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耶路撒冷千百年紛爭不斷？猶太，基督，伊斯蘭教的恩怨情仇

公元621年的某個夜晚，在阿拉伯半島的麥加，一位中年商人從山洞中歸來，神情格外凝重。身邊的人小聲問他：“發生了什么？”他壓低聲音，只說了一句話：“天使讓我看見了另一條路。”這位商人，就是后來伊斯蘭教的創立者穆罕默德。而在他口中的“另一條路”里，有一座遠在北方的古老城市——耶路撒冷。

這座城市早在伊斯蘭教誕生之前，已經被猶太教和后來興起的基督教視為最神圣的地方。穆罕默德的“夜行登霄”傳說，再一次把耶路撒冷推向了宗教世界的中心。三大宗教的目光，在這里交匯，也在這里發生碰撞。要理解這座城市為何千年紛爭不斷，只能從宗教故事、帝國擴張和近代戰爭三條線一起看。

一、同一位祖先的兩個兒子：同源傳說與圣城的起點

在猶太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的經典中，有一位共同被尊為“信仰之父”的人物——亞伯拉罕。關于他的故事，被視為猶太人和阿拉伯人“同根”的來源，但也埋下了分裂的根。

根據宗教經典的記載，早年的亞伯拉罕沒有子嗣，妻子撒拉年老不育，便把侍女夏甲交給亞伯拉罕，夏甲生下長子以實瑪利。后來，撒拉意外懷孕，又生下兒子以撒。兩個孩子，一個出自侍女，一個出自正妻，在繼承問題上難免產生矛盾。這段家庭爭執，被三大宗教分別賦予了不同的解釋。

在猶太教和基督教傳統中，以撒被視為“應許之子”，是上帝特別祝福的延續者，猶太民族的血統，就被認為是從以撒這一支延展開來。伊斯蘭教傳統則強調，亞伯拉罕的長子以實瑪利離開后，在阿拉伯地區繁衍，被視為阿拉伯各部族的祖先。于是，猶太人和阿拉伯人，在信仰敘事里成了“兩個兄弟”的后代，血脈相連，卻走上了不同道路。

有意思的是，不少現代研究也發現兩者之間的某些親緣跡象。語言上，希伯來語和阿拉伯語很接近，同屬閃米特語族，很多詞根幾乎可以互相“對上號”；生活習俗上，兩邊都重視割禮，都強調家族傳統，連一些飲食禁忌也類似。甚至有學者從遺傳學角度，指出部分猶太人與阿拉伯男性的Y染色體存在相似譜系，用來佐證“同源”的說法。當然，這類研究結論如何解讀，各方看法不盡相同。

與這段傳說相伴的，是一座反復被提到的城市——耶路撒冷。在猶太教傳統中，這里被視作大衛王和所羅門王的都城，是耶和華圣殿建立之地。后來圣殿被毀，只剩下西墻一段舊墻，猶太人依舊在此祈禱，把它當作最接近上帝的地方。從這一層意義上說，耶路撒冷對猶太民族，是政治記憶與宗教信仰疊加的核心。

基督教的視角有所不同。按照《新約》的描述，耶穌在耶路撒冷傳道、受審、被釘十字架，之后復活。圣墓教堂、苦路等地點，被一代代基督徒當作紀念救贖故事的現場。對他們來說，這座城市承載的是“救恩”與“犧牲”的意義。

等到伊斯蘭教興起，這座城市又被賦予了新的宗教身份，成為第三座圣城。三大宗教把信仰的最重要記憶，都壓在這同一塊狹小的山嶺之上，沖突的種子，也就難以避免。

二、童年孤苦到“受命之人”：穆罕默德與新信仰的誕生

伊斯蘭教的出現，改變了阿拉伯半島的格局，也悄然改寫了耶路撒冷的宗教地位。

公元570年前后，穆罕默德出生在麥加古萊什部族的一個家族中。族譜不算寒微，但家道已衰，更不幸的是，他還沒記事就失去父親，6歲時母親去世，先跟著祖父生活，8歲祖父又離世，只能由叔父撫養長大。這樣的經歷，讓他很早接觸到社會底層生活，對商業往來和部族糾紛看得也更多。

