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默教授錢玄同:新文化運動中的急先鋒,號召廢除漢字并試圖用西文取而代之
1930年初秋的一個午后,北京師范大學文科教室里忽然爆出笑聲。錢玄同舉著粉筆,比畫女藝人掉了門牙后如何把“十五”說成“十母”,再示范牙齒修好后“十七”的開口音。黑板上卻已寫滿拼音、拉丁字母和橫排句式。學生大樂,事后才意識到,這一堂看似玩笑的語音課,其實暗藏他對“漢字革新”的伏筆。
倒回去看,錢玄同并非天生叛逆。1887年,他出生在浙江鹽官,一座古意盎然的小城。父親年逾花甲才得此子,家中滿壁經史,規矩極嚴。少年錢玄同背四書五經毫不費力,字帖也寫得端正。12歲那年父親病逝,家道稍有動搖,卻還談不上激變。真正的轉折在1903年:他收到朋友方青霜送來的兩本禁書——《駁康有為論革命書》和《革命軍》。夜深油燈“哧哧”作響,他邊翻邊拍案:“有理!”翌年,17歲的他叫來剃發匠,關門一聲令下,“把辮子剪了!”這一剪,剪掉的不只是發辮,也是對清廷最后的敬意。
剪辮之后,錢玄同漂洋過海赴日留學,先后聆聽章太炎、崔適講經說史。旁人只見他手握《說文》,卻意在拆解文字牢籠。日本書肆里琳瑯滿目的西式教材給了他新的方向——若文字不改,中國人難免困于繁復筆畫而寸步難行。回國后,他與陳獨秀、胡適在1915年創辦的《新青年》合流,開始了聲勢浩大的文字與思想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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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新青年》缺稿。那時魯迅正蹲在紹興會館摹寫漢魏古碑,心灰意懶。錢玄同登門連勸三次,末了拋下一句:“悶死總不是法子,寫點東西叫人醒醒。”魯迅終于捧出了《狂人日記》,白話小說由此開閘。緊接著,他與劉半農合演“王敬軒—半農”雙簧:前者以文言痛斥白話“粗鄙”,后者再用白話逐條反擊。一來一往,守舊派林紓也被卷進論戰,全國目光一起聚到這本薄薄的小冊子上。
錢玄同說自己“最怕溫水煮青蛙”,所以口號必須猛。他在北大講壇高呼:“打倒國粹,廢除漢字!”聽眾嘩然,他卻不改口:“字形太繁,文意難通,不下一針強心劑,何以救亡圖存?”這番極端言論招來鋪天罵聲,但同一年,他又提交“漢字簡體方案”和“橫排標點建議”。外界只記得他的激烈,卻常忽略他把標點、阿拉伯數字以及拼音推廣到課堂和報紙的細致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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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激之外,他的幽默同樣出名。1927年剛過40歲,他忽然宣布“人到四十當成仁”,還策劃《錢玄同成仁專號》,托朋友撰寫挽聯。南方一家報紙誤以為真,提前刊登訃告,讀者紛紛致哀。他抱著報紙大笑:“活人先看自己的悼詞,也算開了先例。”四年后又與語法學家黎錦熙閑聊詩集書名,自嘲道:“44歲寫《四四自思辭》,55歲就《五五吾悟書》,活到77歲呢?那就《七七戚戚集》罷。”玩笑背后,卻是日日伏案的校勘與字表研討。
進入抗戰時期,他的身體每況愈下。朋友求助,他仍替李大釗的子女籌路費,往返奔波。1939年1月17日清晨,病危通知送到北平德國醫院,醫師束手無策。52歲的他未等到自己設想的“七七戚戚集”,生命驟然劃句號。靈堂旁,一紙訃告寫得簡單:“國文教授,文字改革倡議人,盡瘁而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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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他的一生,傳統經學根底深厚,卻敢把這傳統連根剜開;語氣尖刻,卻又用課堂趣事吸引年輕人;主張“廢字”,最終卻落在“改字”的實務上。許多新式標點、簡體字的萌芽,都能在他的手稿里找到最初痕跡。風格固然凌厲,可正是這股凌厲,才讓急流勇進的年代多了一聲警報,也多了一條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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