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食的回聲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秦朔朋友圈

作者｜錢 鳴

兩根支柱

2015年春，國內雙創正如火如荼，熱辣滾燙。此時，馬六甲海峽的另一頭傳來一篇訃告——新加坡建國總理李光耀去世，享年九十一歲。

中文世界隨之涌起大量緬懷文字，他生前那段最出名的采訪也再度被反復征引。記者問他：除了多元文化的包容，還有什么成就了新加坡？

李光耀答：空調。他說，空調是“歷史上最重要的發明之一”，它改變了文明的運作方式——沒有空調，熱帶的人只能在清晨或黃昏工作。他上任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給所有政府大樓裝上空調。他說，這是公共效率的關鍵。

李光耀給出的是兩根支柱：

一根叫制度，用以安頓差異；

一根叫技術，用以對抗天時。

冷氣機出現之前，濕熱幾乎從生理層面切割了人類的時間結構——一整天被切成若干可用與不可用的片段：清晨與傍晚尚可運轉，正午近乎停擺。而現代城市的本質，恰恰是一整套依賴整塊時間的系統：行政、商業、港口、金融。

氣候從來不只是背景，而是文明中最安靜，也最不容違抗的約束之一。

2021年夏，我走進儋州的東坡書院，熱到幾乎失去思考能力，一念忽起：在沒有空調的時代，持續理性本身就是一種反自然的行為。

一千多年前，蘇軾在此開堂講學——那不是對流放處境的從容承受，而是在被高溫切割、不斷中斷的時間中，強行維持思考的連續性。

但蘇軾畢竟是例外的個案，文明可以誕生這樣的個體，卻不能大量復制。一座城市是由千萬個普通人運轉的。

如果完全抽去技術這根支柱，在濕熱地區，僅憑制度一柱，一座國際化城市又能撐多久呢？

一艘沉船給過答案。

1998年，印尼勿里洞島海域打撈出一艘九世紀的遠洋商船“黑石號”。它屬于伊斯蘭世界的航海貿易體系，船上滿載唐代中國瓷器，很可能從中國南方港口廣州港裝貨后，駛向波斯灣及阿拉伯世界市場。

它比李光耀把空調裝進政府大樓，早了整整十一個世紀。

那時的廣州，以及后來接棒的泉州，作為國際商港，在季風與洋流之間曾穩定運轉數百年。支撐它們的，并非技術性的“空調”，而是李光耀所指的另一根支柱：制度。

更準確地說，是一種更底層的結構——讓異質文明得以同棲一港、彼此并存的制度性秩序。

就在這條航線上，在廣州港碼頭晝夜不息的裝卸聲里，一個外來的音節被反復傳遞、轉譯、定型，最終凝結成兩個漢字——“大食”。

聽見“大食”的現場

“大食”這個詞的來歷，漢學界早有定論，指的是阿拉伯，古代中國稱阿拉伯世界為“大食國”。自法國東方學家伯希和以來，學者們認定它是中古波斯語Tāzīg的音譯，這個詞后來也衍生出“塔吉克”的族名，現在波斯語寫為Tāzī ????。

但有一件事，始終困擾我。

以今日普通話讀之，“大食”（dà shí）與Tāzī實在對不上。直到有一回，我在廣州街頭的食肆里，聽見有人用粵語說起“大食”——那聲daai6 sik6的短促頓挫，竟與法爾斯語（今日伊朗的標準波斯語）中Tāzī的發音幾乎一樣，一下子恍然大悟，原來一直以來我用錯了發音。（“大食”在今日粵語里多指胃口大、吃得多，與那個歷史詞義早已不相干；但聲音還在。）

為什么是粵語？

唐代中國人第一次為阿拉伯世界命名，并非直接從阿拉伯人口中聽到自稱的Arab，而是透過早已抵達中國的波斯人。Tāzī本是波斯人對阿拉伯人的他稱，由波斯商人攜至廣州，在人際交往之間被反復聽見，最終凝成兩個漢字。

最早接收這個音的，是廣州本地人。他們口中的漢語，是今日粵語的直接前身。粵語保留了完整的入聲——以塞音收尾，短促頓挫。“食”字粵音sik6，普通話里的“shí”早已磨平了這個尾音。用粵音念daai6 sik6，幾乎就是Tāzī。

若以北方官話的語音框架，去審度一段發生在七世紀廣州碼頭的聽覺記錄，自然南轅北轍。粵語并非博物館里的古音標本，它恰恰就是那次跨文化聆聽的在地語言——未曾中斷的現場。