少年時期，他隨叔父一道經商，往返于阿拉伯各部落和敘利亞一帶的商路。那時候的阿拉伯社會，多神信仰盛行，各部族在麥加的天房周邊供奉各自的偶像，政治上則是部族聯盟結構，秩序松散，強者為王，弱族受壓。長期穿梭其間的人，很難對這種局面沒有思考。

到了大約25歲，穆罕默德娶了比他年長、且頗有財力的富商遺孀蒂徹。這個婚姻，是他人生的一個關鍵轉折。一方面，他不再為基本生活發愁，可以有更多時間思考；另一方面，通過妻子的商隊和交往圈，他接觸到更多外地商人，其中不乏接觸過猶太教和基督教思想的人。阿拉伯社會內部的不平等加上外來一神信仰的刺激，在他心里慢慢醞釀出新的觀念。

大約在公元610年前后，已經40歲的穆罕默德常常獨自前往麥加附近的希拉山洞冥想。按照伊斯蘭教的傳統說法，在一個阿拉伯歷九月的夜晚，他在山洞中“見到”了天使吉卜利勒，聽到來自安拉的啟示。這些啟示后來被整理為《古蘭經》的內容。那一刻起，他不再只是一個商人，而自覺肩負起“傳達真主旨意”的責任。

他先從親近的親屬朋友開始宣講“萬物非主，唯有真主”的一神理念，強調公平、施舍以及末日審判。對于社會底層來說，這樣的教義無疑帶有一種平等的吸引力。但對于掌控麥加經濟命脈的貴族而言，這就觸動了既得利益。古萊什貴族擔心，新教義會沖擊對天房及偶像崇拜所帶來的財富和權威，于是對穆罕默德及其追隨者采取打壓甚至迫害。

在壓力越來越大之時，麥地那幾支部族向穆罕默德發出邀請，希望他前往調解內部糾紛，并擔任領袖。公元622年，他與弟子悄然離開麥加遷往麥地那。這次遷徙，被稱為“希吉拉”，后世伊斯蘭歷便以此為元年，足見其地位。

到了麥地那，他不只是傳教，更開始搭建一種新型政治共同體。通過與各部族簽訂協議，明確彼此權利與義務，把穆斯林團體凝聚成一個“烏瑪”（共同體）。在宗教信仰的紐帶下，部族間的對立逐漸緩和，這種組織形態，也大大提升了他們對外作戰的能力。

麥加貴族并不甘心失去原來的控制者身份，雙方爆發了多次戰斗。公元630年，穆罕默德率領力量已經相當強大的穆斯林軍隊進入麥加，幾乎沒有遭遇嚴重抵抗，古萊什貴族選擇臣服。偶像被清除，克爾白成為一神信仰的中心。至此，阿拉伯半島大部分地區歸于伊斯蘭教的政治與宗教統轄之下，麥加和麥地那也自然成為伊斯蘭教的前兩座圣城。

三、“夜行登霄”與第三圣城：耶路撒冷被納入伊斯蘭地圖

穆罕默德生平中，還有一段對耶路撒冷影響極大且廣為流傳的宗教故事。

按照伊斯蘭傳統，在公元621年左右的一夜之間，穆罕默德從麥加被天使帶至“遠寺”，即后來被認定為耶路撒冷的阿克薩清真寺所在之地。這段旅程，被稱為“夜行”。隨后，他自那塊后來稱作“登霄石”的地方升上七重天，拜會諸位先知，接受安拉的進一步指示，這一過程則被稱為“登霄”。這整套故事，在教徒心中是象征極強的精神體驗，并由此形成了紀念的節日。

從宗教信仰角度看，“夜行登霄”的傳說有幾層含義。其一，它把穆罕默德與以往猶太教、基督教尊崇的先知聯系在一起，形成一條信仰傳承的“鏈條”；其二，它以“遠寺”的形象，把遙遠的耶路撒冷納入伊斯蘭信仰空間；其三，它強調人與真主之間的直接聯系，強化了穆罕默德“先知”的身份。

