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維和：通識教育與大學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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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通識教育會超越人文主義與科學主義相結合的傳統結構，形成一種更具包容性的新的知識生態；它會超越知識存在與流動過程中的市場取向，而獲得一種共有利益更大的公共性；它也會超越單純實證性的評價標準，而生成一種思想性和體驗性的價值取向。

“十五五”期間，中國高等教育改革發展承擔了巨大的歷史性責任，面臨著諸多緊迫且重要的任務：教育科技人才一體發展體現了新的發展模式，高等教育的分類改革意味著不同學校的重新定位，學科專業設置的改革需要結合經濟社會發展與科技進步而適時調整；創新人才培養的要求讓高等學校的課程體系、教育教學方法和評價標準等，正在經歷著系統性變革，人工智能的挑戰迫使大學教師不得不對自身價值和功能進行深刻反思，而勞動力市場日益嚴峻的就業壓力，讓昔日天之驕子的大學生也平添了幾分焦慮……對此，高等教育改革必須直面現實，進一步密切與社會經濟發展和科技進步的聯系，自覺地投身于時代發展大潮，積極主動地參與中國式現代化建設。

然而，越是在這種壓力巨大的時候，高等教育對時代挑戰的回應恐怕越需要重新對某些基本問題進行理論性反思，從而能夠從歷史中獲取經驗和智慧，對現實挑戰作出更加明智和科學的回應。而通識教育則是這樣的基本問題之一。歷史和事實充分證明，通識教育的議題總是高等教育回應時代要求與改革發展的重大歷史性節點中的“常客”，或者說是高等教育改革和轉型中的標志性議題。對通識教育的歷史回眸和時代審視，能夠為進一步拓展和深化高等教育改革提供基礎性的啟發和創新性的思路。

歷史的經驗

歷史的經驗充分反映了通識教育與大學改革的密切關系。例如，19世紀中后期，英國教育家、時任大學校長紐曼在《大學的理念》一書中倡導紳士教育和人文教育。進化論者赫胥黎則強調科學教育，認為傳統的人文教育已經過時。兩者的碰撞和交流，作為高等教育史上最經典、最核心的一場大辯論，其歷史背景恰恰是工業革命和科技發展的浪潮對人才需求和大學變革的挑戰。他們的討論和觀點以及由此所產生的影響，直接回應了當時工業革命和科學發展對傳統大學的挑戰。它在某種程度上構建了通識教育的基本框架，推動了大學的改革發展，也構成了古今中外高等教育發展的內在張力。

1959年，英國學者C·P·斯諾（Charles Percy Snow）在劍橋大學瑞德講座（Rede Lecture）所作的報告《兩種文化與科學革命》，同樣是時代發展與社會文化的矛盾在高等教育領域的回響。面對冷戰時期世界政治和軍事格局，以及西方社會所存在的科技進步與人文價值的巨大張力對大學的影響，C·P·斯諾提出“兩種文化”的著名命題，正是對這一時代困境的直接回應。當時社會和文化領域日益激烈的思想沖突和分裂，特別是知識界以古典人文教育為背景的傳統精英階層與掌握現代科技的科學家群體之間互不理解、相互隔閡，在價值觀念、思維方式與社會認知上的嚴重對立，對大學教育產生了嚴重的影響。斯諾認為，這種人文文化與科學文化的分裂，不僅阻礙個體完整發展，更削弱國家應對現代社會問題的能力，威脅自由社會的理性基礎。這一論斷直指工業化與科技時代高等教育的根本缺陷，成為推動文理融合與通識教育改革的重要理論資源。而當時哈佛大學關于通識教育的“紅皮書”及其影響，也反映了通識教育與大學改革之間的關系。

無獨有偶，中國高等教育的歷史及其若干公案也反映了通識教育對大學改革的意義和功能。其中“科學與玄學的論戰”便是一個代表。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以后，中國社會傳統價值體系面臨極大的危機。新文化運動的發展，特別是“德先生”與“賽先生”的思想觀念，使得中國文化出現了一次歷史性的“轉身”。1923年爆發的張君勱與丁文江“科玄論戰”，正是在這一傳統信仰危機、西方思潮涌入、救亡與啟蒙交織的社會背景下產生的一次文化論爭。張君勱代表強調生命意志和精神價值的人文立場，認為人生觀超越科學范疇；丁文江則代表信奉科學萬能的科學派，主張以科學統攝人生觀與社會改造。這場論戰與大學的改革具有直接關系。它始發于清華大學，并很快演變成全國知識界和教育界的熱點話題，引發了高等教育的改革發展，深刻影響了中國近代教育和文化發展的走向。