今天的波斯人，還認識當年的 ???? 嗎？

現代波斯語并非一個在全球完全同質的單一形態。譜系上，它隸屬印歐語系伊朗語支之下的西伊朗語組，諸多區域標準（如法爾斯語、達里語、塔吉克語）共享同一古伊朗語源，這也構成了跨區域音形互證的基礎；但在長期分化之后，各地的語音與詞匯演變并不同步。

伊朗的法爾斯語經歷過大幅度的語音軟化，許多古老的音變輕、變短；而阿富汗的達里語與帕米爾高原一側，因為地緣偏僻，反而把古老的口腔質地更多保留了下來。

換句話說，如果你想聽聽唐人當年在廣州碼頭聽見的那個 ???? 最接近原貌的樣子，你不該去德黑蘭，你該去帕米爾高原。

我為此采訪了一位生于帕米爾高原的中國塔吉克族友人。他同時掌握東伊朗語支的薩里庫爾語，以及西伊朗語支的塔吉克語與達里語。他發來一段語音，近似拼音中的Tā Zì。這個發音，與我在廣州食肆里聽到的那一聲“大食”，以及波斯語Tāzī的原始讀音之間，保留著可辨認的同一副聲學骨架。

至此，論證的兩端才真正接合：波斯語世界的Tāzī系統，經由中亞與海上絲路的中介網絡進入漢語語境，而粵語中的“daai6 sik6”，不過是這一漫長轉譯鏈條在南中國海岸的最終沉積形態。

它所指向的，并不是某一種現代方言的偶然相似，而是一條跨越伊朗語世界、中亞通道與中國南方港口的歷史回聲。

緊接著我問他：這個詞在你們日常口語里是什么意思？他的回答繞開了詞典——在達里語口語里，???? 已不再指稱“阿拉伯人”，而是家人見面時的一句日常問候。

那個曾經指認他者的稱謂，在原產地流變成了寒暄；而在漢語這一側，“大食”二字的讀音卻完全停在原位，像琥珀里的一只昆蟲。

聲音，比制度活得長。

只靠一根支柱的國際化城市

在繼續追蹤這個音節之前，不妨先讓它落回地面——落回那兩座在濕熱中運轉了數百年的港口：廣州和泉州。

我在廣州工作生活過，夏天最熱的時候，整座城市像一只巨大的蒸籠，正午走在騎樓下也能汗濕衣背。我至今很難想象——唐宋時期沒有電扇、沒有空調、沒有玻璃和隔熱材料，嶺南的夏天比今天更難熬。在那樣的氣候里，廣州居然長期維持了一座國際化都市的運轉。

這種運轉，不是“華洋雜處”四個字能概括的。它背后是一整套即便放到今天看都相當精密的商業制度。

唐開元年間，朝廷在廣州設置市舶使，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專職的海外貿易管理機構，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同類機構之一。到宋代，市舶使升格為市舶司，職能已經相當現代：丈量船只、估值貨物、抽解征稅、博買官營物資，同時負責外商登記與泊位分配。市舶收入很快成為南宋國庫的重要補充，宋高宗本人說過一句被后世反復引用的話：“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動以百萬計，豈不勝取之于民。”

用時髦的大白話說就是，與其內卷不如出海，外貿這門生意的利潤最豐厚，用來做財政收入可比向老百姓征稅好多了。

更具創造力的是蕃坊。

蕃坊并不是簡單的“外國人聚居區”，而是一項對現代人來說都依然陌生的制度安排：外商在廣州（以及后來的泉州）城內劃出的特定片區聚居，內部由官府任命、通常出自外商中有聲望者的“蕃長”依本族法律與習俗自理——宗教事務、商事糾紛按伊斯蘭教法解決。但涉及中國人或重大刑事案件，仍由中國官府終裁。

這種“商人自治+稅收分享”的結構，本質上是近代自由港與領事裁判權制度的古早版本——這妥妥就是古代的“外貿特區”啊。

與商人一同抵達廣州與泉州的，還有整套伊斯蘭世界發達的商業工具及金融工具。合伙契約qirād（后經地中海傳入歐洲，被視為現代有限合伙制的祖先）讓出資人與出海商人按比例分享利潤與風險；匯票suftaja讓商人不必攜帶大量貴金屬，就可以在巴格達與廣州之間完成資金調度；hawala則建立起跨區域的非正式轉賬網絡。