需要說明的是，這些內容屬于伊斯蘭教內部傳統敘述，而非現代意義上的歷史實錄。但無論如何，它帶來的結果十分清晰：耶路撒冷在伊斯蘭世界被視為僅次于麥加、麥地那的第三圣城。對穆斯林來說，這里不僅有“夜行登霄”的記憶，也被視作諸多先知活動過的圣地。

等到伊斯蘭政權開始向阿拉伯半島外擴張，政治力量很快就與宗教記憶重疊起來。公認的史實是，在正統哈里發時期和隨后的倭馬亞王朝時期，阿拉伯軍隊迅速占領了包括敘利亞、巴勒斯坦在內的大量地區。公元638年前后，耶路撒冷被穆斯林軍隊控制。之后的倭馬亞王朝在圣殿山修建了圓頂清真寺與阿克薩清真寺，使得“夜行登霄”的故事有了具象的宗教建筑載體。

從這時起，耶路撒冷的山頂上，有了代表猶太傳統的圣殿遺址、反映基督教記憶的教堂，以及象征伊斯蘭信仰的清真寺。這種多層疊加的格局，極為罕見，也極為敏感。

四、從選舉到世襲：權力之爭與教派分裂

穆罕默德在公元632年去世，終年約63歲。留下的，不僅是一部還在繼續整理的圣典，還有一個需要人來領導的龐大共同體。誰來繼任“哈里發”（即“繼任者”），很快成為關鍵問題。

最初的四位哈里發，多由穆罕默德的親密伙伴通過協商、推舉方式產生，史稱“四大哈里發時期”。他們在延續宗教教義的同時，也繼續擴張疆域，將伊斯蘭政權推進到兩河流域、波斯和埃及等地。這一階段，大體上仍強調“共同體協商”的精神。

到了第三任哈里發奧斯曼時期，情況開始復雜起來。奧斯曼出自倭馬亞家族，這個家族在穆罕默德早期傳教時曾堅決反對他，但后來部分成員轉而信仰伊斯蘭，并逐漸獲得重要地位。奧斯曼執政后，重用自家族人，引起不少不滿。圍繞權力、財富分配的問題愈發突出，最終在公元656年，他被反對者攻入府邸所殺。

哈里發之位轉到穆罕默德的堂弟兼女婿阿里身上。阿里在不少虔誠信徒心目中，有極高威望，但他的合法性卻遭到敘利亞總督穆阿威葉的質疑。穆阿威葉同樣出自倭馬亞家族，他以“為奧斯曼報仇”為名，與阿里展開軍事對峙。

在公元657年的綏芬之戰中，雙方戰成膠著，最終引入“以《古蘭經》裁決”的方式，形成“神裁”局面。這個折中做法并未解決問題，反而被一些激進者視為“對真主權威的褻瀆”，阿里陣營內部出現了哈瓦利吉派等極端反對者。公元661年，阿里在庫法清真寺遭刺殺身亡，局勢就此大變。

隨著阿里離場，穆阿威葉順勢取得優勢，并以大馬士革為中心建立倭馬亞王朝，自任哈里發。值得一提的是，他沒有再走協商選舉的老路，而是在公元679年前后明確指定兒子葉齊德為繼承人，將哈里發職位改為世襲。在許多穆斯林眼中，這被看作是從“宗教共同體領袖”向“世俗王朝君主”的明顯轉折。

阿里的兒子侯賽因不認同葉齊德的合法性，選擇起兵反對，最終在公元680年前后的卡爾巴拉戰斗中被擊殺。這一事件，在后來成為什葉派傳統中的重大悲痛記憶。什葉派把阿里及其后裔視為唯一正統繼承人，而支持倭馬亞和其后續王朝的則被稱為遜尼派。自此，遜尼派和什葉派之間的分野成型，成為伊斯蘭內部長期存在的教派裂痕。

倭馬亞王朝依托成熟的軍政組織，迅速把疆域擴展到北非、西班牙、中亞和印度西北等廣闊區域，在公認史實中，這個帝國曾經是當時世界上版圖極為遼闊的政權之一。在這種擴張過程中，耶路撒冷被進一步建設，清真寺、驛站和學堂的修建，讓它在伊斯蘭世界中的宗教地位更加穩固。

