復，西方政治受選舉周期影響較強，立場搖擺并不罕見。

從中國立場看，應當保持清醒：交流合作可以推進，但底線議題不能模糊；談合作要把互利機制做實，談分歧要堅持原則立場。同時也需要避免把別國的內政困境當作 “可操作的籌碼”。

英國把對華合作當作某種 “強心針”，屬于它自己的政治算術；更合理的做法是把合作項目做得更扎實，把潛在風險進行管理，把節奏保持穩定。

歸根結底，中英關系回暖可以帶來雙贏空間，但它無法替任何政府補上國內治理的基本功。能否把民生與治理抓穩，是政權穩定的地基；能否把對外合作沉淀為長期、互利、可持續的項目，才是關系改善的耐久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