清華老校長梅貽琦先生在發表于1941年的《大學一解》中關于“通才為本、專識為末”的論述，則從另一個角度回應了社會經濟發展與科技進步對大學改革的要求。他主張大學教育重心應在通而不在專。而在20世紀30—40年代，這一思想正是對當時國家危亡、教育功利化、人才結構失衡等多重時代困境的深刻回應，其本質是在國家危亡與教育功利化的夾縫中，堅守大學的本質和人才的長遠價值。他反對將大學降格為職業訓練所，主張以通識教育筑牢人格和思維根基，再以專業教育服務社會。這一理念至今仍是現代大學教育的重要參照。

現代的案例

通識教育與大學改革之間的這種相關性在現代社會同樣具有各種新的案例。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中國大學人文素質教育的興起，也是大學改革對時代背景和要求的一種回應。當時，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逐步建立，社會對人才的需求從單純專業技能轉向綜合素養與價值觀念并重。以往高等教育中學科和專業面向狹窄、輕人文、重科技、輕素質的弊端在當時日益凸顯，部分大學生出現人文知識薄弱、價值觀念模糊、社會責任感不足等問題。與此同時，科技快速發展與現代化進程不斷推進，也促使社會反思技術理性與人文精神失衡的現象，呼喚教育回歸人的全面發展。在國家層面，1998年4月10日發布的《關于加強大學生文化素質教育的若干意見》提出，“我國高等教育存在著單科性院校較多，文理工分家，專業設置過窄，單一的專業教育思想和教育觀念突出，功利導向過重，忽視文化素質教育等問題。研究解決這些問題，是當前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任務之一”。由此，大學人文素質教育在回應時代需求、彌補教育短板、落實立德樹人根本任務的多重背景下迅速興起，成為我國高等教育從專業教育向素質教育轉型的重要標志。

同樣，20世紀歐洲的通識教育在回應經濟全球化、市場化和功利主義的挑戰中，以理念調整、課程重構、功能轉向，持續回應時代挑戰：它們從傳統精英教養，轉向強調人文精神、道德反思、批判思維，反思工具理性和極端民族主義，特別是通過哲學、歷史、社會理論課程，為戰后民主制度重建提供價值支撐，培養具有獨立思考能力、拒絕盲從的現代公民。通識教育以全人教養為依托，強調基礎學科和人文素養，防止人被簡化為技術工具，通過廣泛的人文、社科、科學教育，培養兼具專業能力與社會責任感的人才，以服務國家重建與現代工業社會運行。通識教育堅持批判性思維、創新能力、倫理判斷、跨學科視野等不可替代的能力，強調人文價值和數字倫理、可持續發展，倡導平衡經濟效率與人的發展之間的反差。在服務國家重建、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的過程中，通識教育又不斷反思和約束技術、市場與權力的過度擴張，成為歐洲現代社會穩定、文明延續的重要教育支柱。而當年斯諾關于兩種文化的討論至今仍然余音繞梁，在世界范圍內持續影響著大學及其通識教育的改革發展。

通識教育的變革

顯而易見，通識教育始終是高等教育回應時代轉型、價值傳統和文明困境的核心議題。在國內外社會經濟發展與科技進步的關鍵性歷史時期，通識教育在高等教育改革發展中是絕不會缺席的，而且都與當時的社會經濟發展、科技進步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同時，通識教育本身也在這種回應中得到進一步改革和發展，極大地推動、影響和改變著高等教育的形態、文化和品格，幾乎成為高等教育改革發展的重要抓手和動能。這便是高等教育發展的歷史邏輯和內在規律。這種歷史的啟示對今天中國高等教育回應時代的要求和挑戰，是非常重要的。

歷史的經驗和現代的案例表明，通識教育的價值及其對大學改革的意義，不僅在課程形態和教育模式改革層面，更重要的是對知識觀的審視和變革，這是通識教育的核心內涵和根本價值。面對21世紀以來科技革命特別是人工智能技術對社會經濟發展和科技進步的全面挑戰，面對經濟全球化背景中產業鏈、供應鏈和價值鏈全面重組的壓力，在教育與社會之間相互關系的重構中，新時代的通識教育需要反思以往的知識觀，對21世紀知識的存在方式和流動機制、知識形態的發展及其特點提出新的看法，努力形成新的知識理論。它需要進一步分析人文和科學兩種知識本身的變化，探究兩者之間對立和張力的時代內涵，還需要深入探討和總結創新人才的文化素養和知識結構等。更核心的是，新時代的通識教育需要接續歷史發展的脈絡和軌跡，對社會經濟發展與科技進步過程中知識發展的新的時代特點進行全面思考和研究。