中國的海上貿易體系在那幾個世紀里，第一次直接接入了歐亞大陸最成熟的商業信用網絡。在唐宋的廣州搞國際貿易，從簽合同、搭伙做生意，到最后分錢結算，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搞錢閉環”；從巴格達到廣州，借錢、投資、匯款，都能像在本地一樣方便，這不就是一個國際金融中心該有的樣子嗎？

如今，你仍可在廣州光塔路（懷圣寺光塔）和泉州涂門街（清凈寺）觸摸這段歷史，感受千年前國際金融中心的脈搏。

在這樣的制度底盤上，蕃坊里的生活才真正有了厚度：諸種文明信仰共存、市舶司晝夜通商、船隊隨季風往返印度洋、外國商人的孩子參加科舉、阿拉伯裔蒲壽庚家族以波斯姓氏代代執掌南宋末年的泉州市舶提舉司——這種權力配置的“跨文明融合”，即便放到今天的跨國公司語境里，也依然卓越。

泉州后來接過廣州的位置，又把這件事延續了四百年。

這在人類文明史上罕見。按李光耀的邏輯，這樣的氣候根本孕育不了高度文明的國際化都市——因為缺了空調這項技術堡壘。但它偏偏逆流而上，僅憑一套制度骨架便運轉數百年，將廣州與泉州托舉為國際商港。

開放與包容的巨額紅利，對沖消解了氣候的先天劣勢。一句話：它們并非戰勝了氣候，而是繞過了氣候——用一整套跨文明的制度安排，在濕熱地帶的物理基座上，硬生生鑿出了兩座本不該出現的國際都會。

一條航線的余音

1998年，印尼勿里洞島海域，一艘用椰殼纖維縫合、沒有一顆鐵釘的木船被打撈出水。它在海底躺了約1170年。

船上裝著超過6萬7千件中國貨物，其中長沙窯瓷器約5萬7千件。這些瓷碗的紋飾里已有椰棗紋、摩羯紋和阿拉伯銘文，說明那時遠在湖南的窯口，就已經在為波斯灣市場做定制了。但這艘船不是中國造的。它是一艘典型的阿拉伯單桅縫合船（dhow），按照9世紀波斯灣通行的造船法建造。

考古學家根據一件“寶歷二年七月十六日”銘文的長沙窯碗推定，它大約沉沒于公元826年之后不久。出發港，是廣州。

| 黑石號沉船出水珍品展”展品 官方圖

這艘船被命名為黑石號。

可以想象那時的碼頭：夕陽西下，當阿拉伯的水手剛把乳香卸在棧橋，波斯商人已在蕃坊鋪開地毯，錫蘭僧侶穿過熙熙攘攘的街市去做晚課，無視路邊販珠寶的天竺佬與泉州牙人正大聲比畫著討價還價。

遠處光塔懸燈，珠江入海口的風里混著宣禮聲、佛寺鳴鐘與市井叫賣。那是9世紀黑石號船員們看到的廣州港——燈塔不僅指引從霍爾木茲穿越馬六甲的航線，也標示一片讓異質文明共存的制度空間。

879年，黃巢破廣州。

按阿拉伯人蘇萊曼及其后續增補者的《中國印度見聞錄》記載，城破之后蕃坊遭受重創，死者甚眾——阿拉伯史料給出的數字（十余萬）一向被學者視為夸張，但蕃坊作為一個制度性存在從此一蹶不振，這一點中外文獻可以互證。

李光耀意義上的第一根支柱——讓不同族群、不同信仰在同一座港口共存的那套安排——在879年的廣州折斷了一次。

蕃坊雖經黃巢之亂元氣大傷，北宋的廣州卻未沉寂。市舶司重新運轉，波斯與阿拉伯商人依舊在珠江口卸貨——宋代文人筆下屢屢出現的沉香、乳香、珍珠、犀角，多由這條商路而來。

1094年，蘇軾貶惠州，距廣州正東三百里。黃巢破城已逾兩百年，但那聲daai6 sik6 并未斷絕，它從唐人碼頭延續到宋代市舶，仍在嶺南的日常里流轉。蘇軾寫下“日啖荔枝三百顆”的同時，想必也聞得到貨船上的沉香飄在海風里。他并非史料里的聲音記錄者，卻是那個時代少有的、從朝堂下到港口腹地的觀察者。