教派矛盾、地方壓迫和過度擴張也消耗了王朝的力量。公元750年前后，以阿拔斯家族為首的反對力量推翻倭馬亞政權，建立阿拔斯王朝。什葉派在這一過程中多次參與反對運動，但始終未能掌握最高權力，逐漸轉入長期處于邊緣地位的狀態。教派分裂由此成為此后伊斯蘭歷史中一個持續存在的不穩定因素。

從穆罕默德去世到阿拔斯取代倭馬亞，短短一百余年間，伊斯蘭世界經歷了從部族領袖、四大哈里發、公推制到世襲制的演變。宗教共同體的理想，越來越多地被權力斗爭和家族利益所裹挾。耶路撒冷在這期間雖然并非政治中心，卻因清真寺的修建和“夜行登霄”的記憶，被牢牢固定在伊斯蘭宗教版圖的核心位置。

五、多層圣城與近代戰火：從帝國遺產到中東戰爭

在中世紀漫長歲月里，耶路撒冷不斷在基督教世界和伊斯蘭世界手中易主。十字軍東征、各穆斯林王朝的反攻，都讓這座城市留下了層層疊疊的統治印記。無論誰掌權，圣殿山、西墻、圣墓教堂、圓頂清真寺和阿克薩清真寺，始終被視作三大宗教的重要象征。

到了近代，隨著奧斯曼帝國逐漸衰弱，巴勒斯坦地區落入英國托管之下。兩次世界大戰后，猶太復國主義運動興起，歐洲大量猶太人移居巴勒斯坦，在原本以阿拉伯人為主的土地上迅速擴展人數和勢力。西方列強在中東的政治布局，也使這片地區的民族矛盾更加尖銳。

1947年，聯合國提出在巴勒斯坦地區實行分治計劃，試圖在猶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間劃分各自的國家，并設想對耶路撒冷實行國際托管。對猶太復國主義者來說，這是獲得合法國家地位的機會；對周邊阿拉伯國家和當地阿拉伯居民而言，則意味著失去土地和主導權。多方不滿的情緒在這一方案上集中爆發。

1948年5月，以色列方面宣布建國。緊接著，埃及、約旦、敘利亞、伊拉克等多國軍隊進入戰場，第一次中東戰爭爆發。戰斗在許多地區展開，耶路撒冷自然成為關鍵爭奪點之一。約旦的阿拉伯軍團在老城一帶與猶太武裝發生激烈巷戰，最終控制了老城和東耶路撒冷；而以色列則控制了西耶路撒冷。戰后，這座城市被實質性地一分為二。

這場戰爭以以色列的軍事勝利告終，約70萬阿拉伯居民在戰爭過程中流離失所，成為后續沖突中繞不開的問題。納賽爾等新一代阿拉伯領導人也在這一背景下登上歷史舞臺，埃及1952年的政變，使得中東局勢又多了一個積極尋求改變舊格局的力量。之后的幾次中東戰爭，每一次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到耶路撒冷或周邊地區的控制權調整。

從宗教史的角度看，耶路撒冷早已是三大一神教的共同圣地，任何一方要在此取得獨占地位，都注定會遇到來自其他兩方的強烈反彈。從近代政治的角度看，民族國家的邊界劃分、難民問題以及大國力量的介入，又使這座城市成為各方利益交錯的焦點。宗教情感與現實利益疊加在同一塊狹小土地上，使得矛盾難以簡單化解。

回溯整條脈絡可以看到，猶太人與阿拉伯人在傳說中同出亞伯拉罕之家，卻在現實中因為信仰、土地和政治安排而長期對立；穆罕默德以一位先知的身份，為阿拉伯社會提供了新的精神框架，把麥加、麥地那和耶路撒冷連成一條神圣軸線；倭馬亞王朝及其后繼者在擴張與建設中，將耶路撒冷牢牢嵌入伊斯蘭世界版圖；而20世紀的戰爭，則把這座千年圣城拉進現代民族國家沖突的中心。

千百年來，圍繞耶路撒冷的恩怨糾葛，從來不只是某一方的故事，而是多重記憶、不同經典和復雜政治現實交織的結果。理解這一點，對看清這座城市漫長而復雜的歷史，尤為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