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易于：歐陽修的三百字，助其名垂青史

（來源：新安晚報）

轉自：新安晚報

　　昭化古城今貌

　　何易于，唐朝末期官員。宋人歐陽修在編撰《新唐書》時，依據唐人孫樵寫的《書何易于》，為何易于作傳記，列入“循吏傳”。傳記中稱“不詳何所人及所以進”，即不知道何易于是哪里人，也不知道何易于是通過什么途徑入仕為官的。但是，短短三百來字的“傳記”，讓我們至今仍能領略這位“循吏”不圖私利、不求官位、只為百姓謀利益的可敬形象。

　　我們從何氏相關“族譜”中得知，何易于是廬江（今屬合肥市）人。唐文宗時期（826-840年），他在利州益昌縣（今四川廣元市昭化區）擔任縣令。唐武宗會昌年間（841-846），調任綿州羅江（今四川德陽羅江區）縣令。

　　何易于心中只裝著老百姓，沒有官架子。上司來了，不逢迎；對百姓，親如家人，這是有詳實記載的。

巧妙阻止上司巡游

　　益昌縣位于嘉陵江南岸，距離下游的利州州治大約四十五華里。當時的利州刺史崔樸，喜歡在春暖花開的季節，溯江而上，沿江觀景。唐朝刺史是一州最高行政長官，也就是說，崔樸是何易于的頂頭上司。

　　這一天，崔刺史又乘船而來。由于尚未到豐水季節，容易擱淺，崔刺史的船只進入益昌縣境，即要求民夫背纖。江河背纖，歷來是又重又險的活兒。

　　崔樸發現何易于竟然出現在背纖的民夫中！只見何易于將官笏插在腰間，赤腳跋涉。崔樸問何易于：“何縣令，你怎么下水背纖呢？”何易于說：“時下正是春耕季節，老百姓不在地里耕田，就在山上種桑。農活兒都是要趕季節的，不可耽誤。正巧衙門里有點兒閑，我又是您的屬下，就過來背纖了。”

　　崔樸又問：“你把官笏帶在身上干啥呢？”何易于答：“謹聽您的指示啊。”

　　官笏，又叫朝笏、笏板，是古代官員上朝、上班時，帶在身上隨時記事的長條形小木板，相當于現在的“備忘錄”。笏板上，寫著奏報事項要點。同時，也是記錄皇上、上司口頭指示（皇帝的稱“口諭”）的“記事板”。官員上朝、上班，雙手捧笏，執于胸前。也就是說，非上朝、上班，官員們一般是不帶官笏的。

　　“纖夫縣令”的言行，使崔刺史很受感動，他與幾名同行者當即棄船上岸，騎馬回程。

　　益昌縣不大，何易于經常走基層。遇到老人去世，家窮無力辦喪事的，何易于就拿出自己的薪水，悄悄吩咐下屬去幫助喪戶。到了老百姓交租稅的時候，何易于看見有白發老人，就一定挽留供飯，并詢問他們對官府的意見。老百姓到衙門來告狀，何易于就親自坐審，動之以情、曉之以理。對于小錯小過者，規勸說教；犯大惡者，則重杖伺候，且不論官司大小，一律當場結案，從不將罪犯移交獄吏，因此，他在益昌縣做縣令期間，監獄一直是空的。

為民生計焚毀詔書

　　作為縣令，很難干出驚天動地的“大事業”，但為老百姓謀福利沒有小事。何易于為了保護老百姓利益，就曾經冒過革職、坐牢甚至殺頭的風險。

　　益昌縣地處沿江山區，境內除了稻桑，還有茶樹。何易于在任時，鹽鐵官奏請朝廷征稅，唐文宗下詔：凡是產鹽、鐵、茶地區，官員必須上報，不得隱瞞；官府依產征稅。違者重罰。

　　詔書下達后，張榜告示。何易于看見后，說：“即便不征茶稅，益昌縣老百姓生計已舉步維艱；再征茶稅，還有活路嗎？”說畢，指令差役去鏟除告示欄上的詔書。差役很為難，說：“明府大人，鏟除詔書的罪過，比隱瞞種茶的罪過還要重！我要是按您說的去做，是要丟掉性命的；到那時，您至少也會被流放到天涯海角啊！”