這種對知識觀的探討也正在成為國際學術界關注的對象。作家約翰·霍根在1996年出版的《科學的終結：在科學時代的暮色中審視知識的限度》中，針對知識的發展探討了兩個問題：科學中的重要問題是否都已經得到解答，科學的現狀是否標志著人類歷史的決定性階段。他采訪的有些科學家認為，目前的知識是有限的，科學的進步正在走向終結。其中，哲學家諾姆·喬姆斯基便把科學分成兩類，“有些問題起碼可能是有解的，有些問題則是神秘的、無解的”。在喬姆斯基看來，有些科學領域已經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而有些領域則毫無進步可言。他說，在這些領域，“我們甚至連膚淺的觀點都談不上”。實際上，喬姆斯基走得更遠，他在自己1988年出版的著作《語言和有關知識的問題》中寫道，“人們從小說中了解到的生活和人性很有可能（甚至是必定）仍將遠遠多于他們從科學心理學學到的東西”。這些都從某種意義上暗示著一種呼之欲出的新知識觀及其對通識教育的影響。

實事求是地講，這種知識觀的研究和探索，目前只是國內外學術界一個初見端倪的重要議題，但它們對通識教育和大學的改革發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人工智能的啟示

數字技術和人工智能的發展已經為通識教育的改革發展提供了典型的經驗和案例，也越來越清晰地展現了21世紀以來高等教育面對新的制度變革和技術創新所暴露出來的內在矛盾，進而直接或者間接地揭示了知識發展可能具有的新特點。

雖然人工智能本身仍然是一種猶抱琵琶半遮面的狀況，但它的迅速發展及其現實意義和客觀影響，已經超越了單純技術和自然科學的領域，滲透在社會經濟政治和科技文化等各個領域，逐漸成為一個社會現象和公共話題。學術界對它的探討和研究也日益深入，形成各種有見地的觀點。根據學者穆斯塔法·蘇萊曼的看法，人工智能技術至少具有與以往技術浪潮不同的關鍵特征，即“它們本質上具有通用性，因此可以得到多元應用；它們具有超級進化性；它們的影響具有非對稱性；在某些方面，它們還呈現出日益提升的自主性”。這些特征從整體上正在逐漸改變20世紀以來單純以個體化、技術化、實證化為特征的知識表現形式和內在結構，并且融合了科學與人文等諸多領域的知識要素，形成了如今的各類大模型和操作性軟件、程序的知識基礎和內在邏輯。更重要的是，人工智能本身所具有的這種知識特點和結構，以及各類生成式大模型和客戶端所具有的形式和內涵，已經逐漸超越傳統知識形態的框架和邊界，正在突破以往知識生成和發展的分類模式、集成方式，而且開始顛覆某些既定的思維方式和評價標準，等等。更重要的是，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已經不僅僅具有某種工具的形態，也并不只是代理的角色，它正在改變人與外部世界的關系，改變人與人之間的交往方式，改變整個社會經濟的存在形式，等等。同時，人工智能還逐漸地改變著人們反思自身的方式。質言之，人工智能將使現代知識獲得某種新的存在方式、流動方式和發展方式，進而使通識教育和教育系統發生根本性變化。

目前，對新時代通識教育提出系統的看法為時尚早，但可以預期的是，這種通識教育會超越個人主義，而具有更廣泛的群體性；它會超越人文主義與科學主義相結合的傳統結構，形成一種更具包容性的新的知識生態；它會超越知識存在與流動過程中的市場取向，而獲得一種共有利益更大的公共性；它也會超越單純實證性的評價標準，而生成一種思想性和體驗性的價值取向；等等。可以預期的是，新的通識教育將賦予知識某種新的形態，讓大學展現新的模樣，并成為引領社會經濟發展和科技進步的戰略性力量。

大學改革應該高度重視通識教育。

（作者：謝維和，系清華大學原副校長、文科資深教授）

本文來源｜《中國教育報》2026年05月0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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