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友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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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光和暖,繁花盛開,盎然生機滿溢大地。這份自然之美,在中國傳統繪畫中比比皆然。展開傳為五代徐熙所作的《玉堂富貴圖》(見圖),石青鋪底,玉蘭、海棠綻放,牡丹攢簇于中,以“玉”“堂”諧音托舉滿紙華貴,以“叢艷疊石”鋪就盛世愿景。然而,一個疑竇油然而生:畫史定論的“徐熙野逸”,與眼前這幅端嚴整飭、密不透風的畫作之間,究竟隔著什么?
美術史將這類裝飾性極強的花鳥畫稱為“鋪殿花”。北宋郭若虛《圖畫見聞志》對“鋪殿花”有明確定義:“江南徐熙輩,有于雙縑幅素上畫叢艷疊石,傍出藥苗,雜以禽鳥蜂蟬之妙,乃是供李主宮中掛設之具,謂之鋪殿花……意在位置端莊,駢羅整肅,多不取生意自然之態”。請注意那句易被略過的“傍出藥苗,雜以禽鳥蜂蟬”。郭若虛是懂徐熙的,即便“徐熙輩”的“鋪殿花”,本就是受李煜之命創作、為宮廷定制的裝飾范式,這位一生布衣的江南處士,依然不肯將筆下的“生意”全然拱手讓出。他會在主花之側畫一莖野草,在華美的縫隙里藏一只野蜂,在整肅的駢羅里留一道透氣的口子。而《玉堂富貴圖》,湖石蹲底,繁花滿布,錦雞徜徉其中,禽鳥綴于枝間,構圖滿密。那條徐熙特意留下的“縫”,被后世的摹手填得嚴嚴實實。
學界多斷此圖為宋代至元代的院體追摹之作,因為透過畫面可以窺見一種典型的“留皮丟骨”的繼承:滿密的構圖被保留,石青襯底被放大,玉堂富貴的吉祥諧音被編碼為一套標準的宮廷裝飾語法,而徐熙用“傍出藥苗”寫下的精神注腳,被當作冗余一筆勾銷。
若問那份丟失的“野逸”究竟是什么面目,上海博物館藏《雪竹圖》則提供了例證。此圖是否為徐熙真跡,謝稚柳與徐邦達曾各執一詞,但它作為徐熙“落墨法”范本的意義,至今無人質疑。北宋沈括《夢溪筆談》記徐熙畫格:“以墨筆畫之,殊草草,略施丹粉而已,神氣迥出,別有生動之意。”“草草”絕非潦草,是不為程式所縛的自由,是直面物象時不被粉本規訓的鮮活。墨色的濃淡干濕之間,藏著畫家面對一竿竹、一片雪時最本真的感受。反觀這幅《玉堂富貴圖》,用筆是典型的院體雙鉤填彩,線條粗細均一,色彩平涂填滿。這不是以寫生之眼照見的生命,而是以原作為粉本復制的符號。
徐熙的“野逸”,從來不在于他畫的是閑花野草還是宮廷玉堂,而在于他看萬物的那雙眼睛。歷來論者,常將“黃家富貴,徐熙野逸”簡化為題材之分,這實在是最深的誤讀。
黃筌父子身居宮廷,所見皆珍禽瑞鳥,畫風工致精嚴,是“應之于手”的宮廷美學范式;徐熙一生不仕,漫游田野園圃,畫風以落墨為格,是“得之于心”的自然體悟。這才是“野逸”的實質:不是畫什么,而是怎么畫;不是技巧的生拙,而是觀看的澄澈。哪怕是畫一幅“鋪殿花”,徐熙也會在嚴格的程式里開一扇窗,讓山野的風透進來。后世的傳摹者,以為“鋪殿花”就是富麗的裝飾畫,可謂是繼承了一副完整的軀殼,卻無法復刻內在的魂魄。
在我看來,這幅《玉堂富貴圖》的價值在于,它似一份跨越千年的反向證詞,讓我們認識到徐熙藝術中最難以言傳的部分。我們今天看它,不僅要看見滿紙的富貴華美,更要看見那份不在場的“野逸”,它因缺席而被銘記,因流失而被追問。
(作者為杭州日報藝術典藏報道部副主任)
《 人民日報 》( 2026年05月10日 08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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