　　何易于聞言，道：“我難道會為了自己的‘前程’，來讓益昌縣老百姓逃荒要飯？當然，我也不能牽累你們。”說完，就自己去衙門外，將刻著詔書的告示欄一把火燒掉了！

　　益昌縣所屬的山南西道觀察使聞聽此事，立即予以調查，發現何易于確實干了這件事，但他并沒有私心，純為民利，談不上對朝廷規定的仇怨，而且“毀詔”之后，民心安定。觀察使破例，沒有彈劾何易于。可見，這位觀察使也是以百姓利益為重的父母官。

　　于今觀之，何易于“毀詔”的手段確實不必提倡，但是，他以民生為重的為官理念，是值得點贊的。

生未逢時仍青史留名

　　何易于之所以能青史留名，說來頗為偶然。

　　唐武宗會昌年間，何易于已經調任綿州羅江縣令，行政風格一同于益昌時期，因此頗得民心。當時，綿州刺史裴休巡視羅江，對何易于的廉潔儉約極為贊賞。848年，裴休升為御史大夫，權勢炙手可熱，但何易于仍未得到提拔和重用。隨后，裴休升任宰相，但何易于的官職一直沒有變化。

　　當然，目前沒有資料顯示裴休升任御史大夫及宰相時，何易于是否健在。但文獻記載何易于在地方為官時，有高官過境，一無所贈，因此一生“仕途不顯”。他的事跡得以流傳，緣于會昌五年（845），中書舍人孫樵途經益昌縣，聽說了何易于的官聲，寫了一篇《書何易于》。在這篇僅五百余字的短文中，表達了對何易于為官為民品格的好評，并慨嘆其“生未逢時”，但死后“必名于世”。

　　孫樵的這篇短文，流傳到北宋時被歐陽修看見。歐陽修在編修《新唐書》時，精簡這篇短文，撰寫成何易于“循吏傳”，僅三百余字。但是，何易于名垂青史又是必然的。“當官不為民做主，不如回家賣紅薯”，老百姓心中有桿秤。當官能記住老百姓的，老百姓也會記住他。

　　就目前看，這位安徽籍名宦的身世資料很少；其“以民為本”的執政理念及相關政績，也未引起足夠重視。當年，歐陽修在其傳記中說“不詳何所人及所以進”；如今，九百多年過去，我們也僅僅弄清了其“何所人”的問題；至于其“所以進”，仍然不知道。

　　何易于的家世如何？其成長經歷如何？他的執政理念不會是“天生”的，那到底是怎么形成的？本文權作引玉之磚，希望引起更多人的關注。

　　因為《新唐書·何易于傳》篇幅不長，姑且全文附錄于下，以備有心者參考：

　　何易于，不詳何所人及所以進。為益昌令。縣距州四十里，刺史崔樸常乘春與賓屬泛舟出益昌旁，索民挽纖，易于身引舟，樸驚問狀，易于曰：“方春，百姓耕且蠶，惟令不事，可任其勞。”樸愧，與賓客疾驅去。

　　鹽鐵官榷取茶利。詔下，所在毋敢隱。易于視詔書曰：“益昌人不征茶且不可活，矧厚賦毒之乎？”命吏閣詔。吏曰：“天子詔，何敢拒？吏坐死，公得免竄邪？”對曰：“吾敢愛一身，移暴于民乎？亦不使罪爾曹。”即自焚之。

　　觀察使素賢之，不劾也。民有死喪不能具葬者，以俸敕吏為辦。召高年坐，以問政得失。凡斗民在廷，易于丁寧指曉枉直，杖楚遣之，不以付吏，獄三年無囚。

　　督賦役不忍迫下戶，或以俸代輸。饋給往來，傳符外一無所進，故無異稱。以中上考，遷羅江令。刺史裴休嘗至其邑，導侍不過三人，廉約蓋資性云。