若說七世紀有一位唐人第一次為Tāzī寫下“大食”二字，那么十一世紀的蘇軾，便是仍在這條商路余韻里行走的人。三年后他再貶儋州、揮汗講學——支撐他的不只是個人意志，還有這個南方世界尚未完全坍塌的底噪。

宋元之間，這根支柱遷到泉州重建，延續了將近四百年。如今百家姓中的“蒲”這個姓，一般認為是阿拉伯語名字Abū的漢化音譯——廣州留下了“大食”，泉州留下了“蒲”，兩個聲學化石，來自同一條商路。

但隨后元末的戰亂與明初的海禁合流之后，這根支柱在中國土地上再沒有完整地立起來。從明初到1965年李光耀在新加坡同時立起兩根支柱，中間是將近六百年。

錯置與重構

在這六百年的管道化歲月里，中國從融合退化為單向輸送——瓷器、絲綢、茶葉源源不斷出海，思想和異質性卻不再返航。管道可以輸送財富，但管道里不會誕生國際性大都市，更不會誕生文明層面的創新。

然而，并非所有痕跡都會被管道碾碎。有些聲音反而以錯置的方式存活——原產地的語言把它稀釋進日常，被命名者的語言卻替它守住了最初的形狀。

我做克什米爾披肩研究，也經常發現同一種錯置，只是載體從音節換成了織物。

一條十九世紀的克什米爾披肩里，至少疊著六層記憶。底層有中國云紋的絲路遺韻，其上覆以莫臥兒、阿富汗、錫克、多格拉四代王朝的連續重讀。十九世紀，歐洲的Jacquard織機加入第六層——用穿孔卡片把手工紋樣復制為工業圖案。

蘇格蘭小鎮佩斯利的仿品過于成功，以至于這種源自印度-波斯的古花紋，在英語世界的通名從此變成了“佩斯利”（Paisley）。被仿制者失去了對自己紋樣的指認權。

這與“大食”的回聲形成對照：粵語入聲里的那個音節是無意識保存，是商路偶然留下的錨點；而披肩的錯置更徹底——定義權也被歐洲重構。但兩者背后是同一命題：文明的面貌，有時往往不在自我敘述里，而在他者的錯置里。

創新是Mix

歷史似乎總在等待一個當代的回應。近日追覓CEO俞浩受訪引發熱議，不論爭議，其中一個觀點卻極具穿透力：創新即Mix（融合）。他回憶造訪硅谷一所寺院，喬布斯曾在此禪修。那里日式庭院、漢文匾額、西方住持，傳授的卻是印度禪法。這種文明疊合令他頓悟：創新并非無中生有，而是對已有創造的重新組合與跨界配置。

以此重讀廣州、泉州與李光耀的新加坡，同一套文明邏輯便浮現出來。然而，Mix是脆弱的，它高度依賴差異的流動性。一旦流動停滯，Mix便崩解為管道。

879年黃巢之亂，廣州蕃坊毀滅，是第一次崩解；1366年泉州亦思巴奚兵亂，蒲氏勢力覆滅，是第二次崩解。此后五百年，中國對外貿易并未停止，卻徹底換了形態。

李光耀的回答有歷史分量，正因他同時給出了兩個維度：空調是技術方案，多元包容是制度方案。前者易復制，后者難重建。今天真正稱得上全球樞紐的城市，無一不是這個公式的復現——差異越多，效率越高。

為什么差異能帶來高效？因為每個人都是一塊獨特的“知識模塊”。當城市制度能讓不同的模塊安全、自由地連接和碰撞時，全新的組合與創意就會不斷涌現。模塊的類型越豐富，能拼出的解決方案就越多、越巧妙，整個系統的創造力與效率自然就上去了。

創新是Mix，高質量的文明本質上也是Mix。今天，當我們談論“出海”與“全球化”時，廣州碼頭上的那個音節提供了一面古老的鏡鑒：真正的國際化從來不是單向輸出的管道，而是讓差異持續流動、讓異質彼此聆聽的過程。

反觀當下，大部分“出海”仍停留在管道階段——產品出去，利潤回來，中間沒有異質的碰撞與重組。而那個凝在粵語入聲里的Tāzī，既是上一次Mix留下的聲紋，也是下一次Mix可能響起的伏筆。

當我們追問全球化將向何處去時，不妨先問：能否像唐人那樣，在嘈雜的碼頭辨認出一個陌生的音節，并鄭重地為它命名？下一個音節是什么？讓我們共同期待大食的回聲。

No.6871 原創首發文章｜作者 錢鳴

作者簡介：克什米爾披肩研究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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