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來與東坡跨越千年的隔空對話

（來源：遼寧日報）

轉自：遼寧日報

洪樹

看點

今年2月，茅盾文學獎得主阿來的長篇非虛構新作《東坡在人間》出版，短短一個多月便入選“中國好書”2026年3月推薦書目，引發文壇與讀者界的廣泛關注。

在蘇東坡研究已成一門顯學的今天，在各類東坡傳記、普及讀物層出不窮的市場中，阿來為何還要寫一本關于蘇東坡的書？這部作品又憑借什么脫穎而出？

《東坡在人間》并非一部完整的蘇東坡傳記。阿來將筆墨集中在蘇東坡生命的最后一年：元符三年（1100年）六月自儋州渡海北歸，至建中靖國元年（1101年）七月病逝于常州。這看似極窄的時間切口，卻是一個極深的生命剖面。北歸這一年，是蘇軾對自己一生的“重新審視過程”。他不是在書寫新的篇章，而是回顧宦海沉浮的得失，梳理與故人的恩怨關系，甚至在生命將盡時對那些曾經“插刀”的朋友報以寬恕。

66歲的阿來用了整整一年時間，循著東坡北歸的路線，完成了跨越數千里的行走式寫作，借助蘇軾的書信、日記、唱酬作品及史書文獻，還原其在生命最后一年的言行與思想。

這種“行走式寫作”在傳記文學中堪稱獨樹一幟。大部分傳記寫作都是從文本到文本，而阿來用腳步丈量蘇東坡走過的心路歷程，在所有東坡傳記中具有不可復制的獨特性。在儋州，他尋訪東坡曾居住的“桄榔庵”，想象這位文豪在房漏三遷、缺食斷糧的困境中自釀天門冬酒的淡然日常；在贛州，他駐足于東坡曾等候贛江水漲40余日的碼頭，體會他與昔日政敵劉安世冰釋前嫌、共赴山間挖筍的豁達胸襟。這些實地踏訪的細節不僅賦予了文本以鮮活的地理肌理，更讓歷史與當下在行走中完成了深度的時空對話。

全書在敘事上構建了雙重時間線：一是東坡在元符三年啟程北返至卒于常州的一年；二是阿來從2024年陽春到盛夏循跡而走的半年。兩條線在書中不斷交織、呼應、共振，形成了一種獨特的復調敘事結構。阿來在書中寫道：“我要做的是一個尋跡而至的人。不能偉大，但要靠近偉大；難以曠達，但要盡量闊大。”這種謙遜的追尋姿態，使得全書既是一部關于東坡的傳記，也是一部關于“如何理解東坡”的思想札記，更是一部關于“作家如何向古人學習”的創作手記。

阿來對蘇東坡的解讀最具穿透力之處，在于他提煉出的“系與不系”的精神辯證法。所謂“系”，是入世擔當——蘇軾一生心系朝堂，即便屢遭貶謫，仍教當地人挖井、種田、治病，這份責任感他從未真正放下；所謂“不系”，則是超脫現實的智慧，是他在風暴中錨定自我的精神纜繩。阿來由此揭示了一個被長期忽視的真相：東坡的曠達并非天賦，而是他在苦難面前主動選擇的生存策略，是他在“系”與“不系”之間不斷拉扯、掙扎、尋求平衡的結果。這種精神困境不僅是蘇東坡個人的，也是千百年來中國知識分子的集體心靈史。

正是在這一框架下，阿來對林語堂《蘇東坡傳》所塑造的東坡形象作出了一些修正。在他看來，林語堂將蘇東坡塑造成一個偏安于飲食與詩文間的“美食家”和“文學家”，卻忽略了他最核心的身份——深度卷入變法與反變法浪潮的政治家。阿來多次強調：“理解東坡，不能僅僅停留在文化藝術、生活方式的層面，而要對東坡置身的政治背景有深入了解，只有這樣，才能對東坡的人生沉浮和思想世界有更深刻的認識。”他在書中詳細分析了蘇軾從早年反對王安石變法，到晚年認識到部分變法合理性的思想轉變過程，指出蘇軾之所以不會固執己見，全在于他“愛這個國家以及愛這片土地上的老百姓”。

對于時下流行的“吃貨東坡”“反焦慮達人”等扁平化標簽，阿來在書中也以翔實的史料指出：蘇軾在順利做官的時候，沒有留下一個字說吃的事情；只有在貶謫黃州時，他才研究怎么做豬肉，在儋州則是因買不起整羊肉而吃羊蝎子。這種在極端貧困中尋找生活樂趣的行為，恰恰體現了蘇軾“不放棄任何一點尋找樂趣的機會”的達觀精神，而非后世過度浪漫化解讀中的“天生樂觀派”。

值得一提的是，《東坡在人間》在還原歷史真實方面也做了可貴的努力。阿來堅持立足真實的歷史環境和真實的人生遭遇，去揣摩歷史人物的情感波動和心理變化。他認為，蘇軾的詩詞文章從來都是對現實的反映、對民生的關切、對人生的思考，而非不食人間煙火的瀟灑。這種學術品格，使《東坡在人間》在眾多東坡題材讀物中脫穎而出，呈現出一種既有歷史厚重感又有當下溫度的獨特氣質。

在文體上，《東坡在人間》難以被簡單歸類。它不是傳統的傳記，不是純粹的游記，不是學術論著，也不是散文隨筆——它將這些文體的優長熔于一爐，形成了一種“混成式”的非虛構敘事。阿來將實地調研視為閱讀的一種形式，這種探索呈現為現實場景與歷史場景相互穿插的敘事結構，讓蘇軾的形象越發豐滿立體。

這種敘事的張力在書中隨處可見。在贛江十八灘前，面對湍急奔涌的江水，阿來瞬間體會到“十八灘頭一葉身”詩句背后深切的孤獨與艱辛。正如他自己所說：“僅靠文字記載難以體會其中心境，唯有站在贛江險灘前，才能真正讀懂詩句背后的艱辛。”這些行走中的體悟，不是對史料的復述，而是作家用自己的生命經驗與古人的生命經驗發生的直接碰撞。

阿來以蘇東坡穿越半個中國的行程為線索，串聯起他宦海沉浮之后尚羈絆于心的為官、為人、為文的人生片段，讓我們看到的不僅是“一蓑煙雨任平生”的蘇東坡，還有“此心安處是吾鄉”的蘇東坡，以及“點點是離人淚”的蘇東坡——這才是一個完整的、可感可觸的蘇東坡。

阿來的文字風格在書中也展現出獨特的魅力。他兼具博物學家的觀察力與詩人的感受力，既能在歷史細節的考辨中保持學術的嚴謹，又能在行走的感悟中流露詩意的溫情。書中手繪的“東坡北歸行跡圖”，清晰標注了跨越千里的生命旅程，成為獨特的視覺符號。此外，兩個“66歲”的暗合也為本書增添了一種難以復制的生命共鳴——東坡北返已過花甲之年，阿來寫東坡時也在相同的年紀。阿來在書的后記中說：“我能感到他心底里萬千波瀾，筆底下無限江山。”這種同齡文人之間的共情，是任何案頭研究都無法替代的。

阿來通過蘇東坡這個千年文化符號，完成了一次跨越時空的文化尋根與精神共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